《长恨歌》诗句解读辩说

《长恨歌》是中唐时期白居易写的一首非常著名的长篇叙事诗。该诗以唐代安史之乱为背景，以唐玄宗李隆基和杨贵妃的爱情为表现对象，在开头暗讽唐玄宗李隆基荒淫误国的主题思想引导下，中间部分转而走向对李杨爱情的同情，体现了诗人的心理创作历程，从而使诗歌更多呈现的是一段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该诗非常善于描写刻画人物的心理，杨贵妃惨死马嵬坡之后，唐玄宗形单影只，孤独凄凉，诗歌中“峨眉山下少人行，旌旗无光日色薄”“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等句对唐玄宗的心理刻画得非常细腻，文章末尾“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写了唐明皇与杨贵妃在天上相见后所发誓言，但是对这些句子，从宋代到清代，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和争议。

对“峨眉山下少人行”句，宋代不少文人提出了质疑，如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言：“白乐天《长恨歌》云：‘峨眉山下少人行，旌旗无光日色薄。’峨眉在嘉州，与幸蜀路全无交涉……此亦文章之病也。”[1]范温《潜溪诗眼》也持同样观点：“白乐天《长恨歌》，工矣，而用事犹误。‘峨眉山下少人行’，明皇幸蜀，不行峨眉山也。当改云剑云山。”[2]范温不仅指出该句“峨眉山”不符合历史史实，并且指出了修改的方法，将“峨眉山”改为“剑云山”。

与此相同的还有对“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的解读，范温言：“‘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长生殿乃斋戒之所，非私语地也。华清宫自有飞霜殿，乃寝殿也。当改长生为飞霜，则尽矣。”[3]指出唐玄宗和杨贵妃私语于长生殿是不合史实的，并建议将长生殿改为飞霜殿。程大昌《续考古编》：“乐天《长恨歌》曰：‘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案华清宫有长生殿，盖祀神祈年之所。又玄宗常以十月幸华清，是七月七日亦不尝在华清也。前辈因此疑乐天讹误，此不然也。长安大明宫有长生殿，武后疾病居之。张柬之等诛二张，入至长生殿见太后。则不在华清也。肃宗崩于长生殿。”[4]到了明代杨慎，对这一问题又加以论证：“范元实（范温字）《诗话》：‘白乐天《长恨歌》，工矣，而用事犹误。峨眉山下少人行，明皇幸蜀，不行峨眉山也。当改云剑云山。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长生殿乃斋戒之所，非私语地也。华清宫自有飞霜殿，乃寝殿也。当改长生为飞霜，则尽矣。’按郑贰督蜓裘拧肥：‘金沙洞口长生殿，玉蕊峰头王母祠。’则长生殿乃在骊山之上，夜半亦非上山时也。又云：‘飞霜殿前月悄悄，迎风亭下风tt。’据此，元实之所评信矣。”[5]

张戒在《岁寒堂诗话》中则对“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提出质疑：“此尤可笑，南内虽凄凉，何至挑孤灯耶？”[6]如果说张戒还说得比较含糊的话，邵博在《邵氏闻见后录》中则批评得更为明确：“白乐天《长恨歌》有‘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之句，宁有兴庆宫中，夜不烧蜡油，明皇帝自挑尽者乎？书生之见可笑耳。”[7]

以上认为唐玄宗逃往蜀地时并没有过“峨眉山”，故“峨眉山下少人行”不合史实；长生殿为祀神祈年、斋戒之所，不应为李杨私语之所；明皇贵为天子，宫中一般使用蜡烛，故“孤灯挑尽未成眠”不符合明皇皇帝身份，属于不当之词。笔者认为，对于该类诗句的解读，以上观点过度拘泥于事实与历史的真实性，忽视了诗歌应有的想象性和虚拟空间，是极不恰当的。

诗歌是人类精神世界的组成部分，是人类艺术中以语言来表达精神活动尤其是情感和情绪的一种艺术方式，而艺术与生活密切相连，但又高于生活之上，以生活的世俗现象与认识去解读诗歌未免会出现偏差。这是因为，在诗歌创作过程中，人的心理因素不容忽视。在心理因素中，构成要素之一就是想象，通过想象乃至虚构艺术对象完成自己的思想表达。峨眉山是浓缩了一定文化因素的蜀地代表景物，白居易在这里使用，实质上是泛指唐明皇所经蜀地景色，并不是实指。如果诗歌中所涉地名都需要考证其去过与否，那么，“忽闻海上有仙山”的仙山岂不大谬特谬了？同理，长生殿也是以宫中地名来指代唐玄宗和杨贵妃约会之处，已经有了泛指的意义，至于“孤灯挑尽未成眠”，其重点在于突出唐玄宗的孤独和因思念而难以入睡的状态，突出唐玄宗的思念之切、思念之苦，如果关注点在于皇上是否亲自挑灯，则有舍本逐末之嫌。近代学者对此都予以辩证，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中言：“此诗实作于元和五年乐天适任翰林学士之时，而禁中乃点油灯，殆文学侍从之臣止宿之室，亦稍从朴俭耶？至上皇夜起，独自挑灯，则玄宗虽幽禁极凄凉之景境，谅或不至于是。文人描写，每易过情，斯固无足怪也。”[8]程千帆先生在《古诗考索・读诗举例》言：“我们设想，如果作者如实地反映了当太上皇不眠之夜，生活在一个红烛高烧、珠围翠绕的环境里，还能够像《长恨歌》这里所描写的那样成功地展示他的精神状态吗？文学欣赏不能排斥考据，不能脱离事实，可也不能刻舟求剑，以表面的形似去顶替内在的神似。”[9]

