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情局罪与罚

（接上期）

赫尔姆斯后来认定，中央情报档案里有关苏联和东欧的情报，起码有一半纯属谎言。柏林和维也纳工作站已经成了假情报制造工厂。他手下的官员或分析师无法从虚妄中分辨出事实。这个问题一直都存在，半个多世纪之后，中情局在设法找出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时，也同样面临假情报的问题。

范登堡从上任第一天起，就被海外传回来的惊人报告吓坏了。他的每日情报摘要只能产生热度，亮度却不足。尽管谁也无法判定警讯的真假，但还是往上呈送。

快报：苏联某军官醉后高谈阔论，俄罗斯将发动无预警攻击。

快报：驻巴尔干的苏军指挥官自夸，不日将攻陷伊斯坦布尔。

快报：斯大林准备入侵土耳其，包围黑海，拿下地中海和中东。

五角大楼认定阻断苏军挺进的最好办法，莫过于切断红军在罗马尼亚的补给线。参联会的高级参谋于是着手规划作战计划。

他们要范登堡准备展开冷战的第一场秘密行动。为了执行这个命令，范登堡不得不变更中央情报组的任务。1946年7月17日，他派两名助理去拜会杜鲁门总统的白宫法律顾问克拉克・克利福德。他们主张“中央情报组的原始概念应作变更”，让它成为一个“作战机关”。于是，在没有合法授权的情况下，它变成了一个作战机关。同一天，范登堡亲自请战争部部长罗伯特・帕特森和国务卿詹姆斯・伯恩斯悄悄拨1000万美元的秘密经费，以支持“全球情报人员”工作。他们如数拨款。

范登堡的特别行动处在罗马尼亚着手组织地下反抗军。威斯纳在布加勒斯特留下的情报网虽是衷心想与美国合作，可惜已遭苏联情报人员渗透。特别行动处驻布加勒斯特的首任站长查尔斯・霍斯勒发觉，自己已陷入“一个美国年轻军官不太有心理准备应对的社会与政治氛围――身陷法西斯主义者、苏共、保皇党人、产业家、无政府主义者、温和派、知识分子和理想主义者的“阴谋、诡计、卑鄙、表里不一、欺诈、偶发的谋杀与暗杀”之中。

范登堡命令驻布加勒斯特军事代表团的艾拉・汉密尔顿中尉和托马斯・霍尔少校，将罗马尼亚的国家农民党组建成反抗军。霍尔原是战情局驻巴尔干的情报官，懂一点罗马尼亚谬。汉密尔顿则是一句也不懂，他的向导西奥多・马纳卡泰德，是威斯纳12年前才吸纳的出色特工。马纳卡泰德原为罗马尼亚陆军情报参谋部的一名士官，目前在美国军事代表团服务，白天当翻译，晚上当间谍。马纳卡泰德带汉密尔顿和霍尔去见国家农民党的领袖，提出由美国人提供枪械、经费和情报秘密等支持。10月5日，在维也纳占领区新设的工作站，美军与中央情报组合作把罗马尼亚前外长和5名后来加入解放部队的人员迷晕，装进邮袋载到安全港口后，再偷偷运到奥地利。

苏联情报机关和罗马尼亚秘密警察不到2个星期就查出这些间谍。共产党安全部队粉碎罗马尼亚反抗军主力后，美国人和主要谍报员仓惶逃命，国家农民党的领导人则被控犯叛国罪，锒铛入狱。在公审会上，证人信誓旦旦地说马纳卡泰德、汉密尔顿和霍尔自称是美国新情报机关的探员，结果3名被告在缺席的情况下被判有罪。

1946年11月20日，威斯纳翻开《纽约时报》第十版看到一篇短文报道：“受雇于美国代表团”的老特工马纳卡泰德被判处无期徒刑，“理由是他陪同！美国军事代表团的汉密尔顿中尉出席国家农民党会议”。冬末，战时替威斯纳工作的罗马尼亚人几乎全都被捕入狱或遭到杀害。他的私人秘书也自杀身亡。残暴的政权接管罗马尼亚，而它的崛起正是美国这次秘密行动失败所促成的。

威斯纳离开法律事务所前往华盛顿，在国务院谋得一职，负责监控柏林、维也纳、东京、汉城与的里雅斯特占领区。他怀有更大的雄心。他确信美国必须学习以新的方法来作战，也就是师敌之长，以同样的技巧和同样的秘密行动与敌人抗衡。

