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屡受“再教育”到执鞭教育人

当今，无论城乡，学龄孩子都能坐在宽敞明亮、桌椅齐备的教室里安心学习。每见这般场景，身为年届花甲的77、78级学子的我油然而生羡慕之情。每当回忆起我从小颠沛流离的求学经历，真是思绪万千！

七岁随父母下放农村五年

我的父亲毕业于西北大学，原在北京国家电力部设计院专家工作室工作，我们一家老少三代其乐融融地过着舒适的京城生活。1958年8月，因工业基础薄弱，人才告急，河南省派人来北京中直机关求援，我父亲满腔回报祖籍的热望，不我母亲反对，硬是带领一家人来到河南。作为省电业局唯一从北京引进的人才，白天他忙于办公室文字工作，晚上还应工会请求给单位干部补习外语。

也许是无端遭到了别有用心之人的诬陷，1960年9月，我们全家突然在“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口号声中被强制遣送到千里之外的南阳邓县吴集公社前张营村。我清楚地记得，那是郑州电新街小学新生入学不久的一个上午，正当我端坐在教室里读书时，突然闯进来了两个陌生男子，不由分说把我从教室拖出，全班不少同学被眼前的一幕吓哭了。

我被他们拉到一辆卡车前，见到父亲、母亲、弟弟和刚出生不久的妹妹，车上一角装着家中的衣被和父亲成箱的书籍。到了前张营村，没有宅子，没有瓦片，一家人就在村头的红薯窖旁等着。因村子很穷，队里也没有现成的房子，无奈我们露天在外待了三天后才被安排到刚刚饿死过人、墙上血迹斑斑的破草庵里。

可能是我母亲当时对遣送的人提了让孩子就近有学上的要求，我们才被安排到了前张营村，村里有一古庙，当时已改为四年制的前张小学。从此，我那宽敞明亮的教室不见了，所看到的只是房顶漏雨、四面透风的破庙和泥巴垒的桌子。

即便如此，在父母的教导下，我仍然努力学习，每每成绩优异，门门功课在班里名列前茅。期间，父亲以下放干部身份到农村，他整天像救火队员一样忙于救灾救人，而对自己家人的饥饿困苦却视而不见。要不是生产队饲养员张连祥可怜我们，在最关键时数次把犁地翻出的烂红薯头偷偷送来救急，恐怕我们的境况会更糟。

1964年，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夏集区唯一的小学――高台庙小学。在农村，我学会了拾柴、拾麦穗、翻红薯。母亲为了使孩子们有一个好的学习环境，不受调皮辍学小孩的影响，她像古代孟母那样数十次择邻搬家。

刚进城却又下乡两年

1965年，邓县县长姚敏得知我父亲及全家人的情况后，认为一个堂堂重点大学毕业生以莫须有之名被长期下放农村简直是浪费人才，同时他也认为将我们全家株连到农村是违背中央、省委有关文件政策的。于是，在当时国家继续压缩城镇人口的形势下，他特批我们一家恢复城镇户口。父亲得以调到县粮食局工作，而这一年，我也从高台庙小学转到了邓县实验小学。谁知刚刚上了一年，1966年春季，我小学即将毕业之际，开始了。小学生转眼变成了“红小兵”，天天学着中学红卫兵成立战斗队，四处大串联。

