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评“文化报事件”

正当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胜利进行，新中国即将诞生时,在东北解放区哈尔滨的文化界却发生了一场悲剧――“文化报事件”。

悲剧的主角是萧军。

萧军是20世纪30年代“东北作家群”的杰出代表。他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曾轰动中国文坛，有力地喊出中华民族抗日救亡的心声，得到过鲁迅先生的高度评价。40年代他到延安，与交往，跟周扬论战，为王实味打抱不平，是非不断，群情哗然，但他却始终我行我素。抗战胜利后，他重返哈尔滨，终于爆发了“文化报事件”，他遭到了灭顶之灾。从此，他被排除文坛三十多年。

冲突的爆发

1946年秋天，当萧军从延安长途跋涉重返光复后的哈尔滨时，他怎么也不会料到，这个曾是他步入文坛起点的城市，几乎成了他断送政治生命和结束文学生涯的终结处。他那时多么激动、欣喜而又不胜今昔之感，曾赋诗云：“金风急故垒，游子赋还乡；景物依稀是，亲朋半死亡；白云红叶暮，秋水远山苍；十二年如昨，杯酒热衷肠。”他在中共东北局彭真等领导的关怀和鼓励下，一头扑入工作，在哈尔滨各学校、机关和团体作了五十多天的巡回讲演，有时一天讲三场，每场人数多达两千。宣传马列主义和党的政策，解答群众提出的各式各样的问题，对提高群众觉悟，肃清日本帝国主义奴化教育的反动影响，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为了同样目的，东北局资助萧军办起了“鲁迅文化出版社”和《文化报》。

《文化报》创刊于1947年5月4日，1948年11月2日被迫终刊。出正刊72期，增刊8期，共计80期。在当时东北解放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那时候，萧军实在走红。《八月的乡村》的作者、鲁迅的学生、延安来的革命老干部等头衔和身份，对东北人民群众、特别是知识分子，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天真、质直、自信又多少有些傲气的萧军，不顾一切地狂热工作起来，全然没有体察身边环境的复杂性。好心的朋友提醒他，警告他，要他赶紧收敛，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萧军却哈哈大笑，认为自己是全心全意为党工作，压根不存在什么“争夺”群众的问题。然而，事实很快证实朋友们的担心并非杞忧。

这一年夏天，又一份报纸在哈尔滨创刊了，名叫《生活报》，由当时东北局秘书长刘芝明领导，宋任主编。《生活报》无论在政治、经济以及发行等方面，都远远超过《文化报》，而且遍邀哈尔滨文化界人士时，惟独把《文化报》主编萧军排除在外。尤可骇怪的是《生活报》在创刊号第一版的版心，用醒目的黑色边框圈着一篇题名《今古王通》的文章，大骂隋末的一个知识分子王通，说他封自己做孔子，“沽名钓誉”，“少不了有些群众要被迷惑的。这种借他人名望以帮衬自己，以吓唬读者的事，可见古已有之了。不晓得今之王通，是不是古之王通的徒弟”。知情人都明白《生活报》上“今之王通”指的是谁。以萧军暴烈、刚直的性格，当然不会忍受这种挑衅。他写了一篇《风风雨雨话王通》的文章给以驳斥。

这件事过后，双方经有关同志调解，曾暂时缓和了冲突。但正如萧军32年后回顾往事时说的：“这可能是大雷雨前暂时的沉寂吧?”

不久，冲突以更猛烈的态势爆发了。

1948年8月26日，《生活报》抓住《文化报》为纪念抗战胜利而发表的社评中的一句话，大做文章，刊出《斥〈文化报〉的谬论》的社论，指责萧军和反动派一样，“诬蔑苏联是赤色帝国主义”。接着连篇累牍地发表围攻萧军和《文化报》的文章，对萧军的思想、言行、创作，进行了“批判”。萧军被判定为攻击苏联，挑拨中苏友谊，诽谤人民政府，诬蔑，反对人民解放战争。尽管萧军及替萧军鸣不平的同志写文章答辩，但终究无济于事。最后公布了《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萧军问题的决定》、《东北文艺协会关于萧军及其〈文化报〉所犯错误的结论》。当时东北局宣传部的负责人，亲自写了长达万言的批判文章《关于萧军及其〈文化报〉所犯错误的批评》。从此以后，萧军便被钉在反苏、、反人民的耻辱柱上。1958年“反右”斗争后，《文艺报》搞了一场“再批评”，又把萧军同丁玲、艾青、罗烽、王实味、胡风等捆在一起，重新鞭挞一番。

吓人的“罪名” 虚假的“罪证”

今天重新翻阅当年双方论战的文章，找出给萧军定罪的那些“根据”，实在令人难以置信，那样一场兴师动众的批判运动，所依据的竟是一些捕风捉影的材料。

所谓萧军“反苏”的问题。罪证何在?是一篇社评中的一段话和另一篇短文《来而不往非“礼”也》。为了纪念“八一五”抗战胜利，萧军在《文化报》第53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三周年“八一五”和第六次劳动“全代会”》的社评。文章开头一段说：“如果说，第一个‘八一五’是标志了中国人民战败了四十年来侵略我们最凶恶的外来的敌人之一――日本帝国主义者；那么今年的‘八一五’就是标志着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就要战胜我们内在的最凶残的人民公敌和他的匪帮――决定性的契机。同时也将是各色帝国主义者――首先是美帝国主义――最后从中国土地上撤回他们底血爪的时日。”就是从这段文字中，《生活报》的批评家发现了萧军“反苏”的罪行，指出其中“各色帝国主义者”，是影射攻击苏联为“赤色帝国主义者”。同时，又指责《文化报》“没有正式登载向苏联致敬的文字”(其实萧军在几天前已经写文章向苏联红军致过“敬”了)，说苏联是我们的“领导者”，“我们必须无条件的拥护苏联，信仰苏联，尊重苏联”。批评家又把《来而不往非“礼”也》当作萧军“反苏”的另一旁证。这篇短文描写三个中国孩子在一处俄国人住的地方隔着篱笆看他们喝茶，一个俄国老太婆态度很不好，骂他们，驱逐他们……其中一个孩子赌气向俄国人扔了一块小石子，偏巧把一只盛水的玻璃杯给砸翻了，孩子们笑着跑开了，老太婆骂了一通也就拉倒了。萧军只把它当作生活中的一个有趣的小闹剧。类似这样的事，在哈尔滨那个中国人和俄国人有着长久杂居历史的地方本无足稀奇。批评家却以此判定萧军破坏中苏友谊关系。

