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蒋们的“带孙焦虑症”

家庭结构的小型化、空巢化以及家庭功能的分化，不可避免地带来价值观念的更新。“祖辈带孙”的焦虑现状，非亲历者难以体会。

老蒋的状态很不好。

他脸色苍白，嘴唇干瘪，一副没精打采心事重重的样子。直到医生李霞第三次问诊，才从老蒋吐出的只言片语中找到他患上焦虑症的诱因――“外孙吃饭看电视，我说不行，但没人听我的意见。我发火也没用，完全不改。我的意见已经没有价值……”

医学上固然没有“带孙焦虑症”这样通俗的名词，但对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老年精神科主任李霞来说，这个名词兴起的背后是“谁都知道却谁都不认为是大问题”的祖辈带孙焦虑现状。

多样化的烦恼

老蒋承认自己钻了牛角尖。

他今年68岁，当了几十年的企业干部，性格倔强。6年前女儿怀孕生产，他彻底从工作岗位退休，打算和老伴一起“含饴弄孙”。却遭遇种种不如意，细究起来，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比如他不允许外孙吃饭看电视，必须随手关灯，不许沾垃圾食品……他要求外孙严格执行，但女儿和女婿却觉得这类细节无伤大雅。

他心里明白自己不该承担父母之责，但又怕长期下去孩子被毁。

“我什么都做不了。”老蒋说。他开始不再说话，不再发表任何意见，不再参与任何和外孙相关的活动。矛盾积在心里，渐渐成了死结。

李霞说，老蒋是个内心敏感的人。

“这样的人本身有一定焦虑基础。敏感，多思多虑，追求完美。”往往一点点小事都可以触发焦虑――比如有位老太太，小孙子快下课了，她让儿子去接，儿子只要晚出发一小会儿，她就会坐立不安。

上海市中医医院睡眠障碍科主任张雯静听到最多的描述是，“大脑好像被念了紧箍咒”；“像被一块大石头压着”；“活在一个黑洞里”；“脑子一点也动不起来，像刷了浆糊”……

焦虑的老人们，烦恼是多样化的。

有的是愧疚感。一位带孙的老太太，与亲家轮周带孙。但仿佛一个魔咒，孩子只要送到自己这里就发烧。原因遍寻不得，但愧疚感却是无以复加。以至于小孙女在一个小矮坡上下奔跑时，她都要为孙女反复穿脱外套，以防坡顶有风，造成感冒。

另一位老人，在老家带孙，因疏忽造成小孙女溺水而亡。老人被诊断为创伤后应激障碍并发焦虑，5年了，依然没有走出来。

还有的是自我加压、把责任扩大化。上海人老李带着孙子看病，没挂上专家号，却发现别的父母都是手机预约了专家号再来就诊。想着是自己不会网上挂号而耽误孙子看病，急得眼泪直流。

也有套牢的感觉。一位68岁的外婆照看一对双胞胎，反复向医生倾诉“搞不定”“心力交瘁”“晚年生活没有了”，每晚睡觉要靠安眠药。

还有的是提前焦虑。一位老患者向张雯静倾诉，一听女儿说要生二胎，“前几年的辛酸场景一下子浮现眼前，重新走一遍？吓都要吓死了！”

有人笑了，有人却哭了

“真有带孙焦虑症？”老龙听了老蒋的病情，急切表达认同，“你这么一说，我是深有感触。我当年估计也有。”

2006年在世纪公园，老龙差点丢了当时2岁半的外孙女。“我正仔细看一株梅花的介绍，突然意识到外孙女不见了。”他喊出了此生最大的嗓门，在整个公园奔跑叫唤孩子的名字。整整半小时，他想的竟不是外孙女的安全，而是回家怎么跟女儿女媳交代。

好在半小时后，他在一棵树下找到了外孙女。

回家后嗓子哑了几天。更严重的是，他当晚失眠，在之后半个月里反复后怕，“如果没有找到……”

