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子怡莎朗·斯通化

关于中西方文化之间深刻的误读，我想话题从“电影”开始。电影宛然使这个世界变成了毕加索的立体主义。

而“电影”则从《卧虎藏龙》讲起，以获得奥斯卡奖项为前提占领了全球华语电影的市场后，章子怡在全球的知名度我不知道是否已经超过了在影坛打拼了几十年的周润发。最近的有一天，在三里屯，我跟一位第一次来中国的朋友边走边聊天，我问他都看过什么电影，他说他几乎没看过什么中国片，后来他想了想，大声地说，我真喜欢《卧虎藏龙》里头的女演员，叫章子怡。

从他兴奋的表情中，那我当然知道他是个美国人了。

那我说，哦，那你也看过《尖锋时刻2》里头的她了吧。

他愣了一下，似乎在努力回忆里头的中国公主脸孔，当然，他回忆出来那张脸孔了，还好没说是LUCY LIU，但叫什么名也不重要了，反正是一张中国女演员的脸，他恍然地说：对，对，就是她，她是我最喜欢的中国女演员!

美国人!或者说，对中国知之甚少的西方人!

对于这样的一种人类，你不能马上跟他解释《小花》或《青春祭》或是《蓝风筝》或是谢晋电影对中国电影来说有多么多么重要了，马上进入一种文化差异的扫盲普及只能让人家一头雾水，或者产生更大的误读。

《尖锋时刻2》是章子怡进入美国市场后演的第一部英语电影，只有她一个人在片子里奇怪地说中文。我看到她面无表情地在整部片子里出现三四次就消失了以后，觉得她这条全球化道路走得实在是太危险了，或者说，是没什么希望的了。她的道路不是陈冲或是LUCY LIU的道路，卷发或是低胸性感晚礼服不是她全球化的道路，她要走的仍然得是中国人的道路，而不是全球化市场中的一只空洞的中国花瓶。当然，章子怡小姐是聪明的，最近她回到张艺谋的英雄片里认真地扮演适合她的本土角色。

说到中国人眼中的西方女明星，朱丽亚・罗伯茨可能年纪大点的观众就不知道了，老同志们一般是看苏俄电影长大的，但中年人或青年们几乎很少有人不知道莎朗・斯通或是玛丽莲・梦露的。莎朗・斯通在《本能》里坐在审讯椅上大腿微启的形象，比她的脸蛋更令男人们记忆深刻。也许可以这么说，莎朗・斯通或麦当娜，她们的形象在中国的传播，几乎是以黄色或者的方式进行广泛传播的，莎朗・斯通或麦当娜成为了开明放荡的美国生活方式的一种符号在中国传播，大多数中国男人在看到印有莎朗・斯通或是麦当娜主演的电影光盘封面时，兜里有钱就先掏出来了。

在被传媒时代所虚构了的偶像世界里，我要说，比玛丽莲・梦露这件人造艺术品更为真实的一件艺术品，就是安迪・沃霍尔所复制的玛丽莲・梦露头像的印刷品，这件关于梦露的作品，是一件比玛丽莲・梦露本人更为真实的作品。复制与传播，把形象平面化，把历史简单化。这是现代传媒社会到达“地球村”目标的其中一种简便手段。

而实际上，在中国，在西方文化二手传播中的中国，已经没有了真实的莎朗・斯通和真实的麦当娜，当然你可以不屑地说，本来就不存在什么真实的莎朗・斯通或是麦当娜，她们是被媒体所虚构出来的男性社会的欲望符号，在这个时尚化和机器复制的年代，真实已经不存在，无所谓真实，一切都是传播和再塑造，就像是章子怡或是LUCY LIU所代表的东方公主的形象：冷艳、凶残、拳打脚踢、不可攻克的东方。因为东方不可理喻，因为东方历史太漫长而复杂，所以，在美国有关东方女人形象的电影里，东方女人统统“神秘化”，实际上也就是概念化，简单化。

除了流行文化，我觉得被误读的文化概念太多了，张扬导演的《洗澡》，说句实在话，不算是部好电影(请导演见谅)。但我得承认《洗澡》前半部分是好的，北京大澡堂子搓澡的平民文化，是现实主义的东西，真实、朴素、中国。但影片后半部分，忽然就来了一大串的民俗符号，先是类似黄土地黄河谣，年代一下子回到了哪儿都不真实的中国民俗乡村，大姑娘为了一桶水而下嫁有水的人家(这个段落让我生理反应似的想到第五代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里的姨太太给老爷捶脚)，再之后又来了一段民族风情段落，白发老太太与小孙子长途跋涉去高原朝圣“圣湖”，对圣湖顶礼膜拜，这个结尾段落是哪儿都不挨的段落，既不属于情节段落又不符合情绪的衔接，纯粹是为了民俗展示的民俗段落，把一个好好的本来有中国平民气质的电影掺乎成了一部伪民俗电影。当然我们得用“全球化”眼光来看问题，《洗澡》在中国没市场，但在加拿大、欧洲却有不错的市场，在西方电影节和艺术影院都能吃得开，靠什么，不是靠前半部分的现实主义段落，诚实点，是靠后半部分的伪现实主义段落，因为，在西方人的眼里，那才是东方的。

