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0-16 10:23:39
摘 要：王粲对相和歌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他利用本人创作的辞谱上曲子成为相和歌，多为奉命之作或歌功颂德之作；另一方面是他改制的《安世诗》，是他为了投曹操所好，利用古辞和曹操的辞谱上曲子制成的，也是当时的相和歌。
关键词：王粲；相和歌；安世诗；房中乐
中图分类号：J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24-0103-02
王粲是建安七子之一，其人博闻强识。《三国志》中记载：其 “性善算，作算术，略尽其理。善属文，举笔便成，无所改定，时人常以为宿构；然正复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王粲在建安七子中的评价最高，他长于辞赋，他写的《登楼赋》、《从军行》、《七哀诗》都很经典，均成为后世的佳作。还有他的《英雄记》是把曹操作为英雄来写的，也是第一本写英雄的著作，为后人写英雄开了先河。他在音乐上的贡献也是不容忽视的，他根据民间的巴渝舞曲改创了《俞儿舞歌》四篇，成为魏庙的雅乐；他对汉代的安世乐进行了改创；他不但自己擅长写相和歌，还根据古辞和曹操的诗词创作了相和歌，对魏晋时期相和歌的发展具有很大的贡献。
一、王粲个人对相和歌的创作
由于曹操是相和歌的爱好者，《三国志》注引《魏书》说他“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他应当时新的审美需要，于军政大事之余，倾尽全力写作相和歌辞，使其歌辞和乐调都臻于完美，在他的积极倡导下，许多文人志士也都纷纷参与其中，当时文化艺术界形成了浓厚的尚乐风气，王粲等建安七子和曹丕、曹植也都写了许多相和歌辞。据《乐府诗集》中记载，王粲的《从军诗》就是歌辞和乐调非常优美的相和歌，成为流传后世的经典之作。这是王粲归属曹操以后的后期作品，为奉和之作和歌功颂德之作，抒发了对曹操神武形象的颂扬，对军队雄壮气象的赞美，对理想生活的展望，以及他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诗中充满了昂扬的乐观精神，别有一番风味。
无论从内容还是从体裁上比起西汉时期的相和歌都具有重大的突破，他的作品更加贴近现实，继承并发展了相和古辞“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传统，描写了战争的离乱和民生的疾苦，使他的相和歌辞蕴含着高度的积极进取的精神。歌辞的乐调属于清商乐调，发展了相和歌辞中那种哀怨激越的音调。至于在当时能否和乐，怎样和乐，文献中没有明确的记载。“依前曲作新歌”是魏三祖（曹操、曹丕、曹睿）的特权，三祖之外的七子及其他文人，还有陈思王曹植，他们都是歌酒欢宴上相和歌的重要的和经常的消费者，可是所作的相和歌辞在魏乐所奏中皆无所用。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论及曹植乐府歌辞时说：“子建、士衡，咸有佳篇，并无诏伶人，故事谢丝管。俗称乖调，盖未思也。”由此我们可以推断相和歌辞能否入乐是魏三祖的“专利”，王粲等文人志士的相和歌辞只能在自己封邑的宫廷里入乐演奏。不管当时在什么地方入乐演奏，王粲对相和歌所做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二、王粲所改制的《安世诗》与相和歌的联系