先天不足的CIA诞生了

华盛顿是由一批自以为住在宇宙中心者所管理的小城。面积1平方英里的乔治敦则是内城，街道由石板铺成，路旁的木兰树郁郁葱葱。城中心P街3372号是一幢建于1820年的4层雅致房舍，屋后有一座英式庭园和一间正式的晚宴厅。威斯纳夫妇以此为家。1947年间的无数个周日夜晚，它又变成了初具规模的美国国家安全机关所在地。美国的外交政策就在威斯纳的餐桌上成形定案。

他们也开创了乔治敦周日晚餐会的传统。主菜是酒，所有的人都乘着酒兴缅怀二战。在威斯纳长子（与威斯纳同名为弗兰克，日后登上美国外交界高峰）的眼中，周日晚餐会是个特别重要的活动。“它们不是无谓的社交活动，而是政府思考、作战、工作、对比记录、决策和达成共识的生命线”。按照英国传统，餐后女士退席，留下的男士天马行空地醉言笑谑直至深夜。每次宴请的宾客大都包括威斯纳的至交戴维・布鲁斯（即将出任驻巴黎大使的战略情报局元老）、国务卿的法律顾问奇普・波伦（未来的驻莫斯科大使）、副国务卿洛维特、未来的国务卿迪安・艾奇逊以及刚刚声名鹊起的克里姆林宫专家凯南。这些人自认为有能力改变人类命运，他们争论最激烈的便是应如何阻止苏联占领欧洲。斯大林已牢牢控制了巴尔干。左派游击队则在希腊山区对抗右翼王室。意大利和法国发生粮食暴动，共产党政治人物呼吁发动全面罢工。英国在全球各地的军队和间谍逐一撤退，在地图上留下一大片空白，让苏联阵营有可乘之机。大英帝国日薄西山，国库空虚，无以为继。美国必须独自承担起领导西方世界的责任。威斯纳与众宾客对凯南言听计从。他们都采纳他发自莫斯科的“长电”内容，认同他对苏联威胁的看法，海军部长福里斯特尔亦然。福里斯特尔是华尔街奇才，即将成为首任国防部长，他认为应以更坚定的信念对付苏联阵营。他个人不仅成为凯南的政治后台，还安插凯南住进国家战争学院的将官官邸，规定数千名军官必须研读凯南的著作。中央情报总监范登堡和凯南共商如何刺探莫斯科的原子武器工程。二战时期担任陆军参谋长的新任国务卿乔治・马歇尔认定，美国必须重建外交政策，当年春天便将凯南请到国务院主持新成立的“政策计划处”（PPS）。

凯南为刚刚命名的“冷战”拟定作战计划，不到半年光景，这位并不引人注意的外交官的理念便形成3股重塑世界的力量：“杜鲁门主义”给莫斯科一个政治警告，要求它停止颠覆他国；“马歇尔计划”为美国势力提供全球性的堡垒；“中央情报局”则是秘密行动机关。

全世界最大的情报机关

1947年2月，英国大使提醒国务卿艾奇逊，英国将在6个星期内停止对希腊和土耳其的军事与经济援助，此后4年，希腊大约需要10亿美元的经费用于。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也从莫斯科传回评估报告，认为英军是唯一能让希腊不落入苏联势力范围的武力。

在美国国内，红色恐慌方兴未艾。此时，共和党首度恢复大萧条之前的优势，同时掌控参众两院。威斯康星州出身的约瑟夫・麦卡锡参议员、加州出身的尼克松众议员等人崛起，杜鲁门的声望急速滑落，二战结束至今，他的民调支持率大约掉了5成。他对斯大林和苏联的看法已经改变，现在他确信两者都是世间恶魔。

杜鲁门和艾奇逊邀来共和党籍的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阿瑟・范登堡。（当天报纸说他的侄子霍伊特・范登堡将军上台不过8个月，即将被解除中央情报总监的职务。）艾奇逊解释道，苏联若在希腊建立共产党滩头堡，势必会威胁到整个西欧，美国必须想办法拯救西方世界，而国会必须为此“埋单”，范登堡参议员清清嗓子，转而对杜鲁门说：“总统先生，要想达到目的，唯一的办法是发表演说，把美国人吓个半死。”

