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汶川到芦山

汶川大地震报道为中国的危机传播树立了一个典范。大地震发生在同年的中国南方冰雪灾害和拉萨“3？1”之后。这两件事，一个被外界指为“政府反应迟钝、救灾不力”，另一个被国际社会批评“驱赶媒体、信息不开放”，这让汶川地震后政府与媒体的作为更加引人关注。

汶川地震报道成为灾难性报道的“参考坐标系”

地震后，媒体第一时间报道、政府第一时间消息、领导人第一时间赶赴灾区、敏感问题第一时间触及与回应，报道规模空前，“温度”与深度并重。

几乎所有西方媒体对汶川大地震后中国媒体的“迅速灵活”和政府的“开放透明”都褒奖有加，民众也适应了由媒体引领的信息公开模式：政府主动积极，国内外媒体全方位参与，网民记者与传统媒体初步互动。汶川大地震报道让更多人意识到，信息公开（特别是负面信息公开）不会损害党、国家和政府的形象，反而会提升其威信；信息筛选的消失也并不必然导致公众恐慌的出现，“开放”和“混乱”没有必然联系。

虽然报道中仍然存在盲点，但可以说，汶川大地震已成为一个“参考坐标系”，其后中国每一场重大灾难后的信息公开程度都会与之比较，倒退已经变得越来越难。

汶川大地震让人们真切地看到了一场重大灾难的原貌与全貌，为信息公开条件下的灾难报道提供了参照。一些汶川大地震时发展出的报道模式也日渐成熟，对玉树地震、芦山地震的报道产生重要影响。比如在地震报道几个阶段的划分和各阶段的议程设置上，汶川大地震就提供了一个完整且成功的样本。

芦山地震后，对灾情严重性、各方驰援、领导人灾区活动、哀悼日、灾民自救与互助、救援难度与进度、善后和安置工作、反思灾难暴露出的问题、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影响等相关报道都在一定程度上沿袭了汶川大地震的报道方式，新华社在震区设立报道“前指”、开设业务群（从短信平台到微信群）沟通前后方、记者置身事件并注重表现情感为主的话语形态、对外报道以对外电的实时监控提升报道针对性和有效性、英文报道强调每日都有现场特写和综合各方消息的长篇报道，甚至是关注震区的熊猫状况等，都是对汶川大地震报道经验的借鉴和发展。

灾难性报道的突破

“非典”时期，政府从严密控制信息到以正面宣传为主，反复向人们强调社会是安全的，反而导致人心惶惶，谣言四起，最终“天灾变人祸”。“非典”倒逼政府加速信息公开立法，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汶川大地震发生前两周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实施，可以说“非典”为信息公开开创的局面在地震中充分显露出来。

汶川大地震报道中，中国媒体对地震情况给与了全方位覆盖性的报道，第一时间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且尊重传播规律，既报喜也报忧，毫不避讳地披露了诸如死亡人数不断上升、堰塞湖带来巨大威胁、救灾进程艰难等负面信息。此外，外国媒体被允许进入灾区报道。

可以说，媒体引领了政府信息公开。汶川大地震报道基础上提出的“及时准确、公开透明、有序开放、有效管理、正确引导”二十字方针成为中国媒体公共突发事件报道的重要原则。

芦山地震将世界的目光再次聚向四川山区，媒体报道了举着“我冷、我饿”标语牌的灾民，发出了“为拥堵的救援通道让路”的呼吁，网络上也能看到《川震揭示中国贫困一面 实现中国梦须艰苦努力》这样的新华社稿件，能听到媒体对“最美新娘”和“遇难志愿者”的不同声音，而且地震发生4个多小时后，四川省政府就举办了首场新闻会……芦山地震报道不仅延续了汶川大地震的有益报道模式，而且在某些方面也在进一步摸索前行。

新媒体引发灾难性报道的传播生态变化

汶川大地震时，最具核心地位的媒介无疑是24小时直播的电视。据报道，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仅十几分钟，时任部长刘云山就亲自给中央电视台台长打电话，要求央视进行不间断直播，让受众第一时间了解抗震救灾情况。全世界通过真实的影像目睹了地震的惨烈和救援的艰辛。此后，“第一时间”“第一现场”成为中国新闻界处理突发事件的基本准则，这种进步也被海内外各界称道。

