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军抗日建奇功

充分显示了广东人民高度的爱国精神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伟大斗争。在这场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斗争中，神州大地的正面战场，进行了20多次激烈大会战。当时，国民政府军队的装备十分简陋，可说是以血肉之躯，对抗日本侵略者的坦克、飞机、大炮、毒气，景象十分惨酷。据有关刊物统计，从1937年7月至1945年6月，军队浴血搏斗，打死打伤日本侵略军133万人。国民政府军也付出重大代价，牺牲123位将领，伤亡380多万将士，终于战胜了日本侵略者，为世界和平作出重大贡献！

这场战争中，国民政府军队的广东部队，尤其艰苦奋斗，不怕牺牲，战果辉煌，留芳于世。战争一开始，在广东的第四路军总司令高要余汉谋，立即奉令陆续派遣由副总司令合浦（今属广西）香翰屏率领茂名邓龙光的第83军、吴川李汉魂的第64军、新兴叶肇的第66军共6个师，挥戈北上，参加沪淞会战、南京保卫战、徐州会战（包括台儿庄战役）、武汉会战、南昌会战，以及其他地区的会战。其后还有大批粤籍将士在各战区痛歼敌寇，用辉煌战功显示其高度的英雄气概和爱国精神！

首先高举抗日大旗的十九路军

凶恶残忍的日本侵略军于1931年在沈阳制造“九一八事变”，占领我东三省后，接着于次年在上海制造“一二八事变”，妄图侵占全中国。当时上海的日军总指挥海军少将盐泽幸一疯狂叫嚣：“上海一旦发生战争，4小时即可了事。”

我驻上海的第19路军，前身是北伐时国民革命军第4军第10师，号称“铁军”，总指挥是东莞蒋光鼐，军长是罗定蔡廷锴。下属第60、61、78三个师，师长分别为罗定沈光汉、泉州王维寿、罗定区寿年，全军3.3万多人。当日本海军陆战队于1月28日深夜23时30分在装甲车、大炮配合下，向闸北我19路军猛烈进攻时，我军当即予以痛击。不久，那位张牙舞爪、不可一世的盐泽幸一就弄得焦头烂额，被，灰溜溜地滚回日本。其后日军四易主帅、六度增兵，出动飞机军舰，狂轰滥炸吴淞、庙行、江湾，杀害大批无辜平民。19路军在张治中第5军配合下，大小百余战，打退日军进攻。正当我军准备全线反攻之际，英、美、法、意等国进行调解，双方于3月3日宣布停战。此役日军死伤1万多人，受到沉重打击。我19路军也伤亡很大，其不怕牺牲的爱国精神，举世敬佩！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认为：“对中国人来说，这次军事失利，却是一次惊人的精神上的胜利。”首战日军的第78师156旅旅长惠来翁照垣将军撰著《一二八淞沪血战史》，忠实记载19路军英勇抗日可歌可泣的壮烈事迹。由于19路军将士绝大部分是广东籍，因而1933年在广州先烈东路沙河顶建立“十九路军抗日阵亡将士坟园”，埋葬大批忠骸，它将永远供后人瞻仰和怀念。

沪淞会战、南京保卫战和武汉会战

上海是我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和国际贸易港口，因而成为经济中心；南京当时是首都，因而成为政治中心。日本早就处心积虑要侵占这两座城市，这就出现沪淞会战和南京保卫战。

全面抗日战争开始后，在1937年8月至11月的沪淞会战中，我军部署是：中央作战军总司令张治中辖下的第48军175师师长为罗定区寿年；左翼作战军总司令辖下的第15集团军总司令为大埔罗卓英、第19集团军总司令为乐昌薛岳；右翼作战军总司令兼第8集团军总司令为始兴张发奎，共70万人应战。以劣势装备抵抗日本侵略者用飞机、坦克、大炮、军舰武装的28万多人，战斗极为惨烈。3个月内，共毙伤日军4万多人。我第88师262旅524团在副团长蕉岭谢晋元率领下，坚守闸北火车站达两个月之久。其后掩护大军撤退，谢晋元率领一营400多人坚守四行仓库，血战4昼夜，歼敌200多人。谢晋元晋升上校团长。因四行仓库处于商业繁荣地区，在各方劝告下，后奉令退入租界，被租界当局缴械。谢晋元1941年4月为日伪刺客暗杀，国民政府追赠为陆军少将。其英勇献身精神备受中外称赞！

同年11月的南京保卫战，我军因沪淞会战后甚为疲惫，且南京地形易攻难守，而南京卫戍区司令唐生智指挥极端错误，不留后路，粤军撤退十分狼狈，10多万官兵惨遭日本侵略者屠杀。广东部队叶肇第66军、邓龙光第83军认定与其淹死长江，不如决心同敌人拼杀到底，因而分别在南京紫金山北麓、栖霞山附近突围成功，保存了作战实力。

