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气壮 菩萨心长

时间:2022-10-16 01:08:43

近年翻阅旧报刊,又看到冰心20世纪40年代的几篇诗文和讲辞,它们或于民族抗战的艰难岁月里引吭高歌,显示出迥然有别于往日温柔抒写小儿女情怀的慷慨悲壮之气,令人刮目相看;或在抗战胜利后旅日期间就近观察日本社会问题、深入思考中日关系的未来,展现出以爱化仇的博爱情怀和以德报怨的菩萨心肠,更令人肃然起敬。这些文字皆未入集,故此特为校录以广知闻;此处顺手札记若干感想,则不妨从冰心三十年代的创作苦恼及其转型讲起。

“天限”的限度与突破:冰心创作的苦恼与转型

三十年代的一个时期,冰心在创作上处于苦闷阶段,此种苦闷她在1936年3月致史天行的一封信中有剀切的告白——

你知道我的身体本来不大好,而且我的零零碎碎的事情也特别多,其实这还不是写作很少的最大理由;我有一个很坏的习惯,就是我的写作,必须在一种心境之下。若是这种心境抓不到,有时我能整夜的伸着纸,拿着笔,数小时之久,写不出一个字来,真是痛苦极了!这种心境的来到,是很突然的,像一阵风,像一线闪光,有一个人物,一件事情,一种情感,在寂静中,烦闷中,惆怅中,忧郁中,忽然来袭,我心里就忽然清醒,忽然喜悦,这时心思会通畅得像一股急流的水,即或时在夜半,我也能赶紧披衣起坐,在深夜的万静中来引导这思潮的奔涌。年来只这样的守着这“须其自来,不以力构”的原则,写作便越来越少。有时为着朋友的敦促,随便写些“塞责”的东西,胡乱的寄了出去,等到排印了出来,自己重看一遍时,往往引起无穷的追悔。……自然越不写越涩,越涩越不写,这种情形,是互为因果的,可是我总得不到相当解决的方法。前几天夜里,我夜半醒来,忽然想到“凤凰”,它是一种神鸟,会从自己的灰烬里高举飞翔,——也许我把自己的一切,烧成灰,一堆纤细洁白的灰,然后让我的心的心魂,从这一堆灰上高举凌空,……我想把这段意思写成诗,可怜,对于诗,此调久已不弹了!话说回来,我如今不打算老是等候着这“不可必期”的心境,我要多多的看书,看到好的,也要翻译,藉以活泼我的这支笔,然后,也要不意的,从别人的意境里,抓到了灵感,那时我才写。我对于自己还未灰心,虽然有时着急,我知道我的“天限”,同时也知道这“天限”的限度。……

按,此函辑自天行的文章《记老大姐谢冰心》,文载1946年12月1日出版的《上海文化》第11期。天行即史天行,又名史济行,浙江宁波人,是混迹于三四十年代文坛上的一个无聊文人,常常化名写信给文坛名人,以创办刊物需要支持为由,骗取文坛名家的稿子或信件,鲁迅就曾经被骗写稿。从天行的文章里可知,冰心的这封信是对他的“约稿信”的回复。此信的完整稿曾经刊登于1936年前半年史天行在汉口筹办的所谓“汉版”《人间世》(后改名为《西北风》)第2期上,现以《一封公开信》为题,收入《冰心全集》(以下简称《全集》)第3卷,注明写作时地是“三月八夜于燕大”,这“三月八夜”当是1936年的3月8日。只是《全集》篇末附注“本篇最初发表于1936年4月1日《人间世》第2期”,未说明这个《人间世》不是林语堂主编的《人间世》而是史天行盗续的“汉版《人间世》”,并且《全集》于收信人“史先生”也未加注说明指的是史天行。此处之所以从《记老大姐谢冰心》里引录这个片段,乃是因为它可以纠正《全集》本的一些文字之误,如《全集》本里有这样一句“我知道我的‘无限’,同时也知道这‘无限’的限度”,此中“无限”颇难理解,而据《记老大姐谢冰心》里引录的这个片段,则“无限”当作“天限”,即天才的限度之谓也,这就能够说得通了。

的确,此时冰心在创作上正面临着苦闷和转折:她自觉先前那种基于灵感的创作难以为继——“年来只这样的守着这‘须其自来,不以力构’的原则,写作便越来越少。”于是她开始调整,比如,“我如今不打算老是等候着这‘不可必期’的心境,我要多多的看书,看到好的,也要翻译,藉以活泼我的这支笔,然后,也要不意的,从别人的意境里,抓到了灵感,那时我才写。”这是许多人到中年的作家所必有的创作转型——从基于青春灵感的抒写,转到基于直接和间接经验的抒写,甚至是转向“力构”的写作。冰心在这方面经过了相当长的一个调整,直到1939年岁末的《墨庐试笔》,才基本上实现了从基于灵感的写作到基于经验的力构之转型。她写于战时的系列散文《关于女人》就是基于经验的“力构”之作,1943年她甚至还专门写了以《力构小窗随笔》名篇的三篇散文,这些作品都堪称现代散文的精品。至此,冰心已经成功地突破了她的“天限”——天才灵感的限制,而开拓了一个基于经验而写作的“无限”可能的空间。

“诗境何妨壮甲兵”:风云气壮的《送迎曲》

20世纪20年代的冰心诗作,多咏赞母爱、童真、自然,温柔清丽有余而力度不足,是典型的“女新青年”笔触;20世纪30年代人到中年的冰心诗作减少,诚可谓“对于诗,此调久已不弹了”,而偶然弄笔之作,或婉转微讽京派摩登女性的美丽风雅如《我劝你》(1931年),或浅斟低唱着爱的错失如《一句话》(1936年),婉转清丽中复增沧桑之感。此后,冰心的诗笔便基本上停顿了,而转向了基于日常生活经验的“力构”散文创作。

然而,对于女诗人的辍笔不作,友朋们是引以为憾的。譬如老舍在1941年8月就借祝贺冰心移居歌乐山之机,敦劝她“茅庐况足遮风雨,诗境何妨壮甲兵。”{1}可能正是因了这个敦劝,冰心又提起了久辍的诗笔,写下了《献辞》等诗作。尤其是1941年将逝、1942年将来之际,冰心更创作了《迎送曲》二首,一矫先前的温柔清丽诗风,而呈现出风云气壮之概,不仅开了冰心自己诗歌创作的新境界,而且当之无愧地称得上抗战诗歌的精品。可惜的是,这两首诗因为刊载于报纸上,人们不免随意看过,而作者自己也未加收集,所以散佚至今。

按,《迎送曲》初载1942年1月1日重庆《中央日报》第8版“元旦增刊”,随即又被1942年1月重庆出版的《妇女新运》第4卷第1期转载。此处即以《中央日报》本为底本,与《妇女新运》本对校。可以看出,这两首诗一送一迎,两两相对,完整地表现了诗人辞旧迎新之际慨当以慷、保家卫国的壮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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