2008年，虽然网络已经成为汶川大地震第一个报道者，但并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灾难报道的传播生态。汶川地震那一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一手机大国，微博用户迅速增长，虚拟空间开辟救灾第二战场，也成为新闻报道拼抢的首要阵地，微博成为最大的信息交汇集散地，也成为新闻报道的选料地。

芦山地震初期，各媒体记者还在赶赴灾区的路上，微博上已经大量转发受灾民众自己拍摄的震后房屋倒塌场面和现场描述，它们都成为传统报道和新媒体报道的素材。于是，从报道创意、内容选择、报道组织策划、采访、传播这一系列流程在几乎即时同步的新媒体环境下可以相继完成。

而前方记者通过业务微信群回传文字、图片、音频、视频，后方编辑根据记者口述的一段段所见所闻的音频素材，整理加工成特写、通讯等稿件，实现了记者采集、编辑加工的专业化分工。这让人想起雷德侯在其《万物——中国艺术中的模件化和规模化生产》中的阐述：兵马俑、地狱图这些看似复杂的艺术品实际上由标准化的模件组装而成。新媒体时代的新闻报道实际上已经实现了模件化生产——采访对象的引语被前方记者用手机录下，再加上自身感受，和拍摄的现场图像一起通过微信账号传回，后方文字编辑将引语综合到稿件中，并按照图片内容描写现场，并加入前方记者感受；图片编辑处理图片；新媒体编辑将语音整理成若干文字微博播发，再将语音制作成“芦山声音”嵌入文字稿中等待点击播放，将图片贴附在文字微博和文字终稿上打包发送。如果一条稿件需要综合各方情况，则通过微信群指挥，不同方位、手头“有料”的记者各自传回一个个“模件”，由后方拼接成器。这样的操作方式实际上已经在芦山地震的报道中广泛使用。

灾难中媒体的追问

一个民族从灾难中吸取进步的力量，离不开对灾难的细腻观察和深度解剖。汶川地震时，媒体追问校舍建筑质量、公众防灾意识；芦山地震时，媒体追问救灾志愿者的专业程度，都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这些议题也没有停留在地震发生当年，包括香港捐助的灾后重建学校被强拆在内的一系列长尾新闻、断尾新闻和后发新闻，甚至在地震后的几年都被媒体一次次追问和监督。

灾区是一种特殊形态下的社会，其重建恢复过程中需要媒体的监督。事实上，当突发事件发生一段时间后，海外媒体对事件的了解已经比较全面，开始转向一些关于灾害原因分析、灾后重建举措的深度分析性报道，对外报道首先要敢于碰这些所谓的敏感话题，其次要客观报道，既说不足与问题，也说努力与困难。

新华社对外部在汶川地震后就曾播发《中国四川开始对地震校舍倒塌问题进行调查》《四川地震灾区海外救灾物资发放大追踪》等稿件，就是有针对性地回应这些报道议题。

芦山地震中，志愿者人多成“灾”，社会车辆阻塞了救援的生命通道，一些缺乏专业知识和设备的志愿者也挤占了灾区的资源；救援体系日益成熟，但也暴露出协调不够、应急措施不合理的问题，比如救灾物资过于集中在芦山县城，而下面的乡镇、距芦山仅几十公里的重灾区天全县几乎成了被遗忘的角落。媒体在地震中将这些信息公布，比如新华社播发《（锐话题）灾难面前，志愿服务如何帮忙而不添乱？》《新闻分析：让震区应急车道保持通畅》等稿件，分析救灾中的“理智与情感”，用新闻报道加入救援行动。救灾告一段落，不少媒体开始追问“从汶川到芦山，我们进步了吗？”藉由这样的追问，灾难中暴露出的短板才被“监督”着补齐。

