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不……就晚了

15岁再得到那个5岁时热爱的布娃娃，65岁终于有钱买25岁时渴望的那条裙子，80岁终于与18岁就心仪的人牵手，又有什么意义?

我们常常说“等再瘦一点儿，我就穿那条漂亮裙子”， “完成这个项目，我就陪孩子去迪斯尼” ，“等到退休，我就去环球旅游”，“等到赚到足够的钱，我就去实现我的梦想”……岂不知，工作没有了，我们可以重新找；钱没有了，我们可以努力再赚；什么都可以从头再来，唯有年华不能，唯有激情难继！

在如花盛放的年纪，趁阳光正好，趁和风正熏，趁繁花还没开至荼蘼，趁时光还没磨灭我们的激情……让我们去一直想做的事情，去实现我们的小小梦想吧！

再不相爱就晚了

采访人物：

吴虹飞：生于70年代，作家，出版《征婚启事》、《恋爱日记》、《名流》等10本文集。幸福大街乐队主唱，出版唱片《胭脂》、《再不相爱就老了》等。

我是侗族人。大约十一岁，在水井边随姐姐们打水洗衣，只见白衣的少年，拿着侗族琵琶去走寨，就是去唱歌谈恋爱的意思，他很欢乐的样子，和那些姑娘们打招呼，我说我要跟着去看。她们就都笑我是一个痴子。我依然记得独木桥上,一个少年吹着笛子的样子。他微笑着叫我的小名。感谢经济的发展，令他们离开家乡。以后再回家，这些人都不见了。

我们究竟为什么要爱？因为虚荣？因为无休无止地对生命的渴望？也许只是这样的一种态度，简单的思念，无穷的消耗，像一首上口的小调，可以被遗忘。我有意在一首叫《南方》的歌词里，引用了张爱玲写给胡兰成的“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却也只是一个假托。只是一场复古的戏，它是那些不值得的爱情，不存在的古典爱情，借尸还魂，粉墨登场。

因为怕来不及，所以爱。我们一直等待着一份感情，我希望里面有深沉、真挚、单纯，有如同和风一样柔美的细腻和宽容，我期待着那个少女时期倔强的灵魂，和这个世界因爱而和解。我要留下最无邪的、最轻灵的爱，对自我的救赎。这些爱要同样留给那些天真的，在青春期，无意中，受到过伤害的，那些炯炯地看着世界，却胆怯不发一言的孩子们。你知道这个世上有多少内向的人对爱羞于启齿。他们的爱和他们的羞耻一样强烈。

可是我们依然爱那些不完美的事物，甚至爱痛苦本身，爱上残缺的生活，爱上那些，不爱我们的人。因为我的一生是不完整的，没有过外婆，没有过完整的父母亲的爱，孤独，漫长的青春期，甚至没有交流，甚至对这个世界跃跃欲试却仓皇失措。我们只是平原上的一只小动物，完全不知道面对世界，也不知道如何令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过于专注细微的感情，极大地消耗掉了我们身上的所谓才华。

我所知太贫乏了，还没来得及在实践里更多地成长，想过无数种获得欢愉的办法，却来不及在你身上，做一个实验。为了爱所做的实验，就像我们在音乐里做的实验一样，我始终没能展开自己身体的天赋，熟知秘密的欢乐。

我们的自我认同那么一帆风顺，你也许知道自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而我们的一生，都在寻找自己，肯定自己，怀疑自己是不是有爱的能力。而我们用一生的力气去建设的事情，却被一个过分自信的人轻易否决：不，你不爱我。

即便知道那个人不爱自己，可是依然天真地幻想，只要一点喜欢就够了：我够了，我要的东西很少，很少，我什么也不要，物质，爱，我都不要，只是抱着你，我就由衷地感谢天。你多么美好，你是这个世界上，我最喜欢的人。

