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60张地契铺进美术馆

毛同强的三部曲：“工具(镰刀斧子)”(2008)、“地契”(2009)，“宗教”(2010)正在陆续上演。符号曾经强烈地刺激过这一代艺术家，所以他们的作品摆脱不了“符号”的运用，也是一种宿命――“地契”则正在刺痛我们的神经。

中国人对土地的感情最为复杂。100年来，经历了皇权、民国、殖民、革命的洗礼，这漂浮的亚洲板块在远东地带戏剧性地迎来了它生命中最富活力的交易――地王频现、地价高企。

当人们遣责李泽楷在北京囤地炒地一笔赚取两个多亿时，合作建房者于凌罡终于放弃了他持续5年的集资建房计划，他称合作者还梦想在北京四环内买到每平方米7000元的房子“太不切实际”。在同一时期，内地富豪马云以每平方米近40万港元的价格购得香港豪宅，总耗资3亿港元。香港人称，香港房地产价格走高缘于10套房子中有1套是内地人在购买。艺术家们则对此更是感同身受，他们的工作室被撵来撵去，因为小产权、临建、拆迁等原因而动荡不安。

我们曾经在一首童谣中长大：“那时候，妈妈没有土地，全部生活都在两只手上。”这种悲惨的境地一去不复返了，但人们对土地和房屋的认识似乎具有先天的心理阴影，即便富豪也要通过购买房产来获取心理上的安全感。

艺术家也不例外，毛同强就是其中的一个，他曾经用画作换取过北京四环边华侨城的房子。那只是安身的一个住所，更真实与强烈的动机的展示，则是他最新的艺术作品：《地契》。

他回到银川，买了一张地契

2007年的一个中午，46岁的毛同强在银川西塔文物市场的一个杂项店里翻检人事档案，这是他当时在做的一个计划，他想从人事档案中读取社会隐藏的某些信息，它可能是社会学的，也可能是政治的，总之是这个社会变革的产物。

在此之前，毛同强的艺术轨迹显然受到同辈艺术家影响，他们经常在一起喝酒、娱乐，作品中画满了拼贴的各类符号：、女人、假发、大头……画符号、玩拼贴，在艳俗艺术和波普艺术中穿行。早期，毛同强的身上打着玩世主义艺术家的烙印。

有两件事情可看作毛同强艺术生涯的转折点，他在北京“混”了很久之后，终于厌倦了这种生活：应酬、找姑娘、为收藏家绘画。于是他回到了宁夏银川这个移民城市，在这个黄河北岸、说普通话的城市里，他在郊区找了工作室，600多平方米，还养狗――显然，他仍在艺术家的生活模式中――工作室旁边就是亚洲最大的麻黄素生产厂家。这次“回归”银川不仅改变了毛同强的人生路径，更促使他思考艺术的转型。

他开始利用现成品做作品。正是基于离开北京和选择做装置这两件事，使得毛同强成为他自己而不是别人，尽管还有人开玩笑说他从发型到长相，仍然与王广义“很像”。

材料成为毛同强必须面临的“课题”，他选择过镰刀、斧子，他用收集来的成千上万的农具堆积起来做作品，甚至还用镰刀扎了个船。这个漂浮在陆地上的船曾经摆在今日美术馆前面的空地上，吸引不少眼球，这是他去年在“意派”展览上的作品。

强烈的符号意识可以看出毛同强的思维惯性，当他在那个中午从银川文物店里翻检出一张地契时，他脸上一定带着一种难以掩饰的兴奋。“店主看出来了，要了我200元。”毛同强说，这张乾隆年间的地契有八开纸那么大，他欣喜的表情让店主宰了他一刀。“后来知道行情了，这张地契也就50元。第一次都得交学费。”

此后，毛同强暂停了人事档案的收集，专注地转入到地契的收集之中。他说：“土地作为财富是最重要的部分。”而置换和转移一定是向着权力漂移的，“这是我最大的动机”。

讲述土地流变的现成品

“别的收藏家是以文物的方式收藏，我要拿这个材料作为艺术语言，用现成品艺术的方式来做。”毛同强解释说。3年间，他共收集了1360张地契。有3个渠道帮了他的忙。一个是北方民族大学的学生帮他收集了1/3。他对学生说，不要告诉我这张地契多少钱，你只要告诉我你要多少钱好了。“如果只是收集几张或十几张，别人都能送你，但要收集几千张，对谁而言都是一门生意。”毛同强不挑质地、真假、对错，他说不能伤害学生的积极性，好不好都要，有了就收，就付钱。有许多安徽、山西的地契正是学生收集来的。

另一个渠道是文物市场，毛同强说自己“上当上得不少”。3年里他常去的有北京的潘家园市场和西安的文物市场，北京潘家园的贵，货少，一些学者还抢，他买得少。西安的便宜，他买得多。但有一次他在西安上当了。“买了60张，驴头不对马嘴，还有中药药方。”回到银川毛同强才发现，急忙打电话跟卖方交涉：“中药方子都成家族地契了，下次是不是还有菜谱?”但正是这一次经历，4个月后，卖方给了他一捆山西盂县收藏较为完整的家族地契，有上百张。此外，还有银川两个卖家经常给他供货，有地契到了，就会通知他。

毛同强称自己的收集过程是直奔主题，凭感觉在弄。但现在他俨然已是一个行家，介绍说地契的价值不一，要看是否稀少来确定，有一张价值2000元，是美国租用中国土地的地契，而另一张则价值5000元，是新疆某道观的地契。

“地契是中国老百姓最大的财富象征。”艺术批评家殷双喜说，“90年代以来，在急剧发展的城市化建设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农民失去了和土地的联系，涌向东南沿海城市，寻求新的生存方式，但他们在城市里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陌生环境，一切都要重新学习。”

地契背后的喧闹

美国艺术史学家丹托认为，不具有艺术性的物品能够成为艺术品，完全是由于理论的授权。哲学赋予物品意义，物品就成为艺术。

毛同强的艺术转型正是得益于这种艺术思潮的波及，他提到他喜爱的艺术家德国人汉斯・哈克，这位艺术家在文化政治领域内的探索使得艺术成为一种“显权力”。在哲学家布尔迪厄和艺术家汉斯・哈克的对话集《自由交流》中，他们提到了自由空间。现代公共制度为自由留下了较大活动余地，要善于利用机构中间永远存在的“空隙”――“如果我们试图超越界限，就会发现，墙壁上有洞，可以穿过去”。他们描绘出的是市场意识和公共体制交相钳制下知识分子的生存境遇和应对策略。

毛同强也采取了这种暗喻的策略：地契。“我要展示的是一种废弃感。”当装在相框里，放在课桌上像杂物一样堆砌的、失效的地契展示在你面前时，你似乎正置身于一个“荒原”之中。每张地契后面都有土地房屋转手的故事，你可以想象它们背后的喧闹、争吵、妥协，然后归于寂静。

从清朝至今的地契摆放在那里，承载着中国几代人的复杂情感，土地流变的历史面貌被说出、公开，从“地契”到“房产证”的转变经历了历史的剥夺和涂改。

用现成品做艺术是为了表达的需要，毛同强说。2009年11月5日，他在墙美术馆为10天后的个展开幕而忙碌。“用其他的方式，文学叙述、图画表达，都不够现成品有力量和准确。”我们看到的毛同强，既不试图扮演文化英雄，也不呼朋引类，在将近50岁时，他从作品中找到了自己的精神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