以现实的存在、考据的方式解读诗歌会抹杀诗歌的特征，这样的解读方式是由一定的思维方式决定的，这种思维方式能引起人的许多思考。

首先，这种思维方式忽视了诗歌“虚实相生”的特征。在中国古典诗歌中，虚实相生是意境构成的结构特征，实境是客观世界中存在的事物，而虚境则是以实境为基础诱发开拓的饱含作者审美理想、审美情感的艺术想象空间。诗歌如果只写实境的话就会缺乏可开拓的世界，而没有了艺术性。老子在《道德经》中言“有无相生”，运用到中国传统艺术中就是要求艺术品要有空白、虚无的部分，这样才能容纳大有，体现在诗歌中就是要有虚境。“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中，“挑孤灯”只是诗人想象中的一种虚境，借以表达主人公缠绵悱恻的心理，而并非实境。宋代王懋在《野客丛书》中言：“诗人讽咏，自有主意，观者不可泥其区区之词。《闻见录》曰：‘乐天《长恨歌》：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岂有兴庆宫中夜不点烛、明皇自挑灯之理？’……仆谓二词正所以状宫中向夜萧索之意，非以形容盛丽之为，固虽天上非人间比。使言高烧画烛，贵则贵矣，岂复有长恨等意邪？观者味其情旨斯可矣！”[10]所言极是。

其次，这种思维方式忽视了诗歌中人物的审美内涵。在中国古典诗歌中，人物形象的出现往往会超越其现实中的形象，而是经过了诗人的再创造，成为诗歌中的审美形象。在《长恨歌》中，唐玄宗的形象已经远远超越了现实本身，被赋予了诗人的审美理想和审美感悟。从现实本身的角度来说，唐玄宗是值得批判的，他违背了道德伦理，为了一己之欲置国家、百姓于不顾，从诗歌的开头就可见对现实中的唐玄宗的讽刺：“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如果诗歌朝着这个方向写，会成为一首写实的现实主义诗歌，但是，在后面的部分，白居易在创作心理的指引下，将该题材推向了一个更高的层次，那就是表达人类的自我角色和社会角色之间矛盾的困惑，唐玄宗身为皇帝，本该安社稷、抚黎民，但他为了追求个人的欲望抛弃、背离了自我的社会责任，在个人欲求与社会期待之间，人该何去何从？白居易在《长恨歌》中的唐玄宗身上寄予了自我这样的思考，所以，站在现实的唐玄宗形象立场上去理解诗歌中的字词会出现问题，唐玄宗是进入审美视野的审美人物，而不是现实中那个真真切切的皇帝。

同理，我们也可以沿着这样的思维方式去理解地理意象“峨眉山”“长生殿”。“峨眉山”“长生殿”在诗歌的行文氤氲下，已经不是现实中玄宗走过的路和真切的场景了，而升华为一种意象，包含了某种内涵，以实际地理知识去考据，也是对地理意象所包含的审美因素的忽视。清代袁枚曾言：“《三余编》言：‘诗家使事，不可太泥。白傅《长恨歌》：峨眉山下少人行。明皇幸蜀，不过峨眉。谢宣城（谢I，曾任宣城太守）诗：澄江静如练。宣城去江百余里，县治左右无江。’”就考据的角度而言，谢I的名句“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也是不符合地理常识的，但这丝毫不能否定“澄江静如练”是名句的事实。周振甫在《诗词例话・忌执着》中言：“批评‘峨眉山下少人行’，却不恰当。因为峨眉山是代四川，只是说在四川的山路上本是少行人罢了。‘躲在峨眉山上’，这个峨眉山，就是四川的代称，所以完全可以的，倘说‘太行山下少人行’就不行，因为太行山不代表四川。”[11]当属此意。

《长恨歌》是李杨题材作品中不可忽视的一篇，其艺术魅力熠熠生辉，对其字句解读的研究、探讨、辩证，可以让我们或从正面或反面更深入地体会诗歌的艺术光辉，同时，也为我们如何赏析诗歌提供一个微观的视角。诗歌是空灵而美丽的，需要我们艺术地感受，而不是严肃地去做思理的考辨。

参考文献

[1][宋]沈括.梦溪笔谈[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216.

[2][3]常振国，绛云编.历代诗话论作家[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452.

[4]程大昌.程氏考古编程氏续考古编[M].刘尚荣校点.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71.

[5]杨文生.杨慎诗话校笺[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132.

[6]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6：458.

[7][10]程毅中主编.宋人诗话外编[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365，1063.

[8]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M].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37.

[9]程千帆.程千帆全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148.

[11]周振甫.诗词例话[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62：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