饶是我口齿伶俐，聪明美丽又大方，也似乎不能和你真正地交流。每次我都在想，想看别人怎么打动我，让我敞开心扉。我是不是真的那么容易就打开心扉，向人诉说真实的情感？我究竟是不是有倾诉欲望？是不是在现实中，我们越来越难被一个人打动。因为我、几乎没看见谁被我打动过，我就想，是不是人和人之间本来就是这个样子，难以交流？我们只是无限地哀悼着，对过往的时光，一去不返的时光，对一切美的事物，有格外的爱。

然后后悔，为一切的晚到而悔。像匍匐地表的黑色藤蔓，阴生的植物。所有的开放，都是暗地的，无声的，那一个世界。花是花，但是没人看到了。仿佛天亮前，却还没有光的那个时候，午夜的鬼，说甜蜜的私语，但是你并不相信的。它只是借口，幻象。对我来说，世界这么不真实，除非，我和你一样，有着切实可行的世俗生活。

我只要拥有三个月的爱就足够了，一个唱片的期限。我是拼了所有的力气，去做这个事情的。我只想用我的感情，建立起一个纯净的世界，这个世界里，只有纯粹的爱，还有纯粹的悲伤。我只是希望我能够因为音乐而飞起来，而我只是缺一点感情，把一点感情放进去，再把自己放进去，把自己的血肉和情感放进去，我想要的，是关于蛊，关于少数民族，几千年的那些，鼓惑人的巫术，在现代我们叫它，音乐。在我的想象中，它是由钢琴、大提琴、还有小提琴和忧郁的人声，紧张，羞怯，不完美，却是赤诚的，一如爱。

问答

《BLOOM》：新的一年，有什么有关爱的愿望是迫不及待想要去实现的？

吴虹飞：好希望，好希望一边一边听唱片。

再不旅行就晚了

采访人物：

冷美 会计 摩羯座 有着稳定生活却内心疯狂的小女人

黄军 审计 水瓶座 为人稳重踏实，喜欢运动，能给人安全感

我和军属于异地恋，他在上海一家公司做审计，我在深圳一家公司做会计。工作稳定，好像没什么可以埋怨的。但是只有我们两个知道，这并不是我们想要的。平静的生活、枯燥乏味的工作，早就侵占了我的所有。所以我一直以来都有一个梦想，就是能骑着单车跟心爱的人一起上路――去！

直到今年夏天，与一位友人无意提起，他说曾经也有过一样的梦想，可终究被现实所累，听了我这个想法后非常支持并鼓励我去实现它！友人送了我们两辆单车，算是给他未完成梦想的一个交代吧！其实内心不是不挣扎的，为了这次旅行，军辞去了在上海的工作，带着他仅有的一点积蓄来到深圳与我会合。而我，也盘算着不给假就辞职，反正这趟我是去定了！朋友、家人和上司都觉得我疯了，很多人都认为我肯定出不了四川就得哭着鼻子回来。

我们从成都出发，当天就有些微感冒，第二天又恰巧遇到大雨，但我心里想着就算再困难我也不会哭着鼻子回去的！之后一路向西，条件很艰苦，几乎没什么能填饱肚子的，而且各种资源都很匮乏，连水都成了奢侈品。最难忘的是进入藏区后，从理塘到巴塘的那190公里路，因为大量的攻略里都强调这一带路险而长，有很多劫匪，有的甚至还持枪（不知真假）。就在我们到达的前两天，有一伙旅行者被抢去了七千多块钱，所以很多人宁可出高价搭车，也不想冒险走这一段路。但是，这却是整个川藏线上最美的一段风景。我们出发的前一天忐忑得睡不着觉，想着千辛万苦开了头，中间的酸甜苦辣不尝一尝，不枉费我们千里迢迢来这一趟？！第二天，我们一路观赏绝美的风景，一边感叹，要是真胆小搭车走过这一段，岂不是要后悔死？！

