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0-16 08:02:53
摘 要：作为中国散文发展史上的一朵“奇葩”，晚明小品文一反传统古文宏正典则、明教载道的宗旨，以其独特的文学特质给中国散文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这些特质的形成与晚明的大时代背景息息相关，深刻地反映出时代思潮和文人心态的变化。
关键词：晚明小品文；文学特质；风格成因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1）33-0010-02
晚明小品文作为中国散文发展长河中的一条支流，以其任情自适、融俗于雅的格调，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道别具神韵的风景。然而，其文学价值长久以来却一直被忽略。这主要是因为晚明小品承载着性灵文学的革新思想，因而有了超越文体的特征，更多自我性情的抒发。实际上晚明小品文表现的并非完全是闲逸之情，相反它因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作家的真情实感，而具有了独特的个性。
一、晚明小品文独特个性的表现
在中国传统文学中，诗文一直被归于雅文学的范畴，戏曲、小说则被作为是俗文学的代表。而晚明小品文却将俗文学的因素引入了雅文学的内容和形式之中。首先表现在内容上，晚明文人写了大量山水游记类的散文，但其最大的特点就是他们所关注的是人事而非天然，山水不过是作者所要表现的生活背景，而世态人情才是他们重点观察和描写的对象。这类写法以散文大家袁宏道的名篇《虎丘记》为代表，在该文中，作者对于虎丘的自然景物只不过略加介绍，而重心在于中秋夜里苏州民众的游乐盛况：“游人往来，纷错如织……莫不靓妆丽服，重茵累席，置酒交衢间…分曹部署，竞以歌喉相斗；雅俗既陈，妍媸自别。”再如王思任的《游满井记》一文，写初春游满井，自然风光只寥寥数笔带过，而游客各异的神态描绘则占了大量的篇幅，这里的作者俨然就是个冷峻的观察者，他用敏锐的目光、清醒的头脑以及智者的超然态度冷眼旁观着喧哗骚动的紫陌红尘，记录着世态民情。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和市民意识的高涨，人们越来越注重精神文化的享受，在经济繁荣的江南一带，游山玩水不再是文人雅士的专利，而成为普通市民节日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小品文的高手都在自己的文章中记录了这种独特的社会风貌，因此他们笔下的文章中渗透了浓郁的世俗民情，而脱去了绝少人间烟火气的隐士般的清幽。像张岱一系列的作品《西湖七月半》、《虎丘中秋夜》、《扬州清明》等，作者将发自内心的认同与欣赏倾注在所描绘的自然与社会景象中，更难得的是将二者融为一体，使单纯的山水具有了醇厚的文化意味，境界更开阔，蕴涵更丰富。其次，在形式上，“晚明文人也借鉴了俗文学的写作手法，化板滞为鲜活，变严冷为亲切”。像张岱的《柳敬亭》、《扬州瘦马》，都采用小说的手法，将人物的动作、声音活灵活现跃然纸上，一改传统散文说道明教的严肃面孔。
晚明小品文作家很善于捕捉自然人生的各种感受，并且能够由此产生奇思妙想和闲情逸致，这是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前代文人所难以达到的一种淡泊宁静的无争状态。这种兴致体现在小品文中就是对“情”与“趣”的追求。晚明关注的“情”主要指男女之情和山水之情。这两种感情的发展和升华，都与他们个性解放的意识有关。只有当人们身心获得一定的解放，他们的个体意识才会觉醒，才会向往执著而深厚的男女之情，才会有兴味地登山临水。而所谓的“趣”也是晚明小品文的一个显著的审美特征。袁宏道曾说：“世人所难得者唯趣。趣如山上之花，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态。”因而晚明小品的格调多是活泼的真情流露，很少腐儒之见，亦庄亦谐，情趣盎然。文人们将其怡情雅趣渗透到日常生活中，于细节之处探寻典雅的艺术氛围。晚明文人写有大量清供、清玩、清赏小品。所谓清供、清玩、清赏，就是把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艺术化，这些细节不仅包括原本就很高雅的风花雪月、琴棋书画，还包括膳食酒菜、居室楼台等日常生活中的俗事。像袁宏道就写过关于饮酒的《觞政》，全书分为“吏”、“徒”、“战”、“祭”、“饮饰”等16部分，借用法律的形式规定饮酒的规则。再如张岱有几篇饮食小品《蟹会》、《樊江陈氏桔》、《乳酪》，都非常精彩。晚明文人的雅趣还表现在对家居的欣赏和讲究上，譬如在《长物志》“室庐”中写道：“吾侪纵不能栖岩止谷,追琦园之踪,而混迹廛尘世,要须门庭雅洁”，通过这些文字我们不难看出晚明小品人的诗趣生活。他们构筑起一个个属于自己的安全舒适平静雅致的乐园，在这里既可以追求现世生活和人间的乐趣，又可逃避外界的黑暗污浊。用张岱的话来讲“布帛菽粟之中，自有许多滋味，咀嚼不尽，传之永远，愈久愈新，愈淡愈远。”简言之，晚明小品就是将日常生活艺术化、自然景物心境化，力图去表达情景相生，情景交融的审美景物。
