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刑诉法修正案亮点看检察机关自侦案件里律师角色错位问题

摘 要：我国现行刑法、刑诉法规定了检察机关自侦案件的范围和权限。长期以来检察机关自侦部门一直担负着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犯罪活动的打击、预防工作。刑事诉讼法作为程序法对于规范和约束执法行为，保障人权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面对新的刑诉法修正案草案中关于律师会见权等方面可能要做出的修改，结合实际办案实务中出现的问题，不难发现部分规定还存在一定的漏洞，部分条款还需要进一步结合实务予以修改和完善，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达到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的立法目的。

关键词：刑事诉讼法；自侦案件；律师会见权

中图分类号：D926.3 文献标识码：A

《刑事诉讼法》第18条规定：贪污贿赂犯罪，国家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报复陷害、非法搜查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以及侵犯公民民利的犯罪，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这一条的规定促成了我国检察机关内部的一个新部门――自侦部门的形成。贪污贿赂和渎职犯罪分列我国刑法第八、九章中。自侦部门也就分成了民间俗称的“廉政公署”即反贪局和反渎局，在刑诉法规定的受案范围里涉及的案件往往被统称自侦案件。目前，刑事诉讼法迎来了时隔15年的第二次大修，这次修改被看作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拟增加的近60个条文中，被总结性的概括出了15个亮点。①其中“辩护制度、技侦手段”这两个亮点被律师界、检察机关格外关注。大家关注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将有可能撼动目前自侦案件中控辩双方的平衡点。下面就透过亮点谈一下权力重新划定下，律师角色因错位而引发的一些思考。

在检察机关自侦案件侦办过程中，检察人员往往面对的是一个特殊人群――身份特殊与高智商犯罪。所以与他们之间往往是一场智慧与技巧、毅力与信念的较量。律师作为接触案件最近的人，由于其职业的特殊性和在案件中所扮演的角色，其“一举一动”往往也牵动着办案人员的神经。在办理自侦反贪案件中，律师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自案件移送审查之日起便开始以辩护人的身份出现。按照律师法第33条的规定，律师凭借“三证”便可会见犯罪嫌疑人，且会见不被监听。在办案实务中，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出于对委托人及其家属回报性质的考虑，往往会帮助犯罪嫌疑人在会见中做一些庭审时应对性或者做一些应答策略、技巧上的指导，只要没有影响案件定罪，不影响诉讼活动正常进行，即使有些言语、部分行为违反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也少有追究相应责任的情况出现。但是有些律师在会见中常常出现如下问题：

一是帮助犯罪嫌疑人编造虚假供述，伪造证据；

二是教唆、指导犯罪嫌疑人在出庭时对关键问题进行带有逃避性质的策略性应答；

三是有意混淆概念，避重就轻，刻意回避公诉人直接提问，导致庭审中犯罪嫌疑人对部分犯罪事实翻供。

诸多问题综合起来严重时可导致案件延期审理。而恰恰律师的纵容、帮助、指导行为只是发生在部分犯罪事实细节层面的供述上，编造虚假供述方面犯罪嫌疑人往往是始作俑者，律师只是纵容并参与、帮助其编造虚假供述，伪造证据，对犯罪嫌疑人的教唆、指导行为也只为刻意逃避公诉人的发问，且翻供性的供述对犯罪事实的定性没有根本性的影响。比如，对私分公款时地点、细节的供述庭审前后不一，律师按照犯罪嫌疑人的意愿帮助其编造另一个场景，但是对私分公款这一行为、私分金额等关键问题并没有回避，直接导致了庭审时的供述与在检察机关的供述前后不一，浪费司法资源的同时干扰了正常的诉讼活动。通过对相关法律法规的分析会发现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上述行为或与上述相类似的行为在《律师法》、《律师执业规范（试行）》中并没有十分明确的规定；

第二，刑事诉讼法第38条虽然规定了辩护人的义务，并提到了“辩护律师不得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伪造证据或者串供”并规定“违反者应当追究法律责任”，但是通过对刑法第306条的分析，上述类似行为还没有达到辩护人伪造证据罪、妨害作证的程度；

第三，上述行为有时尚未对案件定罪、量刑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和根本性的颠覆；

第四，刑事诉讼法第35条和律师法第31条虽然分别规定了“辩护人的职责”，可是对违反辩护人职责也没有作进一步详细的规定。

相信类似情况在别的案件的办理过程中应该也是经常出现的，但是从法律的角度上讲，的确对律师参与、帮助做虚假供述，后果对案件没有较大影响这样行为的约束存在立法上的缺陷。换句话说，就是这种行为有时游离于法律和法规之间，不便于严格意义上的定性和处理。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对案件没有产生实质性影响就不去追究或者纵容此类事情的发生，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一项最基本的原则，但是面临类似问题的处理在立法上的缺失，我们也面临着除了向其所属的律协反映，进一步的处理措施还是不能依法得到有效落实的尴尬境地。大概也正因为此，当年在重庆打黑时被指控涉嫌伪造证据、妨害作证案的律师李庄才会当庭说出“马晓军说我‘教’龚刚模在庭审时该怎么说。我承认。可这违法吗？在总结当事人陈述的基础上提供专业意见，这恰恰证明我是一名优秀的律师”这样的话来。①

面对律师会见权可能要做出的调整，在侦查阶段就可能介入案件的律师还会给案件的侦破工作带来新的问题，同时“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不被监听”这一规定也即将在新修改的刑诉法中与律师法遥相呼应，作为检察机关今后在会见这一块的约束或称之为监管，必将受到严重影响，即使针对“重大贿赂犯罪的共同犯罪案件”在修正案草案中做了例外规定，但是仍带有一定的局限性。虽然专家学者们已经指出了刑诉法草案中 “被监听”这一规定的“漏洞”之所在，但是就其操作性和可行性而言还值得进一步商榷。案件中各方的权利均是法律赋予的，但确保权利不被滥用却是我们每一方都需恪守的底线，正如运动员不能同时作裁判员的道理一样，探讨如何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做到最大可能地监督和制约律师利用会见权参与犯罪嫌疑人的串供、翻供和作伪证，已经成为检察机关当下摆在办理自侦案件工作前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权利重新划定与制约下各方都需考虑的问题。对此我认为应该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来进一步缩小分歧：首先，进一步完善律师的权利义务，做到真正的权责统一，把法律规定中的“盲点”进一步明确，避免在实务中出现无法可依的尴尬局面；其次，针对律师会见不被监听的问题，由于会见场所往往在看守所，录音录像设备又是其必备的工具，对此看守所应当明确告知义务，如悬挂录音录像提示牌等；第三，按照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违反法律规定的证据不予采纳，但是对于会见场所必须有录音设备而会见又不能被监听这一看似有些矛盾的规定，应当及时制定相应的冲突规范，化解矛盾，真正做到权利的保护和监督同步进行。相信，随着法律制度的日益完善，更加合理又合法的规定一定能有效的在权利与监督中起到更好的平衡作用。

（本文审稿 刘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