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0-17 08:33:34
[摘要] 尼古拉斯・周思的最新小说《原脸》讲述了发生在悉尼西南郊的一桩离奇凶杀案及破案经过。在这部小说里，周思借助著名的禅宗公案，描述了部分澳大利亚华人在悉尼的生存状态，揭示了人性的复杂。本文对《原脸》进行了解读之后认为，小说在主题构思、人物刻画及情节叙事等方面带有东方主义话语的痕迹，这给小说的艺术特色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关键词] 尼古拉斯・周思；《原脸》；东方主义；话语
尼古拉斯・周思(1952―)是中国读者较为熟悉的澳大利亚当代作家，他曾在中国大学任教并担任过澳大利亚驻华使馆文化参赞，2002--2005年间任悉尼作家协会主席，现为阿德莱德大学创新写作协会主席。在其最新小说《原脸》中，周思发挥其长于叙述的技巧，以扣人心弦的情节讲述了发生在悉尼西南郊的一桩离奇凶杀案及破案经过，集中刻画了当代华人在澳大利亚的生存状态，借著名的禅宗公案以探讨复杂的人性。本文将从小说的主题构思、人物刻画及情节叙事等方面来解读《原脸》。
一
萨义德在其《东方主义》(Orientalism，1978)一书中详细论述了东方主义理论，他认为，东方是西方凝视下的东方，是西方按照自己的价值标准再造的东方。在此意义上，西方是“中心”和“主体”，而东方是“边缘”和“他者”。在澳大利亚的主流作家作品中，亚洲的“东方”性质并没有改变，澳大利亚虽远离欧美，但因其在根本上继承的是英国文化传统，西方人在看待东方时那种特有的东方主义的观点在澳大利亚小说中是难以抹杀的。
《原脸》出版于2005年，故事讲述了发生在澳大利亚悉尼附近的一桩恐怖杀人案及破案经过，情节跌宕起伏，人物性格突出，语言简洁流畅。小说从一开始就描写了一副恐怖的杀人景象：刀子为了防止被害人被认出，在割掉了被害人面部的皮肤后将其抛尸郊外，阿莫和另外几个“北京弟兄”亲眼目睹了这一血腥的杀人场面，显得冷漠而残酷。小说的开头即是一副惊悚的画面，从作者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确定杀人者是华人，而借助于小说的封面图片――一幅去皮的脸――我们可以猜测被害人也是华人。读到这里，我们不禁会问：这些远离故土生活在异国他乡的华人，“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呢?
如果这只是作者为了吸引读者的阅读兴趣而故意设置的噱头，那么，在随后的叙述中读者会发现，中国在小说人物的口中成了一个恐怖的地方，那里“对女孩子而言什么都很难做”，(第44页)那里“残暴的政权对公平和正义熟视无睹……中国弥漫着这种恐惧。”(第64页)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小说里的澳洲人总是以正面形象出现的。当茉莉遭刀子追杀逃至街上时，危急时刻两名澳洲男人挺身而出，“一个男人用自己一只肌肉发达的胳膊护住了这个女人，另一个则一步向前，冲上去挡住了那个行凶者……”(第239页)行凶者与被追杀者同为华人，而澳洲男人则做出了英雄救美的侠义之举，“善”与“恶”之间的二元对立显而易见。
在《原脸》里我们看到的是血腥的杀人场面、孤苦无助的茉莉、贫穷的偷渡客、打着民主的旗号为自己聚敛钱财且凶残暴虐的阿莫等人；同时我们也看到了认真负责的澳洲警探、慷慨大方的伯尔尼、财大气粗的杰罗姆以及见义勇为的澳洲男人，《原脸》中所展现的澳大利亚的确是一个有着不同“面孔”的多元社会，但这多元化的背后隐藏着鲜明的二元对立。是海外华人和澳洲白人之间的对立，是华人女性同白种男人之间的对立，是凶残成性和慷慨大义之间的对立。这一切归根结底都是东方与西方的对立，小说的东方主义话语显而易见。
澳大利亚文学的早期作品中很少涉及华人形象的描写，20世纪70年代兴起了一股“亚洲写作”(Fictionalizing A-sia)的热潮，越来越多的澳大利亚作家开始关注亚洲，尤其是中国题材，参与创作的不仅有许多澳大利亚白人作家，也有许多具有中国血统或是移民澳洲的海外华人。另一方面，澳大利亚同中国于1972年12月21日发表联合公告并正式建交，从此两国开始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联系，澳大利亚小说中的中国题材及华人形象逐渐丰富起来。因此，上世纪70年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结束，同时也预示了一个时代的开始。与此同时，澳大利亚文学中所体现的东方主义话语也延伸到了小说领域。
在《原脸》这部小说中，周思一改往日的写作焦点，即从刻画中国本土人物形象转为描写移民澳大利亚的华人生活。在澳大利亚读者看来，周思是个中国通，因此他笔下的中国形象及人物性格应该比较全面中肯。而事实上，周思对中国的了解并没有读者想象的那么全面透彻，而他笔下所塑造的华人形象或多或少地带有片面性，这在《原脸》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在西方文学所塑造的形象长廊中，最耐人寻味的莫过于东方形象的塑造。因为这种形象在绝大多数文本中，特别是与西方自身形象相比较时，总是遭到贬低与排斥。在周思的作品中，读者可以看到很多刻板的华人形象，如《原脸》中的出租车司机刘易斯・林就具有如下外貌特征：
