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福义先生写文章的追踪意识

邢福义先生写文章，重语言事实，更重语言事实的追踪。本文以《事实终判：“来”字概数结构形义辩证》（《语言研究》2011年第1期）为例，来谈谈邢先生是如何追踪语言事实的。

对于概数“来”字的研究，2010年6月21日，《光明日报》国学版发表了邢先生的《“十来年”义辨》，由于篇幅的限制，只有2千多字，很多问题邢先生没有展开说。后来，邢先生又进一步对语言事实进行追踪，把没有展开说的问题展开说了，写成了一万多字的文章，2011年发表在《语言研究》第1期上。2011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第6期全文转载了邢先生的这篇文章。

“来”字概数结构，指“十来（个）、三十来（碗）”之类表示概数的结构。在解释概数助词“来”的时候，《现代汉语词典》的说法是：“来”用在“数词或数量词”后边表示概数。《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的说法是：“来”用在“数词或数量词”后边表示概数，通常略小于那个数目（李行健2004：777）。这样的表述，引发了两个方面的问题，需要辨察：一是，构造形式上，“来”字概数结构被断定为：“数词或数量词+来”。这就是说，“来”的前边，或者是数词，或者是数量词。这样的描述，没有错误，然而，过于宽泛，不够精确。二是，语义蕴涵上，对于本数来说，“来”是表示“略多”，还是表示“略少”，抑或表示“左右”？

邢先生针对上述这两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追踪”。针对概数“来”字形和义的问题，邢先生不仅在现代汉语里追踪，而且还到“来”字的源头――近代汉语里进行了考察。邢先生查阅了大型语料库，对近16年的《人民日报》（1981-2006）进行了全面搜索。搜索面，覆盖了从《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出版到《现代汉语八百词》出版的时段，共计九百多万个句子（包括较长的多重复句），将近八亿个字。

1.对概数“来”字语形结构的追踪

邢先生对概数“来”字语形结构的追踪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对概数“来”字前边数词的追踪，二是对概数“来”字前边数量词的追踪。

数词可以分为个位数词和段位数词。前者包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等；后者包括作为十进法单位的“十、百、千、万”等。概数“来”字前边可以出现数词，那么，“来”字前边的数词是什么样的数词呢？邢先生进行了一番“追踪考察”，得出：概数助词“来”前边的数词，要么是一个段位数词，如“十来、百来、千来、万来”，要么是复合的“个位数词+段位数词”，如“二十来、三百来、四千来、五万来”。个位数词，是绝对不能直接出现在概数助词“来”的前边的。“一来、二来、三来”之类能说，但这里的“来”不是概数助词，而是序数助词。另外，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数词，比如“零、半（半个苹果）、双（双份工资）、几、许多”等，都不能出现在概数助词“来”的前边。

数量词是由数词和量词组合而成的结构。量词是表示计量单位的词。在众多的数量词前边，什么样的数量词能出现在概数“来”字的前边呢？邢先生经过追踪考察，得出：（1）只有一类单音数量词可以出现在“来”字的前边，这就是由度量衡单位构成的数量词，即“数词+度量衡单位+来”。度量衡是“尺”、“寸”、“丈”、“斤”、“里”、“亩”、“厘”（2）偶尔也用复音量词“公斤”。（3）有时还借用某个名词来作为度量衡单位。如“人”、“盆”、“碗”、“碗口”等。

2.对概数“来”字语义蕴涵的追踪

“来”字概数结构，对于本数来说，“来”是表示“略多”，还是表示“略少”，抑或表示“左右”？学界意见严重分歧。如：《现代汉语规范词典》认为“通常略小于那个数目”。吕叔湘先生早在1967年所写的《数量词后的来、多、半》一文中，便认为是“左右”。他解释道：“十来个”是说从八九个到十一二个，“五十来个”是说从四十八九个到五十一二个（吕叔湘2002：203）。

邢先生对概数“来”的语义蕴含，进行了追踪。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现代汉语“来”字的追踪，二是对近代汉语“来”字的追踪。

