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我国检察权

长久以来，检察权的性质和定位一直都不明确，检察权的范围和配置在理论界一直存在争议，而如何对检察权进行有效合理的监督始终是人们关注的问题。

一、检察权的历史沿革

检察权的概念来源于我国宪法。1954年新中国的第一步宪法诞生，该宪法是以苏联的宪法为蓝本，规定了独立的检察制度并明确了检察权的地位。据此《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明确规定检察机关享有一般的监督权，这是检察权包含法律监督权能的最早的法律规定。而后经过一系列的运动，检察机关工作陷入瘫痪，检察权概念也一度销声匿迹。直至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和1982年宪法对人民检察院的检察权及其主要职权作出了详细而透彻的规定。随着时代的发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以及检察官法都进一步明确了检察权的内涵。

二、检察权的性质

现代意义的检察制度是纠问式诉讼制度和刑事司法职能分化的产物，检察权是适应追诉和审判程序的正当化而设立的新型权

力。[1]检察权的性质，是指检察权的权利形态，包括检察权的目的、功能、特点、作用，以及检察权在国家权力架构中的地位、与其它国家权力（如行政权、审判权等）间的关系等。西方检察权的性质来源于 “三权分立”的权力结构模式，其中检察权被划归为行政权范畴。但是，西方检察权的行政权性质有特殊性，无论在检察机关的设置，还是检察官的管理，都不同于一般行政机关和行政人员。同时，西方国家检察权具有一定程度的法律监督性质。以列宁的法律监督思想为基础的前苏联检察制度，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和法的理念所制定出来的，具有鲜明社会主义制度特征的性质定位和权力配置。检察权明确从行政权的体系中分立出来，成为具有独立法律地位的法律监督权。[2]在探讨各项国家权力的性质和范围时，均应严格按照宪法及法律的规定，即四项国家权力的性质应明确界定为立法权、行政权、审判权和检察权，四个国家机关的性质则相应地界定为国家权力机关、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国家审判机关及国家法律监督机关。

在我国，检察机关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并向人民代表大会负责，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法律监督机关，专门行使检察权，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在国家权力的分立与制衡中，检察权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法律监督权反映了检察权的根本属性和基本功能，体现了检察权得以成为一项独立的国家权力的正当性。综上所述，我国检察权应是一种独立的国家权力形态，即法律监督权。

三、检察权的配置

（一）知情权。检察机关享有充分的知情权，是行使各项法律监督职权的前提和基础。法律监督的前提是知情，检察机关作为监督主体，只有了解、获取监督对象的有关情况，才能明确监督对象是否存在违法行为以及存在什么性质的违法行为，然后根据具体情况依法提出有针对性的监督意见，并采取相应的监督措施。

（二）诉讼程序决定权。检察机关的诉讼程序决定权具体包括对职务犯罪自行决定立案侦查权、对公安机关立案监督权、提起公诉、不、抗诉等权力。诉讼程序决定权的行使，会引起某项法律诉讼程序的启动或终止，这也是检察机关的诉讼监督权实现的具体途径。

（三）纠正违法及责任追究程序启动权。法律监督权是一种必然引起一定的程序、被监督者必须作出法律规定的反应的权力，而不是对被监督者产生一般影响的权力。[3]检察机关对有关机关启动纠正违法和责任追究程序是其免遭其他权力的抵制和非法干扰的必要手段，也是实现其与行政权、审判权的有效制衡的途径。

（四）预防职务犯罪检察建议权。预防职务犯罪检察建议， 是指检察机关在实施法律监督过程中，针对易于引发职务犯罪的管理漏洞以及公职人员严重违背职责的情况，向被监督单位提出整改建议的一种诉讼外的法律监督活动。有的学者认为检察建议没有法律强制力和诉讼性，不属于法律监督权的范围。[4]这种观点值得商榷。我国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而法律监督既包括对已经发生的错误、违法、犯罪的事后发现、纠正和补救，也包括对错误、违法、犯罪的事先检查、警示与防范。[5]检察建议作为检察机关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一种基础性手段和方法，不仅属于法律监督权，而且应当是检察权的结构性权力之一。

四、检察权的监督——人民监督员制度

权力必须得到监督和限制，任何不受监督的权力都会成为损害国民利益的洪水猛兽。检察权也是如此，在我国，对检察权的监督主要来源于外部并形成了制度，即人民监督员制度。人民监督员制度体现了权利制约权力的精神，体现了公民司法参与和正当程序的要求，符合世界刑事司法发展的潮流，在层面上具有积极的意义。就我国检察权定位的争论而言，也是对检察权独立行使与监督制约要求的回应。

人民监督员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按照一定的程序，对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案件中逮捕、撤销案件、不等关键诉讼环节以及查办职务犯罪案件过程中是否有违法情形进行监督，以有效地防止检察权的滥用。人民监督员制度明确规定了监督主体、监督范围、监督的程序以及监督的效力，使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案件的外部监督规范化，增强了外部监督的有效性，是现行司法框架内的检察体制改革和重要制度创新。同时，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实行对强化检察权的独立行使，推进司法文明，起到重要作用。人民监督员的外部监督不会削弱检察权，反而会增进检察权的独立行使。通过人民监督员行使监督权对检察机关职务犯罪案件进行监督，使检务公开，办案质量提高，违法违纪行为大大降低，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而且，通过公民的司法参与，加强了民主与司法之间的沟通，司法取得了民众的支持和理解，从而使得自身权力的正当性得到加强，强化了检察权的独立行使。现阶段，人民监督员制度的正当化，突出表现为人民监督员制度的法律化、规范化上。人民监督员制度毕竟是一项改革探索，虽然符合正当程序的价值标准，符合宪法原则和精神，但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安排和部署，都是在该制度没有基本法律规定的情况下作出的，实践中的主要操作规范皆来源于《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规定（试行）》，法律依据尚不够充分，影响人民监督员制度的深入发展。目前，应加强人民监督员制度的理论研究，加快立法进程，对试行人民监督员制度不完善的地方予以修正，赋予人民监督员实质性的监督权利，在人民监督员选任、监督范围、监督程序等具体环节上，完善相关规定，将这一制度创新发展为我国检察机关自侦案件有效的外部监督制约机制。

注释：

[1] [法]卡斯东斯特法尼等著：《法国刑事诉讼法精义》（上），罗结珍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2] 《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95页。

[3] 周理松.论检察监督的程序性和实效性[J].人民检察.2001，（6）。

[4] 孙谦.检察理论研究综述[M].中国检察出版社，1990：395。

[5] 汤唯.法律监督与预防职务犯罪的法理分析[J].人民检察.2004，（1）。

（作者通讯地址：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检察院，北京 顺义区 101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