日本侵略者占领京沪地区后，大肆狂吠，再侵占武汉，就可以“早日结束战争”，但事实恰恰相反。敌人于1938年6月至10月侵犯武汉，应战的粤籍将领有武汉卫戍区总司令大埔罗卓英，下辖阳山李及兰的55师；第一兵团总司令乐昌薛岳，下辖大埔吴奇伟的第9集团军、新兴叶肇的第66军、始兴华振中的第160师；吴川李汉魂的第29集团军，下辖番禺孔可权第187师、肇庆唐云山第52师。第二兵团总司令为始兴张发奎，下辖第11集团军176师，师长为区寿年。这次会战，日军自称伤亡3万多人。日本竟违背国际协定，大量施放毒气，故我军伤亡也很惨重，于10月26日退出武汉。在此之前，日军于10月21日侵占广州。

到1938年底，日本在华战场投入近100万兵力，伤亡近45万人，兵源不足，捉襟见肘；作战资源欠缺，后继乏力，我国则沿海主要港口尽失，作战物资进口困难。因而战争形势转入第二阶段。一方是大国弱国，另一方是小国强国，中外有识之士均认为这场战争必然是持久战。

两次粤北会战，日军落荒狂逃

日本侵略者攻占广州、武汉后，一再幻想南北夹击，打通粤汉铁路，把中国东部地区和中部、西部分割开来，使东部地区和中央政府隔绝，可任其宰割吞噬，进而消灭全中国，其用心至为险毒，这就出现两次粤北会战和三次长沙会战。这五次会战，我军全胜，其中粤籍将士作出很大贡献！

关于两次粤北会战：第一次在1939年12月18日，日本第21军司令官安藤利吉指挥第18、104师团，以及近卫旅团和第38师团一部分，共11个联队，约7万人，由广州、增城出发，在空军掩护下进犯，妄图占领广东战时省会韶关。我军由第12集团军总司令高要余汉谋指挥，下辖蕉岭黄涛第62军、钦县（今属广西）张瑞贵第63军、五华缪培南第65军、新会张寿独立第20旅和暂归63军指挥的台山林伟涛第151师迎战。日军装备精良，而且极为狡诈，来势凶猛，先向三水县地区佯攻，似拟进犯肇庆，待我方从粤北调动军队增援三水地区，它立即大规模进犯粤北，突破我军第一防线，连陷龙门、新丰、佛岗、英德，直趋翁源、韶关。根据广东省主席李汉魂请求，从湖南急调第54军前来支援。此时余汉谋要第62军军长黄涛退守第二线阵地。黄涛提出：这不解决问题，不如乘虚直捣广州，或拦腰攻占从化牛背脊、良口的日军据点，断其归路。余汉谋认为占领广州难以固守，不如断其归路。于是我军集中兵力，于12月29日出敌不意，一举攻占牛背脊和良口，敌军发现四面被困，难以取胜，无心恋战，迅速逃回广州、增城，战斗至1940年1月8日结束。

第二次在同年5月上旬开始。日军经过4个月整训补充，大举进犯粤北，由日本华南方面军司令官安藤利吉指挥第18、38、104师团，约7万人，在第21独立飞行队配合下，妄图消灭我粤北主力。我第12集团军所辖第62、63、65军及教导团沉着应战。敌机狂轰滥炸，经过两昼夜激战，突破我从化良口等处第一线阵地，国民政府军坚守从化石榴岗等处第二线阵地，继续英勇抵抗；敌主力不再北犯，转向西进，政府军62军予以迎头痛击，63军攻其右翼，65军攻其左翼，在从化鸡笼岗、望到底、石榴花顶等地激战六七昼夜；敌军多次反扑，从化良口一再易手，敌军遭到重创，我军也伤亡较大，但我军三面包围对方，敌军兵力不足，补给困难，只好夺路南逃，退回广州、增城原驻地，战斗至当年6月12日结束。事隔24年，笔者于1964年上半年到从化温泉公社龙桥大队参加“四清”运动，鸡笼岗附近农民向笔者追述当年我军据守猪牯岭高地，痛歼敌军，大批“鬼子兵”狂奔逃奔，结局是卧尸稻田，这就是侵略者的下场！

三次长沙会战和常德会战大捷

关于三次长沙会战：第一次在1939年9月至10月，第二次在1941年9月至10月，第三次在1941年12月至1942年1月。第一次由日本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约10万人进犯，第二、三次由日本第11军司令官阿南惟几指挥约12万人进犯。我方第一、三两次以约40万人，第二次以近30万人迎战。参加三次长沙会战的粤籍将领有第九战区司令长官乐昌薛岳，副司令长官兼19集团军总司令大埔罗卓英，暂编第8师师长合浦张君嵩，第57师师长台山余程万。他们与友军配合，共毙伤日军约10万人，取得三次大捷，日军退回原驻地。我军受到英、美舆论界的赞扬！