随着外孙女长大，祖孙间争执时有发生。一次争吵后，外O女直接用剪刀戳进自己的手心，鲜血汩汩流出。老龙和老伴将她送进医院，数日惊魂未定。

最生气时，他电话里跟女儿撂挑子：“我不带了！我没这个义务！”

女儿回应：“你们不带，我只好辞职。”

“她这话，等于把辞职原因归到我头上了。”老龙忿忿说。和老伴商量了，“只能再捱几年”。

“很多问题你知道好像不对，但走着走着就变成理所当然。”老龙摇摇头。

老龙最终在外孙女12岁时得以解脱。他和老伴的住房是学区房，而子女的房买在郊区。外孙女上初中前，他们和子女交换了住所，正式“从带孙班毕业”。

老龙形容交接那一天的心情，满腹搜罗能想到的词是“乐开花”。“真的！难以想象吧？我爱人大概还有点失落。我是彻底没有的。我只想老年生活终于开始了，哪怕住得这么远，要坐24站地铁去找老伙伴我也愿意！”

各家有各家难念的经。老龙说，你很难说谁家的带孙安排就一定好，也很难把一家的做法套到另一家。

他身边好友，带孙模式各不相同。有的是全天候被套牢；有的是年轻父母在两家老人之间接来送往，一家一周；还有的是从外地来沪，因房子小，只够一人来住，无奈和老伴分居……有人实在受不了，放下狠话“我出钱，请保姆来带！”没过半个月，自己又回来，因为想孙子想得失眠，“隔空担心”。带孙时间最长的老朋友，把孙子一直带到工作，经历了二度空巢。

朋友聚会时，老龙念了首打油诗――“是主人吧，说了不算；是客人吧，啥活都干；是保姆吧，一分钱不赚，外搭钱还不算；是志愿者吧，还没人称赞。”

有人笑了，有人却哭了。

模糊的界限感

老蒋自己也明白，他的带孙焦虑其实混杂了退休的失落感。在这个家庭，他不再拥有指挥者的权力，而转变为协助者。

李霞在多年诊疗中观察到，出现问题的家庭，往往是一家人或者其中有人的角色定位出了问题。

“很多老人觉得自己委屈，多半是因为一早没有划清界限。三代人在一个家庭中，各有各的角色。打着任何旗号的越界，都是不可取的。要明确哪些事是自己的事，哪些事是另一个角色的事，守住自己的界限，也不要侵犯他人的界限。但现在，很多家庭角色之间糊里糊涂，也没好意思弄清楚。而角色一旦错位，要么是压抑，要么就是冲突。”

比如有不少祖辈把已成年的儿女依然当孩子，认为“他们照看不好自己，又怎么可能带好孙子”，于是越界，承担子辈应付的责任。

年轻母亲小杨对婆婆的举动有苦说不出。“婆婆不放心我们带孩子，晚上一定要由她带孩子睡。孩子还没断奶就几次三番把孩子抱回自己屋。晚上只能孩子哭了我跑过去。后来因为孩子总饿哭，才算搬回来。”

小杨一位朋友也抱怨，丈夫希望夜间带孩子睡觉，却总被婆婆以“你们上班太辛苦”的理由抱走。“老人其实没有问我们真正需要什么帮助，而把意志强加给我们。但他们那么辛苦，我们又怎能强硬表态？”

“如果祖辈付出了很多，而有一天发现子辈并不是一定需要，这种冲击是很大的。”李霞说。

老蒋现在成了李霞的“忠实”粉丝，每两周便主动来就诊。

李霞给了他的建议是，先确认自己是不是想做。如果确定想带孙，要充分预估承受能力和可能走入的境地，接受自己只是协从的角色，而不负主导的责任。“要和儿女商量好，自己能帮的边界在哪里？最好全家达成一致。”“要允许犯小错。没有谁天生会带孩子，亲子关系正是在不断试错中正确起来的。”

摘编自2017年4月16日《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