我不是在骂人，我想说这是文化的误读问题。这种误读有时候是令人气馁的，陈凯歌的《孩子王》我想说应当算是他最好的作品之一了，但这部片子在西方不知道是段子还是笑话，反正说是得了什么“金闹钟最差电影奖”，片子差不差不是西方说了算的，唯一一个我能指出的问题是，西方人无论如何也不明白电影里谢园演的老杆是个“民办教师”的身份。什么是“民办教师”?什么是“转正”?什么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什么叫“知识青年”?大学毕业的青年?还是识字的青年?还是知识分子?这些历史概念让西方人从何下手?

还有打仗的事。中国人说美国人太好事，在世界上管的闲事太多了，所以把激怒了，人家来炸世贸大楼。而美国人说一个有能力的人就应该站出来支持一些正确的东西，反对一些错误的东西，这种支持和反对也是值得用飞机和炸弹跨越大洲大洋去实现的(当然越南战争除外，今天没有多少美国人觉得越南战争是明智的举动)。在这些问题上，民族习惯和特定的国家精神成为最大的决定性因素，而全球各个立场的民族主义，就使得这些问题复杂化，激烈而尖锐起来，因此战争就不可避免地开始了。

就误读的程度来说，我觉得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误读，要比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误读深刻得多。中国人相对来说，更了解西方，特别是美国文化，因为美国是大众文化，历史又短，大众文化(特别是影视)的传播是直接而平面的，也没有更多古老的历史文化符号的东西，况且人家现在是强势，富人家的一举一动总是要引人注目些。而对于西方人来说，“中国”就是书法、气功、京剧，可试问在中国十几亿人奔小康的今天，有几个人还靠做书法、气功以及京剧“实现现代化”?但是西方人不管，他们对于中国的“现代艺术”、“现代文明”尚还缺乏兴趣，因此在国际电影节或是艺术节上，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东西经常要比现代中国的东西更容易获奖，更代表“中国”。中国传统文化正成为一种高价拍卖的古董。

那西方的文化在中国有什么传统吗?没有。我认为中国文化没什么西方传统，就近代来讲，唯一的西方传统就是俄罗斯文化传统，俄罗斯文化在中国文学、电影、绘画等方面是有传统的，灾难、沉重、大地母亲的形象以及马列的传播，在中国带来了不仅仅是文艺方面的巨大影响。我想，俄罗斯文明是唯一对中国文化产生深刻影响的一种外来文化传统。

说回玛丽莲・梦露、麦当娜、莎朗・斯通。她们给东方带来的不是一种西方的形象，而是关于中国现实的“现代化”的想象，是中国一种“现代化”的想象能力，在中国，现代化首先不是体现在精神上的，而是首先要体现在物质现实上的。“现代化”可能是古老中国对科技文明的西方的一种物质想象和模仿。或者说，在东西方艺术的交流之间，不是文化误读的问题，而是文化搬迁，如何直接地搬迁过来，如何在形式主义上的最大模仿，便是中国艺术现代化的一种最大可能的想象能力。这让我想起中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的艺术繁荣时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出现的在现代绘画、文学领域、电影领域的多元化思潮，清醒地来说，不是在内容和内在精神上的革命，而是在艺术形式上对于西方文化的一次大规模的成功模仿，是一种直接的文化搬迁，在中国的那个时代，成功了。我又想起孟京辉改编的意大利戏剧家达里奥・福的《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孟京辉做了成功的中国式改编。我们发现，他对于达里奥・福的运用，实际上只是在形式上的现代性搬迁，而里头所有的文化概念以及喜剧点，都是中国的，一些“相声小品”的东西。所以这种对于西方文化的改编，我想说并非是一种现代精神的沿用或是继承，而是在形式上、外壳上的一种文化搬迁。而这种文化搬迁，也成功了。

有时候，我们甚至悲观地发现，在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上，我们连误读都来不及了。因为西方已经到了后工业时代，所以我们也忙着“后现代”“后殖民”“后××”。我们的文化工作者忙着的是文化概念的搬迁移植栽种，对于这些外来的概念植物，我们拼命施化肥，并且加以媒体的简单口号化，尽管，一些东西是生长下来了，但大多数是杂交变异体，是西餐的筷子化。这些东方也不是西方也不是的文化品种，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种下来了，它们可能继续生存下来。但小心一点，小心它们潜在深入地改写你的文化记忆!一个民族的文化记忆，毕竟不是麦当劳、肯德基，可以在任何一个民族的胃里良好消化。文化记忆，是比麦当劳、肯德基复杂得多的东西，我想说，当我们吃着汉堡包或啃着炸鸡腿的时候，我们应该清楚地知道，手中的食物，原文是McDonalds或是KFC。

郭小橹，作家，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芬芳的37度2》、随笔集《电影地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