灾难性报道中的媒体失范

如何把握报道的煽情性和客观性是媒体需要思考的重要内容。芦山地震后，大量记者进入灾区，一方面，灾难报道娱乐化的倾向早已出现；另一方面，出现了报道滥情化的情况。对汶川地震中形成的报道经验和报道模式的借鉴让芦山地震报道“用力过猛”，一些地震中涌现出的英雄人物被过度拔高，一些原本只有淡淡哀伤的场面被渲染成绝望、悲怆，烘托凄冷的气氛，刺激公众泪腺，似乎汶川大地震时出现的场面和故事也都应该在芦山重现，似乎一定要出现几个“最美XX”，一定要有72小时后的生命奇迹。一些媒体“宁求其奇而不求其真”，导致了报道失实。

另一方面，新媒体时代，信息海量、传播速度快，一些媒体受媒介经济环境影响，以经济伦理来指导新闻传播，为博取眼球，未经认真核实便转发消息，导致假新闻的产生。

虽然芦山地震时，大多数媒体人已经开始用“我是否在消费灾难”来时刻提醒自己、规范自己的发问和写作，但仍然发生了“记者问灾民：‘开心不开心’？”这样的失范行为。

中国媒体在实现了“以传播者为中心向接受者为中心”的转变后，应该进一步思考一味迎合和讨好受众是否失当。应该有一部法律法规来明确灾难报道中的失范行为并提出相应惩罚措施，同时也要加强对新闻从业者的培训。

灾难性报道中的谣言控制

几乎每一场灾难都会引发谣言，特别是新媒体环境下，谣言披上新闻性外衣，借助新媒体传播，又被传统媒体当作新闻误用，给灾难报道中造成巨大负面影响，比如芦山地震中十大谣言就包括：“寻找徐敬回家”、“磁铁预报地震”、“一条搜救犬反复被‘牺牲’”、“‘地震解密之祖’预测地震”、“雅安又一救灾军车坠崖”、“红会称‘不捐500万不能进灾区’”等。它们在新媒体上广为传播，较难识别，被一些传统媒体当作地震中的“大新闻”播发。

危机事件发生后，信息不公开或迟公开往往导致流言或谣言滋生，最终引发社会动荡及公众对政府公信力的质疑。

汶川地震和芦山地震中都出现了“某时某地将发生大震或余震”“红会滥用捐款”“三峡大坝诱发地震”等谣言。这些谣言均引用权威机构作为信源，利用民众情绪和期待与信息的真空，通过网络等现代信息传播工具传播，普通人在短期内都难以核实。

地震后，一些难以核实的消息借助传统媒体和自媒体传播，进一步加大了甄别的难度。比如，芦山地震后“又一救灾军车坠崖”的消息（后被证明是对打捞此前坠河运输车视频的裁剪）就在微博上广为转发；另一条“XX媒体记者XX刚刚从芦山县震区现场发回的消息，救援队伍从芦山县城南街229号挖出一名幸存者”的消息（后被证明发现的是一只鸭子）。在“黄金72小时救援期”后出现这样令人期待和振奋的奇迹，又由中央媒体一个有名有姓的记者在有门牌号的救援现场发回，其真伪性确实极难判断。

辟谣者需显示出诚意，展示信息透明度，并且要“足够快”。辟谣是一门棘手的艺术，特别要注意方式方法。法国人卡普费雷在他那本《谣言》中说：“辟谣是过了时的信息，几乎是在泼冷水，它破除人们的幻想，让他们回到平庸的现实中……谣言讨人喜欢，辟谣只能是使人扫兴。”

有研究显示，即使人们不相信谣言，也会受其影响。因为直接辟谣，要重复谣言内容，反而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人们有时阅读辟谣消息后，记住的只是谣言内容本身。所以，一些谣言通过侧面澄清反而比直面回击效果好。比如，芦山地震期间，有人发微博称在前方伙食点只给军队供应伙食，灾区百姓只能等军队吃剩下后再排队领餐。“雅安芦山抗震救灾”官方微博没有针对这一谣言做直接回应，而是将救灾部队前方纪律公布在微博上，并欢迎社会监督。网友反映很积极，称赞声占绝大多数，谣言不攻自破。（作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