就这样，单车承载着我们俩的喜怒哀乐一路向西。曾被乌云追着跑；曾遇到过藏獒；还有一次天黑了都没找到住宿，没食物没有钱，等了好半天才等到一辆翻斗车把我们载到驿站点；还有的地方没有电，没有水，要想上厕所得去很远的林子里，好多天都不能洗澡，要顶着高原反应骑山路……尤其是顶着高原反应爬5000米的雪山时，觉得自己的心脏快跳出来了，但是还是要坚持，一定要在天黑前到达目的地。当我们沿着5000米的山脊一路飞奔，伸手就可以碰到天的时候，我感叹，天呐！原来，人生有另外一种过法，我的世界里再也没有过不去的坎了！

快到拉萨的时候，是我们这一路上最亢奋的一段了！2个小时我们骑了50多公里，就像打了鸡血一样兴奋，几乎是一鼓作气骑到拉萨的！那感觉就像刘翔百米栏的最后冲刺跑！我所有的热情所有的力量和小宇宙都在那一天爆发了，我不禁要对所有人，也是对我自己说，我们做到了，一个背包、两辆单车、几千公里路、30几个日日夜夜、2颗真心，一个梦想！我们实现它了，谁还会说我们不行呢！谁还敢嘲笑有梦想的我们！一个平凡的不能再平凡的我，没有冒险者的精神，也没有职业行者的体魄，但是在那一刻，我想证明，就是这样一个我，只要有梦想，就可以去实现！

问答

《BLOOM》：追逐梦想的路上，都碰到了哪些困难？

冷美：父母及朋友的反对吧，但是我们最终还是说服了他们。

黄军：要放弃稳定的工作，我们的生活就暂时没了保障。

《BLOOM》：有什么话想对那些有梦想却还未实现的朋友说呢？

冷美：只要心里下定决心，有梦想就赶快行动吧，再不实现就晚啦！

黄军：去就好了，觉得自己像超人，现在没有什么难得倒我！

《BLOOM》：新的一年还有哪些想要去实现的？

冷＆黄：暂时没有了，如果某一天脑子里突然蹦出个想法，我们还是会选择像现在一样去实现它！

再不歌唱就晚了

采访人物：

郭翔 70后 深圳翔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掌门人 深圳本色文化传播公司音乐总监

音乐这条路走起来不容易，做现场和原创音乐更加难！这就是我做音乐十几年的体会。大学时主修音乐教育的我，毕业后当了几年老师。一个偶然的机遇可以去深圳发展，心里一直渴望能做现场音乐的我，抱着满怀的梦想就去了深圳，一待就到现在，十几年。

刚来深圳的时候，娱乐行业正在夜总会形式与酒吧形式的过渡中，乐队与歌手还有很多平台可以演出的。2000年初，我经一位朋友的介绍，找到了一家做现场音乐的酒吧，与其老板沟通之后，一拍即合！改名为电波乐队，正式为那个酒吧驻场表演，也就是现在的本色音乐现场，算是圆了我一个小小的梦想吧。

当时可以说是现场音乐和原创音乐极其鼎盛的时期，场场爆满，大合唱的场景经常都会出现，台下的观众跟我们一起分享歌曲里的喜怒哀乐。当时觉得，自己离梦想已经很近很近了。可好景不长，几年后，搞现场音乐的酒吧越来越少，反而被大量的慢摇吧取而代之。这就导致了一大批很优秀的乐手没有地方表演，到最后连生存都成了问题。我亲身体会却无力帮忙，唯一能做的，就是保住这仅有的一亩三分地不要被埋没……跟我同时期做音乐的人要么后来各奔东西，要么在深圳另谋出路，只有我还坚守在音乐的道路上从未停过。