我从小热爱学习，渴望知识，于是我就写了一张大字报贴在校门口，强烈要求复课学习。后来，学校还真的复课了，但当时盛行“知识越多越反动”，复课主要是闹革命，具体说就是学工、学农、学军、批判资产阶级。小学随之改名为“五七”小学，中学也随之改为“五七”中学。1968年全国又掀起“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运动。由农村挑选的能说会道的“说客”组成的贫下中农宣传队深入到县城居民家中，非动员市民到农村去不可。无奈之下，我们只好举家又下乡到邓县元庄。这里离县城四五十里，虽然比上次下放地点远，但因我父亲有个下放同事杨忠贤在这里当蹲点干部，所以到元庄后，很快就被生产队安排了住房，其实也不是队里的集体房，而是社员王兰英家刚盖的两间草房。他家无房，也着急搬入，但因为接受市民下放政治需要，王家只好眼巴巴地在村里串房檐。由于此次动员下放市民众多，有关部门实在难以采取强制措施逐家逐户清理，这才使我们在城里的家还存在，但必须闭门锁户，否则贫宣队又该上门动员了。这样的情景令家人身心疲惫，而正处于学龄阶段的孩子，也面临“有书不能念，有学不能上”。庆幸的是，两年后“不吃闲饭”运动无果而终，家人赶紧为王兰英家腾了房子返回城里，我的初中就这样在二次下乡中荒废。

当“知青”再下乡三年

正当读书的黄金年华难以静心学习，恰逢记忆最佳的青春时光却白白流失。二次下乡返城后，我进入“五七”高中，虽然开设了文化课，但是五七的宗旨是不能改变的。当年我的班主任叫盖根柱，是全南阳地区屈指可数的优秀数学老师，但在那读书无用、交白卷才是英雄的形势下，很惭愧，我从盖老师那里没有掌握多少理科知识，这也致使我在1978年高考时数学成绩很不理想。

1973年4月，我高中毕业，由于没有背景，我不能再升学，也不能参军招工，唯一出路就是作为“知识青年”第三次上山下乡。于是我下到了邓县文渠公社。即使这样，受父亲读书和写作的影响，下乡时我还是带上了心爱的课本和其他书籍，晚上或下雨天歇工时间就看看书。下乡不久的一天，县委组织部要求我所在的村支部写一份党建文字材料。听说我在上中学时经常出黑板报，是个笔杆子，于是大队党支部就委托当时连团员也不是的我替他们写“党的思想建设的一点体会”。我当时不知天高地厚，只知道写材料也算出工记工分，就写出来了，最后居然还得到了上级的认可！尔后，由于地方广播、报纸陆续播发我写的稿件，引起了县委宣传部领导的关注，于是县里就破格选拔我到宣传部报道组写稿子。期间我经常和县里的宣传干事及老笔杆子们到基层采访，上稿率还挺高，这使我在全县小有名气。恰在这年，根据当时的上大学推荐制度，北京广播学院采编专业分到邓县一个名额，因为专业比较特殊，还特地对我进行了面试和笔试，我都一一通过。但到了录取时，一位领导的侄女开后门把我顶了下来，这使我欲哭无泪。无奈之下，作为推荐对象的我只得把中专内乡师范作为志愿，但这个愿望也因种种原因没有实现。转眼间，我已插队下乡三年，加上“莫须有”的五年和“不吃闲饭”的两年，年纪轻轻的我却有了十年乡龄。

搬运工转身成了技术人员老师

河南地处中原腹地，作为国家三线地区建立了许多兵工厂，出于生产武器装备需要，这些厂需要在下乡知青中招不少工人。因为涉及军事工业，招工政审非常严格，不少知青因为个人、家庭或社会关系有问题而被政审刷掉。我家出身下中农，本人又是县先进知青代表，父亲母亲老实清白，所以这次就被选上了！已经24岁的我由此想到，既然我能顺利通过如此严格的政治审查，说明父亲及全家第一次被强制赶往农村的原因完全是莫有的。

这次我进的是一家规模很大的重炮弹药生产企业，招工的师傅也知道我有写作特长。临走时他们想给所包住的县委招待所写封感谢信，但几个招工的文化都不高，写不好，就委托我起草。但招工的不管工种分配，有特长他们也无权照顾。知青来自南阳地区各县，其中有关系的可以分到轻松的车间，或者去干技术含量高的工种，而我作为南阳地区最大县的笔杆子却被厂劳资科定为搬运工。偌大的车间，搬运工作一下子全落在我头上，每天我必须用独把架子车为大锅炉运煤，还要搬运车间各种沉重的物件，加上身兼不脱产的团支部副书记工作，与多数工人关系紧张、处境孤立的车间王书记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抓住我这个笔杆子不放，经常让我加班加点为他义务写、抄文字材料。美其名曰：培养、锻炼年轻人。