史书记载王粲：“魏国既建，拜侍中。博物多识，问无不对。时旧仪废弛，兴造制度，粲恆典之。”《宋书卷十九志第九卷乐一》中载：“自魏国初建，故侍中王粲所作登哥《安世诗》，专以思咏神灵及说神灵鉴享之意。”从以上的材料中可知，魏国初建时许多典章制度均由王粲制定，其中魏国的庙堂雅乐《安世诗》就是他根据前代的《房中乐》改创的。《安世诗》的确由王粲所做，但是和以前的《房中乐》相比较，不难发现它的功能发生了一定的改变：以前的《房中乐》主要是歌后妃之德，风天下，正夫妇，而经王粲改后的《房中乐》不但名字发生了改变，而且它的实际功能也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专以用来思咏神灵，但不排除以前的《房中乐》也有祭祀之意。可见王粲在郊庙祭祀音乐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此文献中又提到：“案文帝已改《安世》为《正始》，而袭至是又改《安世》为《享神》，未详其义。王粲所造《安世诗》，今亡。”把《安世诗》改为《享神哥》就更明确了它的祭祀功能。在《宋书》卷十九志第九乐一中又记载：“其众哥诗，多即前代之旧；唯魏国初建，使王粲改作登哥及《安世》、《巴渝》诗而已”。由此文献可知王粲所作的《安世诗》和《巴渝诗》大多为前代之作，是王粲对它的辞和调进行改创，改创后音乐更富有祭祀功能和时代意义更符合曹操的意愿。但是不幸的是《安世诗》现已失传，通过唐朝的房玄龄的《晋书》卷二十二志第十二乐上可知：“魏武挟天子而令诸侯，思一戎而匡九服，时逢吞灭，咸荡。及削平刘表，始获杜夔，扬鼙总干，式遵前记。三祖纷纶，咸工篇什，声歌虽有损益，爱玩在乎雕章。是以王粲等各造新诗，抽其藻思，吟咏神灵，赞扬来飨”。此文献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王粲是怎样造新诗的，只说抽其藻思，目的是吟咏神灵，赞扬来飨，但是《安世诗》的大致内容和实际功能已经明了。要想更进一步地了解王粲到底是怎样改造《安世诗》，他改造后的《安世诗》是一种什么样的音乐，需要做一些合理的推想和假设。应该与他当时所处的社会背景相联系，音乐怎样为政治服务，王粲怎样投曹操所好，联系曹操的音乐观，就不难推断《安世诗》是怎样的音乐。至于王粲所创作的《安世诗》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音乐，他是怎样改创的，暂且不谈，下面来谈谈它与相和歌的关系，从它们之间的关系中可以推断出它的音乐内容，进一步地论证他对相和歌的贡献。
《宋书》卷二十一志第十一乐三中载：“《但歌》四曲，出自汉世。无弦节，作伎，最先一人倡，三人和。魏武帝尤好之。时有宋容华者，清彻好声，善长此曲，当时特妙。自晋以来，不复传，遂绝。《相和》，汉旧歌也。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本一部，魏明帝分为二，更递夜宿。本十七曲，硃生、宋识、列和等复合之为十三曲”。根据此史料联系杨荫浏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稿》可知，相和歌的发展历程是徒歌但歌相和歌。可以推断魏以前真正的相和歌还没有产生，只能称之为徒歌和但歌，本十七曲是在西晋以前就有的，可设想在曹魏时期就已经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相和歌，在《三国志·魏书》中记载曹操“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此音乐很可能就是相和歌。曹魏时期的相和歌是十七曲，而汉代的《安世房中乐》也是十七曲，先不说它们的音乐内容和功能是否相同，就曲子的数目的吻合并非偶然，从《宋书乐志》中可知王粲创作的《安世诗》今亡，笔者由以下史料作为论据推断出《安世诗》并没有亡，它就是曹魏时期的相和歌。
（一）从曲调上看，它们是一致的，如《旧唐书》中载：“《平调》、《清调》、《瑟调》，皆周房中曲之遗声也。汉世谓之三调歌”。可知相和三调和房中乐的曲调是一脉相承的。
（二）从实际功能上看，它们是相同的，如元代马临端的《文献通考》中记载：“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乐府之名始此，至哀帝而罢之），采诗夜诵（采诗，依古道人徇路，采取百姓讴谣，以知政教得失也。夜诵者，其言辞或秘不可宣露，故於夜中歌诵也）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