我现在虽然已经转到幕后做了音乐总监，但电波乐队有演出的时候，我还是会亲自上阵，专心地演绎好每一首歌。记得一个周二的晚上，那是每个酒吧生意都最淡的时候。晚上快10点了，台下才坐了5桌客人。等我唱完两首歌之后，台下的一个女客人忽然问我是不是8年前就在本色唱歌，那时候我负责打鼓，留长发。她说她很久没有来了，没想到我还在唱。8年前单身的时候她经常来本色，听我们乐队唱歌，也是在这里认识了她的老公，之后，结婚，生子。多年之后再在酒吧听到我唱歌，仿佛时光倒流，让她又重新找回到当初那个快乐天真的自己。如今地方还是那个地方，歌曲依旧动人，而她却变成了一个有故事的人。

我珍惜每个来酒吧听歌的客人，因为我知道，人们总有一天会厌倦慢摇吧里的音乐，会怀念每一个音符弹出来的旋律的。所以我一直在坚持，等待音乐文化的重新复苏，等待着深圳再一次给我们机会唱歌。

这些年我首要的任务就是给有音乐梦想的歌手创造平台，而从这个平台走出去的陈楚生，Delay组合，李行亮等等都带给现代乐坛很大的影响力。特别是陈楚生，他就像这个行业里的英雄，带给了大家希望，也证明了深圳并不真的是一个文化沙漠。只要给他们机会，让他们展示自己的才华，一定会有更好的音乐人涌现出来，只是祈求这个机会不要来得太晚。趁他们年轻还有梦想，而且有能力去实现的时候，就尽快去实现，等到时间一点点过去，人的意志和信念是要被磨灭的，到时候更别提什么梦想了.。

到这个程度上说，能让更多喜欢唱歌的人有一个平台，让他们尽早地展示自己，就是我的最重要的事业和梦想了，看着他们能在这条路上走得灿烂，我也很替他们骄傲。在我心里帮助别人取得成绩后的成就感其实更好。也希望所有心怀梦想的人不要放弃，努力争取！相信机会不会让我们等太久！

问答：

《BLOOM》：追逐梦想的路上，都碰到了哪些困难？

郭翔：准确地说是现在，平台越来越少，乐手的生存是个问题。

《BLOOM》：这么多年做音乐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郭翔：能通过音乐结识到很多无关利益的朋友，很纯粹，也是让我最欣慰的。

《BLOOM》：新的一年还有哪些想要去实现的？

郭翔：不光是新年，我一直以来的愿望就是让所有有才华的乐手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天，能给他们一个展示的平台。

再不微笑就晚了

采访人物：

田惠平：自闭症患儿的母亲，于1993年创办中国第一家自闭症儿童专业服务机构。

1988年，我从德国学习两年归来，才发现我两岁的儿子杨既不会说话，也不和别人交流，我吓了一跳，这哪里是每次打电话时孩子姥姥所说的“宝宝好着哪”呀。我带着孩子辗转看了很多家医院，都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病，直到在北京的一所医院，才被确诊为自闭症。

那是我第一次听说这种病，而那个时候，国内能诊断自闭症的大夫只有三位，所有的人都不知道这个病到底能不能治，怎么治，孩子长大后会是什么样子。

不能在别人家乱翻东西，不能在公共场所大小便，火是热的不能碰，电源插座也不能碰，这些对于正常孩子来说很正常的问题，我教了小杨无数遍，他都无法理解，更不会去执行。更让我担心的是，孩子无法和别人沟通，甚至和我也没有目光交流。

不知跑了多少家医院，看了多少中医、西医、土郎中，杨的症状没有丝毫的改善。再后来，老公离开了这个家，得不到任何帮助的我陷入了绝望中，我甚至曾经想过和儿子一起离开这个世界，那段日子直到今天仍令我刻骨铭心。

经历了痛苦和迷茫之后，通过自己的摸索和查阅国外的资料，我总结出了一套矫治自闭症的方案。1993年，我在北京创办了北京星星雨教育研究所――中国第一家为自闭症患儿服务的专业机构，我的心愿是，当家长拿到孤独症的诊断书后，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人是为了帮助他们和他们的孩子而存在的。因为我曾经经历了那种无援的孤独，知道它是多么令人绝望。