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发表演讲，警告参众两院联席会议，除非美国展开海外行动，否则全世界都会面临浩劫。目前希腊“遭受数千名武装分子恐怖活动威胁”，美国必须投入数亿美元来稳住局势。若是没有美援，“混乱势必扩及中东全区”，欧洲各国的绝望势必加深，黑暗势必降临西方世界。他提出崭新的信条：“我相信美国的政策应是支持自由的人民，反抗意图征服（他们）的少数武装势力或外来压力。”美国的敌人攻击任何国家，就等于攻击美国，此即所谓的杜鲁门主义。国会议员起立鼓掌。

数百万美元连同战舰、军人、枪械、弹药、汽油弹和间谍，源源不断地涌入希腊。没过多久，雅典就成为美国海外最具规模的情报据点之一。杜鲁门决定在海外从事活动，这是美国谍报人员从白宫接到的第一个明确指令，但他们还缺少一位有力的指挥官。范登堡将军不日即将接管空军，他在担任中央情报总监的最后几天，向数位国会议员提交秘密证词，指出国家面临前所未见的外国威胁。他说：“大洋已经缩小了，时至今日，欧洲和亚洲一如加拿大和墨西哥般毗邻美国。”有趣的是，小布什总统也在“9・11”事件之后重弹此调。

范登堡说，在二战期间，“我们不得不盲目且毫不怀疑地依赖优秀的英国情报系统”，但“美国不应该老是恭敬地恳请外国政府提供耳目（外国情报），借以了解世界”。然而，中情局总是靠外国情报机关来了解自己不熟悉的地区和语言，这是不争的事实。范登堡在结语中表示，要培养专业的美国谍报干部，起码还得花上5年时间。半个世纪后，中情局局长乔治・特尼特在1997年重提这一警示，2004年离职时又说了一遍。一个重要的情报机关竟然总是落后5年。范登堡的继任者是海军少将罗斯科・希伦科特，于1947年5月1日宣誓就职，他是15个月内第三位出掌此职务者。人称“希利”的他是个角色错置的人物，不值一提。和前两任一样，他压根儿就不想当中央情报总监――“或许根本就不该让他当”，关于那个时期的中情局史如此写道。

1947年6月27日，国会某委员会举行秘密听证会，促成当年夏末正式成立中央情报局。会上绝口不提希伦科特，反而大赞艾伦-杜勒斯，并选中这位在民间执业的律师替几位特别委员开办秘密情报研习班。

艾伦・杜勒斯具有“基督精兵进行曲”式的“爱国”责任感。1893年他出生于纽约州沃特敦的望族，父亲是镇上长老教会牧师，外祖父和舅父当过国务卿。母校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是后来当上美国总统的威尔逊。艾伦・杜勒斯在一战期间是个没什么资历的外交官，大萧条时期则是华尔街律师。他在担任战情局瑞士工作站主任时，就用心建立“美国间谍大师”的声誉，共和党领导层早就把他当成远离故土的中央情报总监。至于他的胞兄约翰・杜勒斯，则担任共和党外交政策的主要发言人，被视为影子国务卿。艾伦眼神清澈明亮，笑声爽朗，和蔼可亲中带点顽皮的狡黠。但他也是个口是心非、长年与人私通、野心勃勃的人。所幸的是，他还不至于误导国会、同僚和最高指挥官。

朗沃斯办公大楼1501室有武装警卫把守，里面的人都得宣誓保守秘密。艾伦・杜勒斯叼着烟斗，像不拘小节的校长在教导不听话的学生一般，宣称中情局应由“不求闻达的极少数精英团队领导”，局长应具有“高度的洞察力”，兼备“丰富的经验和高深的学识”――这种人倒是跟艾伦・杜勒斯自己很像。局长的最高助理若是军人，则应“抛开原有的陆军、海军或空军军官身份，‘换上’情报机关的装束”。

杜勒斯说，美国人有“建立全世界最大情报机关的资源，编制不需太多”一一几百名好手就能应付自如。他向国会议员保证：“本局的行动既不会虚浮夸张，更不能像业余侦探认为的那样，过度笼罩在神秘和玄虚中。成功的唯一条件是努力、准确的判断和常识。”

他并没有说出他真正想做的：恢复战时战情局的秘密行动。成立新的秘密机关水到渠成。1947年7月26日，杜鲁门总统签署《国家安全法》，部署冷战新架构。《国家安全法》使空军成为独立军种，并由霍伊特・范登堡将军领导，还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NSC）作为白宫的“总机”，供总统决策参考。此外，《国家安全法》还设置国防部长一职，第一任部长福里斯特尔奉命整合美国军部。（福里斯特尔几天后写道：“这间办公室，可能是历史上最大的死老鼠坟场。”）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