又黑又亮的马尾辫，上边系着一个红头巾，黄皮肤的脸长得又宽又平，30岁不到，戴着一副黑色的眼镜。(第5页)
在作者的笔下，刘易斯・林活像一个清朝遗老，或者干脆是一幅中国的算命先生模样。在当代社会，人们追求个性时髦，发型服饰较为另类也实属常见，无论东方或西方的年轻人，长发披肩者比比皆是。但像刘易斯・林这样的造型确实鲜见，作者对小说中当代华人形象的如此刻画难免让人生疑。周思在描写茉莉时写到：
茉莉跟着他进了小浴室，她用香皂替他擦洗，而他则透过喷头流下的水看着她。他一把把她拉到自己身边，费力地脱掉了她身上穿的T恤衫，以便他能抚摸她的。她的头发遮住了脸庞，双手交叉在自己的胸前来保护自己。没让他得逞……
他抓着她的手，把她的双手从胸前移开并轻轻地将她的胳膊移到她的身后，以便他可以贴着身子触碰到她的皮肤，他那粗糙下垂的胸部紧贴着她那又小又平的。她现在已经完全处于他的掌控之下，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明确……(第140―141页)
乍一看，这些段落只是小说情节发展的自然叙述，并无新奇可言，但如果读者联想到以往澳大利亚作家作品中的华人女性形象，问题便显露无疑。在诸多澳大利亚文学作品中。华人女性天生柔弱，历来是澳洲白人的猎艳对象。《原脸》中的女主人公茉莉是一位长发飘逸的江南美女，她擅长中医按摩及针灸疗法，在澳大利亚期间曾以此为生，因而认识了澳大利亚人伯尔尼・米特尔，随后成为他的情人并最终与其结为伉俪。《原脸》中的茉莉和《长安街》中的金娟一样具有东方女性的知性美，这种相似实属作者对中国女性的定势思维所致。
《原脸》中对其他人物的外貌往往是轻描淡写，但周思也没有忘记用简洁的语言刻画典型的人物形象，如阿莫的手下刀子长得像个“拳击手”，留着“小胡子”，(第91页)这简直就是电影中黑社会马仔的典型特征，就是他杀害了猛子并残忍地割下了被害人的皮肤，这种人物形象刻 画完全符合情节需要。因此，周思对小说人物的形象刻画绝非偶然为之，而是刻意之作。
比起对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刻画而言，周恩对故事情节的叙述用意更多，他在小说内容的构思上显然是下了一番工夫的。《原脸》中不仅提到了佛门寺院(Bong Bong Bud-didst Centre)、伯尔尼家的瑜伽房、伯尔尼和茉莉多次提到的“缘分”(Karma)等诸多在西方人眼中神秘莫测的东方元素，而且提到了文化名城杭州以及灵隐寺、虎跑泉、黄山、武术、中医按摩及针灸等原汁原昧的中国文化元素。当澳大利亚电影制作人伯尔尼遭到解雇、妻子和女儿早已与他分道扬镰，生活似乎沓无希望时，荣莉来到了他的身边，治疗他那备受煎熬的身体和灵魂。周思曾经写道：“在澳大利亚历史上，甚至在更广阔的西方文明进化中，东方通常被视为可以获得灵感、重生、释放甚至(讽刺般地颠倒了从前传教士的角色的)拯救的地方”。茉莉正好扮演了这样一位拯救者的角色。
小说的书名《原脸》(OEiginal Face)也耐人深思。周黄是整个凶杀案的核心人物，他的离奇失踪让包括警方在内的人都认为他就是受害人，好奇的刘易斯发现事有蹊跷，而茉莉的说辞则完全证实了死者并非周黄，原来他藏身于悉尼附近的一家寺院。在正式被接受为佛门弟子之前，周黄花了一星期的时间冥思苦想，因为寺院住持问了他一个“禅”意十足的问题：“在你父母出生之前，你的本来面目如何?”(第264页)当周黄领悟了问题的真谛后，他正式皈依佛门，法号“原脸”。读到这里，我们会认为这就是小说的主旨所在，小说书名就取自周黄的法号，不过这种考虑值得商榷。周思在小说的最后一章叙述了已经收监的刀子和一位寺院住持(周黄)之间的通信，其中有封回信写到：“本性……在你自己出生之前、在你父母出生之前都从未改变过，这就叫做‘本来面目’。”(第307页)周黄在刀子询问自己的姓名时并未做出明确回答，而是说出了这么一句禅意十足的话，这里所说的“Original Face”并不是指他的法号“原脸”，而是指刀子(以及其他华人)的“本来面目”。
在小说的封底上有一段文字这么写到：“《原脸》既是一部惊险读物，也叙述了民族的宿命；时而阴郁恐怖，时而轻松愉快；故事情节扣人心弦，亦不乏明显偏见，展现了当代澳大利亚充满喧嚣与骚动的城市生活。”与其说这段文字是小说的宣传广告，倒不如说它是对小说情节主题的深度概括。《原脸》一经面世便好评如潮，澳大利亚的多种著名刊物都高度赞誉该小说，如《悉尼早晨先锋报》列选其为2005年度最佳小说之一，彼得・皮尔士在《公报》上赞誉“这是一部出色的小说”，而温瑟・多宾则在《太阳先锋报》上则称赞“尼古拉斯・周思是当代澳大利亚文学中最值得关注的叙述家之一……―个值得聆听的声音。”然而。《原脸》中所显露出来的东方主义话语痕迹在一定程度上减损了该小说的艺术成分，留下些许遗憾。
[作者简介]扬保椿(1982―)，男，甘肃甘谷人，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20世纪英语文学；刘婕(1981―)，女，河北滦县人，兰州交通大学铁道技术学院助教，研究方向：英语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