进厂第二年冬，国家恢复高考，本想奋力一搏，无奈白天繁重的体力透支和下班后没有一席安身之地的困境使我1977年首次高考受挫。转眼进入1978年，考还是不考，我非常纠结：家中对我好不容易才挣到的38.29元工资的急需、已经成为大型兵工厂正式工的盲目自足感、还有一次次求学梦的破灭……在这人生进入十字路口的关键时刻，相邻505车间毕业于华中工学院善于交际的王钢建技术员为我指点迷津。因厂大人多，宿舍紧张，他占厕为房，住在单身楼窄小的厕所间。出于对知识分子的敬仰，我不时去厕所间与王师傅聊天。当听说我对1978年高考犹豫不决时，他很严肃地对我给予了批评指正，接着他又给我讲述了神圣的大学生活，以周围很多职工已经备考为例子鞭策我、启发我，还把徐迟写下的陈景润拼命摘取数学皇冠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送给了我。王技术员语重心长的规劝使我当即作出了背水一战、迎战高考的坚定信念。但25岁的我系统复习高中各科谈何容易：资料，是东拼西凑乱糟糟的；时间，只有短短五六十天；基础，中学时颠沛流离也没打好；还有本职，每天都有一大堆煤和物件等着我去搬运。恰在这时，车间单人值夜班出现空缺，因夜深山沟阴森恐怖，车间无人愿干。临时主持车间工作的王主任征求我的意见，我便一口答应下来。

从此，白天、晚上的时间都属于自己，我一方面刻苦自学，一方面虚心向厂子弟中学老师请教，但这种无条件参加考前辅导班的非系统、非专业复习存在着极大的盲目性。例如，1978年高考语文试卷的高分题既不是议论文，也不是记叙文，而是自己根本想不到的文章缩写，这使我的作文丢分不少。但总体来说，我的真才实学在这次高考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高考分数下来了，在数量庞大、基础扎实的老三届考生抬高了1978年录取分数线的严峻形势下（1978年取消了1977年对老三届考生高划录取分数线的规定），既非老三届、又非应届生的我成了兵工系统最大工厂职工考生的文科状元。通过估分，我觉得公布的分与实际应得差距不小，锲而不舍的坚强性格促进我开始了漫长、艰辛的查分纠分之路。通过厂级、县里、地区和省里层层繁琐的查分纠分程序，我终于找回了属于自己的34.5分，从而使我的高考总分超过了1978年郑州大学300多分的录取线。这也是我自己十多年颠沛流离中求学、苦学“修炼”的回报，同时也使我在公开公正公平的国家考场上证明了自己的实力。但遗憾的是，此时招生已进入尾声，尽管1978年进行了扩招，但热门的郑大早已招满。纠分之后，总厂党的核心小组秉公办事，使我被省内一所师范学院录取。心仪的郑大虽然擦肩而过，但毕竟自己圆了朝思暮想的大学梦！

通过严格紧张的大学学习，承蒙省计委人事厅大学生分配办公室的关照，我作为工龄大学生毕业后又分配回兵工厂。适逢全厂技术人员晋升职称和翻译外文资料急需辅导培训，找来找去无人能胜任讲授，而多次下乡接受“再教育”的我临危受命，执鞭上阵。昨天的车间搬运工转身成了这些众多具有大中专学历的干部的老师。对此，厂领导和了解内情的干部职工唏嘘不已！有诗叹曰：和氏空抱稀世珍，踏破山乡频泪涔，华D驱霾变了天，玉璧铮铮传世鸣。还有诗赞曰：自幼总被当苦力，金榜题名创奇迹，恢复高考选人才，国策英明开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