世界战争史提供证明：局部地区的战争拖延下去，牵涉到很多国家利益，就会出现世界大战。日本为驱除英、美在华利益，扩大搜刮作战物资的地区，于1941年底对英、美作战，这就出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到了1943年，日本在太平洋战场出现败局，丧失战略主动权。为扭转败局，这年11月2日，以6个师团约10万人，另有4个师伪军，共16万人，分4路进犯常德地区，妄图由此入川，占领重庆。我军迎战约20多万人。日军第3、68、116师团四面围攻常德城，我军守城为第74军57师，师长为台山籍余程万。敌军炮火猛烈，城内一片火海，师部驻城内中央银行大厦，被敌军发现，不断对大厦投弹开炮，我军仍坚守16昼夜。城外守军对敌反复冲杀30多次，敌方竟施放毒气，故难相救。城被攻破后，我军继续巷战，全师官兵8315人，最后仅剩300人。师长余程万率少数官兵突围，与我第10军会合，5日后收复常德城，乘胜追击残敌。这次会战历时50多天，毙伤日军两万多，我将士也伤亡惨重。会战以12月下旬日军败退结束。

为黔南会战胜利创造条件

1944年冬，桂柳会战结束，日军进犯贵州，妄图占领贵阳后窜犯昆明，截断滇缅公路，使我国无法获得国外的作战物资。由于国民政府军精锐主力远在滇西、缅北等处，而湘桂等地军队久战疲困，士气不扬。这时重庆震动，惊呼：“八年抗战之险恶，未有如今日之甚。”中国战区参谋长、美国魏德迈将军甚至向建议“应有再迁都的准备”，为蒋坚决反对。于是魏德迈献计：“可放出声气，把西安地区的胡宗南部队调来贵州，以威慑日军不敢轻率冒进。”

事实上，远水不能救近火。只能设法聚集湘桂败军和调动重庆卫戍区的部队，并派出大员在贵阳督战。这年10月下旬，由重庆开赴广西南丹的第97军，下辖166、196两师，在广西退入贵州。196师师长为湖南邓宏义，这时被调职，改派重庆卫戍区少将高级参谋广东南海袁涤清任师长。临阵易帅，兵家所忌，因为上下隔阂，难以指挥。情况确实如此，该师一位团长作战牺牲，另一位姓易的团长临阵逃跑，被军长陈素农发现，当即枪毙。正当战斗激烈急需用款之际，不料师参谋长、参谋处主任竟伙同军需侵吞军款20万元，这对袁涤清师长无疑是雪上加霜。临危受命的袁涤清师长在前沿阵地指挥作战，固守待援，战斗至最后一天，全师只剩2000多人，炊事兵全部上火线。大家饿着肚皮对敌作战，终于打退日本精锐的第3师团进攻，完成上级规定坚守阵地的期限，把防务移交给第98军。这时援军大集，日本侵略者处境不妙，只好退出贵州，我军乘胜追击在广西的残敌。坚守都匀为黔南会战胜利创造了条件。

“开湘西会战胜利之先声！”

8年抗战的最后一场会战是湘西会战。1945年春，日军败局已定，仍作困兽之斗。于4月上旬进犯湘西，妄图由湘入川，侵扰重庆。日本第20军指挥第34、47、68、116等师团，从益阳、邵阳、东安向湘西进犯，第68、116师团主力两路合击，于4月上旬占领新宁，4月25日入侵武冈城郊，遭我军阻击。5月1日，我军第94军第5师在兴宁李则芬师长领导下反攻，以破竹之势攻克武冈县武阳镇。5月3日攻占马鞍山，由副师长邱行湘率领突击队，冲入敌第34师团58旅团司令部，毙敌200多人。5月4日，第5师各团猛烈反攻，经过3日激战，歼灭敌58旅团大队长以下1500人，残敌溃逃，是为武阳大捷，被誉为“开湘西会战胜利之先声”，是湘西会战由防御转向胜利的标志！日军其他师团的进犯，均先后被我第三、第四方面军击退，敌人伤亡惨重，战斗至6月7日，日军全线败逃。不久，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宣告全面胜利。

统计在8年抗日战争中，英勇对敌作战的粤籍将领（少将级以上）有姓名及战功可查的在40位以上（限于资料无法全部统计），其中壮烈牺牲的将领有10多位。这充分显示广东人民高度的爱国精神！

东江纵队、珠江纵队的卓越贡献

第二次国共合作，大批中国共产党爱国人士进入余汉谋等将领的部队作政治等方面的工作，对粤军的胜利作战，起到了很大作用。另外由中共领导的游击队广东东江纵队、珠江纵队，在抗日战争中也作出很大的贡献，歼灭了大量日军。尤其是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于1941年底香港沦陷后，在残暴凶狠的日军眼皮之下，抢救出大批滞留香港的我文化界精英，其艰险困危，令人难忘――但这些事实是写另一篇文章的材料。

（作者注：本文根据多种抗日战争史专著、大型工具书、个人回忆录、个别当事人追述，整理而成。未能一一注明出处，甚歉，请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