在现代汉语里，邢先生列举出了1984年9月24日《人民日报》上的典型例子：“同志写下‘大江歌罢掉头东’和《雨中岚山》壮丽诗篇时，不过二十来岁。” 生于1898年3月5日。“大江歌罢掉头东”一诗，为1917年东渡日本前所写，当时19岁；《雨中岚山》一诗，为1919年回国前在京都游岚山时所写，当时21岁。邢先生认为，这里的“二十来岁”就涵盖了19岁和21岁。可见，概数结构“X来”在含义上既可以是可左可右，又可以是或左或右，还可以是既左又右。语法规则的归纳，应该能够统摄全貌。因此，将其含义归总起来概括为“左右”，是最能准确反映语言运用的客观实际的。

在近代汉语里，邢先生又对晚唐五代以来的作品，包括近代白话作品，进行了一番追踪。发现，概数结构“X来”，有时表示略少，如江蓝生先生在《概数词“来”的历史考察》中所言；但有时也表示略多，如邢先生在《祖堂集》里找到了这样的例子：“师闻此消息，欲得去相公处，众中觅人随师。近有十来人，师领十人。恰到界首，十人怕，不敢进。师犹自入界内。”（《祖堂集》卷第十四）意思很明白：师要去相公处，找人伴随。师身边有十来人（概数），于是带领其中十人（定数）一起去。邢先生认为，这里的“十来人”绝对不可能少于“十人”。《祖堂集》是能较好反映晚唐五代时期语言面貌的一部典籍。因此，事实表明，早期的“X来”，有时是略少，有时是略多，有时是左右，因此，从总体上看，解释为“左右”最为恰切。

3.对概数助词“来”形义辩证的追踪信念

《事实终判：“来”字概数结构形义辩证》一文，12528个字。邢先生对概数助词“来”的语表和语里，进行了深入的追踪考察，得出了一个又一个新发现，新观点。邢先生这种追踪，从古代到现代，从形式到意义，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一路追踪，非常辛苦，但邢先生始终都没有放弃。除了兴趣外，更重要的是邢先生有着坚定的追踪信念――“以语言事实作为最终判定的权威依据”。

邢先生在这篇文章的结尾处，强调：写作本文，意在突出强调一条原则：“事实终判”。即：以语言事实作为最终判定的权威依据。研究问题，必须在事实的发掘上多下功夫。因为，结论的可靠，决定于证据的真实充足，而过硬的证据，是事实。邢先生还将语言研究比做法庭辩论，他说：最能说明这一点的，莫过于法庭辩论。甲提出一个断定，乙马上回应：“证据！”假若甲拿不出事实来证明，甲的断定就无法成立。

邢先生做研究一向注重“语言事实”的挖掘，一向都倡导“研究植根于泥土，理论生发于事实”。在这篇文章中，他反复强调语言研究的事实观。“事实胜于雄辩”，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不尊重事实，有意无意地“忽悠”事实、冒犯事实，再厉害的“雄辩”也不会鲜活，不会真的“厉害”。

邢先生的“事实观”，实际上也是一种“务实观”。即一切都要从实际出发，尽可能地穷尽语言事实，挖掘语言事实，找出语言规律，服务人民群众的语言生活。邢先生的这种观点与吕叔湘先生晚年总结出来的治学原则“广搜事例，归纳条理，反对摭拾新奇，游谈无根”是不谋而合的，都是强调尊重事实，事实终判。

在语言学的发展中，语言事实的发掘，对于研究的深化具有关键性意义，而对于语言事实的发掘，来源于不间断的追踪。陆俭明先生在《要重视语言事实的挖掘与描写》（《汉藏语学报》2007年第1期）一文中也指出：“不断挖掘和发现新的语言事实，对语言研究的突破与发展有重要意义。语言理论的修正与创新，主要靠科学的理性思维，同时也离不开新的语言事实的挖掘与发现”。

邓天玉，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后。责任编校：秦晓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