在中国历史上，每次小品文的勃兴都是在大一统的王朝帝国即将崩溃之际，像汉魏东晋末期、晚唐、晚明直到民国无不如此，因而极易被染上末世的颓废气息。而晚明小品与在它之前的小品都有所不同的地方在于，在它的堕落颓废中，另有一种新的人性关怀精神。这类风格的作品多是那些描写世俗生活的小品，像饮食家居类、风俗游记类、戏谑笑话类。像《二十四桥风月》写的是烟花女子，比较特别的是其重点写了夜深人静，被挑剩下无人要的的惨淡景象“或发娇声唱《劈破玉》等小词，或自相谑浪嘻笑，故作热闹以乱时候，然笑言哑哑中，渐带凄楚。夜分不得不去，悄然暗摸如鬼，见老鸨，受饿，受笞，俱不可知矣。”历来描写的诗文不在少数，但极少有这样真切自然而又充满怜惜之情的关怀之作。之所以说晚明小品中所蕴涵的这种温情的人性关怀难能可贵，主要是因为中国文人习惯于写一些高而深的文章，并在其中讨论一些高尚而抽象的大道理，却很难触及到生活中各种具体而微的地方。直到晚明世俗小品的出现，中国的封建文人才逐渐把目光转向了自己身边的世俗生活，头一次将无关正道的都市风光、人情世故、民俗风尚统统诉诸笔端。从这些充满温情的小品中我们能看到一个真实的晚明社会侧影，其所具有的历史价值、社会价值是前所未有的。鲁迅先生曾说过：“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重，废话太多，所以不容易觉察出底细来。正如通过密叶投射在霉台上面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的碎影，但如看野史和杂记，可容易了然了。因为它们究竟不必摆官史架子。”而晚明的小品正是剔除了文以载道的夸张与浮饰，而再现难得的真切。
二、晚明小品文学特质的成因
政治上，晚明朝朽，一些皇帝很少过问政事，而是由宦官外戚把持朝政，再加之实行恐怖的厂卫制和特务统治，对群臣和百姓进行监视，进而导致政局动荡，阶级矛盾和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趋向尖锐、激化。经济上，众所周知，晚明的商业经济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萌芽产生，随之市民阶层不断壮大，这些普通市民不仅极力追求物质生活的享受，他们也逐渐开始附庸风雅，对文化的消费产生了需要。并且随着经济水平的增强，下层市民的受教育水平也相对提高，这就为市民阶层参与文学活动创造了条件。“商业经济发达所导致的另一方面外因也不可忽视，那就是明代出版印刷业的发达为晚明小品的传播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当时的雕版印刷业极为繁盛，坊刻、家刻全面发展，刻书地众多，遍布全国，刻书的数量和质量都有很大的提高，同时图书的流通也极为快速，这就直接促进了晚明小品文在市民阶层传播的风行。此外，新的社会和经济因素也对当时的思想文化产生一定的冲击，表现在精神领域就是一股强大的人文解放思潮触及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很多作家已经开始尝试突破那种“代圣贤立言”的呆板之风，出现了王阳明的心学、王艮的泰州学派等来与传统理学相抗衡。此外，李贽的“童心说”、前后七子的模拟复古文风，以及公安派的“独抒性灵”等思想也较有影响。这些进步的文艺思想，提倡追求个性的独立与自由，重“情”求“真”，给晚明社会注入了新的活力。当时小品文的兴盛显然是受到了这种进步文艺思潮的影响，其中公安派的“性灵说”可以认为是最具影响力的因素。并且袁宏道还分别从取材、表达以及语言方面具体的提出了性灵说在创作方法上的主要特点。其要求就是让读者从内容到形式，将程朱理学家们古文家们所设置的条条框框打破，任真的个性肆意挥洒。从而致使旧的以宏正典则为宗的文体无法满足文人们的需求，新的抒写性灵的小品文蓬勃发展起来。
以上所谈到的社会环境以及文艺思潮的影响，都可以认为是导致小品文兴盛的外在条件。从内在来说，当时文人心态的巨大转变也是促成小品风行很重要的因素。晚明的士大夫们对社会现实有极清晰的认识，他们不再对统治者寄予希望，也不留恋仕途腾达的得意，甚至对于社会中种种不合理的现象也逐渐麻木不仁。很多文人即使行为上没有隐居，内心里也逃避到一片闲适雅兴的天地之中。此外，由于“王学”的分化，儒、释、道三教的融合，尤其是所谓“狂禅派”的兴起，也对晚明文人心态的变化产生了影响。公安派、竟陵派文人以及明清间许多名士才子都有类似的行为，他们开始尊重个性，喜欢狂放，带浪漫色彩。文人心态上的如此转变，使他们打开了审美创作与欣赏的新天地，但同时因不愿正视现实的不平，而割断了与社会的血肉联系，进而缺乏传统古文那种磅礴的气势与震撼人心的力量，只剩下孤芳自赏的优美。晚明文人肯定人性中的自我欲望，并且追求本色自然的人生，这一点可以说是与前代文人在文化心态与人生态度上最根本的变化。晚明许多小品作家同时兼修诗、书、画等艺术，并寄情山水，参禅悟道，这对他们的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袁宏道曾说过：“登山临水，终是我辈行径，红尘真不堪也。”他将山水园林视为朋友，并从中获得美的感受，行文中充满了生活情调和趣味性。
三、结语
晚明小品文的命运颇为坎坷，后世多受非议，但“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小品热可以说是‘隔代呼应’的典型体现，这至少说明晚明小品并非无可取之处”。其时林语堂创办《人间世》和《宇宙风》，将小品文定义为“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并且融合了“东西文的智慧，从学养文化方面另辟一途，所以在当时和后世都有相当的影响。”其实不仅在20世纪30年代，即使在现今的时代下，小品文以其不受拘束的格式以及言近旨远的风格仍焕发光彩，当然为了使小品文不再缺乏时代感，其需要在坚持自然本真的情境下积极参与社会话语，主动适应公众的心理需求从而具备现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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