又如《宋书·乐志》中记载：“《相和》，汉旧歌也。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本一部，魏明帝分为二，更递夜宿”。从以上史料可推断出“采诗夜诵”包括汉代相和歌的雏形，而且汉代相和歌的雏形和祭祀功能是紧密相连的，到魏明帝时期相和歌由原来的一部变为二部，说明相和歌的发展已经达到了相当大的规模，乐器的配置已比较固定。由“更递夜宿”可知相和歌的祭祀功能显得更加突出。可以设想相和歌在汉代是从民间的街陌谣讴中发展而来，立乐府以后就被统治者所利用，到曹魏时期逐渐发展成相和歌，祭祀功能就更加明显了。而《安世诗》就是祭祀乐，看来它们是一致的。
（三）从曲调的数目上看是一致的，如汉代的《安世房中乐》是十七曲，而西晋以前的相和歌也是十七曲。而王粲的《安世诗》就是根据《安世房中乐》改编的，可以推断他改创后的《安世诗》也是十七曲。
（四）从歌词的内容看也是相似的，如《安世房中乐十七曲》中载：“承帝明德，师象山则。云施称民，永受厥福。承容之常，承帝之明。下民安乐，受福无疆”。《宋书·乐志》中载相和歌辞如下：《厥初生》、《精列》，武帝词：厥初生，造化之陶物，莫不有终期。莫不有终期，圣贤不能免，何为怀此忧。从辞的内容上看都是希望帝王万寿无疆。《安世房中乐十七曲》载：“孔容之常，承帝之明。下民之乐，子孙保光。承顺温良，受帝之光。嘉荐令芳，寿考不忘。《七始》、《华始》，肃倡和声。神来宴娭，庶几是听。鬻鬻音送，细齐人情。忽乘青玄，熙事备成。清思眑々，经纬冥冥。”相和歌辞如《驾虹霓》、《陌上桑》，武帝词：驾虹霓，乘赤云，登彼九疑历玉门。济天汉，至昆仑，见西王母，谒东君。交赤松，及羡门，受要秘道爱精神。食芝英，饮醴泉，柱杖桂枝佩秋兰。绝人事，游浑元，若疾风游焱飘飘。景未移，行数千，寿如南山不忘愆。《天地间》、《度关山》，武帝词：天地间，人为贵。立君牧民，为之轨则。车辙马迹，经纬四极。绌陟幽明，黎庶繁息。从歌词的内容上都与神仙有关，勾勒出太平安乐的理想社会，具有祭祀的功能。从以上的比较中可以看出《安世房中乐》与相和歌具有紧密的联系。由此可推断出《安世诗》和相和歌也具有密切的联系。
（五）《隋书》卷十五《音乐志》：“通前为十三曲，并内宫所奏《天高》、《地厚》二曲，于房中奏之，合十五曲。”进可以推断房中乐以前为十三曲，后又加上《天高》和《地厚》两曲，一共为十五曲。这个十三曲和西晋时经过改制后的相和歌十三曲相吻合。从改制前的相和歌与《安世房中歌》都为十七章和改制后相和歌与隋朝的房中乐都为十三曲，这不能只是一个偶然的巧合，而这恰恰说明王粲所改制的《安世诗》并没有失传，它就是后来所说的相和歌十七曲，而从西晋一直到隋朝的房中乐和相和歌都是十三曲，由此可以推断出相和歌在晋后并没有消失，房中乐和相和歌真正成为一体了。一直到隋时房中乐改为十五曲。
综上所述，可以推断王粲在曹魏时所改制的《安世诗》就是相和歌十七曲，是采用了古辞和魏武帝的辞模仿《安世房中乐》而改创的。也就是说王粲对安世乐的贡献也就是他对相和歌的贡献，相和歌从刚起源时就有一部分来源于房中乐，它的清调、平调、瑟调就是房中乐的遗声，一直到魏时，经过王粲改制后的房中乐和相和歌就基本上是一体了。王粲对相和歌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他采用曹操的辞和古辞谱上曲子所制成的新的曲子，这曲子不仅是房中乐，也是相和歌。
参考文献：
[1]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魏宏灿.论曹操对音乐文化的贡献[J].中央音乐学报，1999（2）.
[3]李灏文.相和歌辞研究[A].中国音乐史论文集[C].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
[4]沈约.宋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5]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6]刘眗.旧唐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7]魏征.隋书[M].中华书局，19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