在国外，自闭症孩子被称作“星星的孩子”，他们认为，这些孩子来自于不同的星球，只是碰巧落在了地球。

在“星星雨”成立之后，越来越多的好心人加入到这个队伍中。薛晓路在电影学院读研究生的时候开始来星星雨做志愿者，十六年来从未间断，到中央电视台工作后，她发誓要拍一部反映自闭症家庭的电影，让大家都知道他们的生存现状。

2009年，薛晓路的《海洋天堂》终于开拍，出于对这部剧本的感动，李连杰零片酬出演大福的爸爸、一位自闭症患儿的家长，这是他第一次饰演非功夫片角色。

在开机仪式上李连杰曾对我耳语，“你放心，我要让全世界都知道自闭症”。《海洋天堂》的首映式上，李连杰带着两个女儿一起来参加，他笑着对我说：“你看，我实现诺言了吧。”

在“星星雨”，每年都有来自德国的高中生志愿者来这里参加为期一年的社会实践活动。他们自己租房，所有的费用都是自己解决。大部分的志愿者走的时候都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有的孩子因为这段经历，在进入大学后选择了东亚历史、特殊教育等专业。孩子们也喜欢这些外国志愿者，也许因为刚来的时候语言不通，孩子们觉得他们和自己一样，反而更容易亲近。2010年5月德国总统和夫人访问中国期间，还专程来到“星星雨”视察。

2006年自闭症被列入精神残疾类别，但由于法律法规的缺位，自闭症的救助问题仍然无法解决，缺乏立法保障，缺乏康复保障，缺乏经济保障，成为自闭症群体最主要的问题。目前中国几乎所有的学校（特殊学校和普通学校）都没有能力接纳自闭症儿童入学。

“星星雨”能做的，只是加强家长的培训和在全国各地为其它的自闭症公益机构培训老师。最大的困难是家长无法接受自己的孩子和正常孩子不同，他们会说，“为什么别的孩子能做到，我的孩子就不行？”所以我们培训的第一点，就是要让家长知道你的孩子和正常孩子不一样，要学会接纳和欣赏他们的不一样。

在星星雨的家长培训班上，我的课最受欢迎，因为那都是我多年来带杨总结出来的经验，比如尽量多让小区的人认识孩子，尤其是门口的保安，这样孩子独自一人外出时，会有人提醒家长。比如如何教孩子购物，要先从给他买东西正好的钱开始。

这二十年来最令我欣慰的，就是看到孩子们脸上的微笑。三到六岁是自闭症孩子的最佳矫治期，对于我和杨来说，这份微笑来得有些迟，我希望自己能和其它志愿者一起，让更多的自闭症家庭早一天走出痛苦的漩涡，微笑着迎接明天。

《BLOOM》：杨目前的情况怎么样？你有什么想对其它自闭症孩子的家长说的吗？

田惠平：杨今年二十五岁了，现在在北京慧灵智障机构从事一些简单的手工劳动，生活上他基本能够做到自理了，还可以去超市买东西。我想对其它自闭症孩子的父母说，教会孩子多些生活自理能力，比教会他们语文数学都有用，而且不要怕辛苦，因为你的辛苦绝不会白费。

《BLOOM》：新的一年，有什么愿望是迫不及待想要去实现的？

田惠平：我希望中国的自闭症家庭能得到全世界更多的关注，大家一起努力，让他们能少一份孤独，多一点希望。

链接：实现梦想要趁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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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歌唱早出名――李宇春：18岁时举行了人生第一场个人演唱会，当时能容纳千人的学校礼堂人声鼎沸、座无虚席。2005年，年仅21岁的李宇春完成了无数人做梦都不敢想的事，一举成名，实现了人生的奇迹。在夺取了当年“超级女声”音乐比赛年度总冠军后，李宇春红透中国，并迅速登上美国《时代周刊》亚洲版封面，美国《TODAY》和英国BBC等国际媒体也纷纷专题报道，使其蜚声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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