萧军写文章，据理力争，说每一个立场进步的人，都决不会把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同帝国主义混为一谈，更不会把苏联看成什么“赤色帝国主义者”。当然，萧军确实不赞成“无条件的拥护苏联”的提法，对于“有意无意地提倡迷信、百事百顺以至谄媚”的倾向提出批评，他说：“不要忘了，我们是曾经被压迫的民族，对于民族优越感这一点上是特别敏感的。”然而，在一片声中，萧军凡有所言，都是“狡辩”、“抵赖”、“反扑”，终于不能再开口了。

所谓萧军反对共产党的问题。萧军很早就追随共产党，在白色恐怖极其艰险的条件下，萧军在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进行英勇的搏斗。他对党无比忠诚，把“三郎”的笔名，改为“萧军”，就是要同“萧红”的笔名合在一起，表示他们是一对“小小红军”的意思。敌人骂他是“共产党的走卒”。批判萧军的人说：“我们说萧军，萧军还装作十分委屈的样子起来声辩：干吗我要，我不是追随党多少年吗?”萧军的委屈是真诚的。不是吗?就在那时，萧军入党的申请，经中共中央、的同意，已获得批准，并由中共东北局正式通知他为中共党员，可以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了。如果不是那场轩然大波，不是东北局宣传部有关负责同志的失误，萧军的党籍怎么会化为乌有呢。那么，说萧军的根据是什么呢?是一篇《新年献词》。

1948年元旦，萧军在《文化报》第八期上发表了一篇新颖别致的社论。这篇文章作者署名“秀才”，用一个老秀才的身份和口吻来表达的。这个老秀才说他开头由于站在反动立场上，对共产党很反感，后来受到亲属中革命者的教育和革命形势的感召，转变了思想，对共产党心悦诚服，不但自己衷心拥护共产党，而且向群众发出热情的呼吁。一共有七点：一要“支援前线”，二要“拥护民主政府”，三要“拥护中国共产党”，四要“打倒、赶走美帝国主义”，五要“开展‘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运动”，六要“建立新人生观”，七是“赘语”，其中提出要反对各种不好的风气和主义。为了切合老秀才的性格特点，全文用了浅近的文言，读来令人感到生动、真实。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对那些跟共产党和革命运动还比较生疏的知识分子和市民，产生了良好的宣传效果。然而，批评家却抓住《新年献词》最后两部分，将其中个别词句从全文中割裂出来，加以曲解。比如老秀才回顾自己当初站在反动立场上的错误认识时说的话，被说成是萧军的思想，是萧军对党和的恶毒攻击。在《新年献词》“赘语”部分，萧军指出革命队伍中可能沾染的不良风气和主义，如“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和其他“无政府主义”、“害贤嫉能主义”、“轻视文化工作者主义”、“私人路线、首长路线主义”、“左倾幼稚病主义”，等等，都被批判者用来上纲上线。

所谓萧军反人民的问题。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中国人民勤劳勇敢，富有革命传统。但由于封建社会历史的漫长，封建主义的统治给人民造成的病态也十分严重。从鲁迅开始的新文化战士们，在歌颂和发扬中国人民的革命精神的同时，更以毕生的心血和精力，去改变部分群众中存在的麻木的精神状态。在本世纪初，鲁迅就呼唤中国出现精神界之战士，从事思想革命。鲁迅固然描写了夏瑜、狂人、大禹、眉间尺这样革命先驱者和古代英雄等“中国脊梁”式的形象，但更饱和着血泪揭示了阿Q、闰土、祥林嫂等愚昧、麻木的灵魂，目的在于“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萧军，作为鲁迅忠实的学生，是沿着鲁迅开辟的道路前进的。从他的第一部小说集《跋涉》起，就开始了人民心灵的探索。开掘反抗精神，展现不屈的灵魂(如《下等人》、《孤雏》等)，痛楚地扫描人民精神的创伤(如《这是常有的事》等)，回荡着我们民族从历史深处走来的深沉足音。在其后的《八月的乡村》、《第三代》、《五月的矿山》以及许许多多的短篇小说、散文、诗歌和戏剧作品中，塑造了铁鹰队长、李七嫂、海交、刘元、鲁东山、艾秀春等民族精英，在这一系列英雄形象中倾注了萧军热爱人民的赤子深情。同时，萧军也揭示了田老八、唐老疙瘩、汪大辫子、金合等劳动人民的灵魂的扭曲和变态。像鲁迅暴露阿Q的精神胜利法一样，目的也在于启蒙，在于疗疾，在于热切期望中华民族挣脱封建主义精神枷锁而展翅腾飞。

1948年，哈尔滨刚刚解放。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长期殖民统治下，人民除了遭受封建主义的精神毒害，还深受殖民者奴化教育的摧残。当时革命的文化工作者肩负的宣传教育任务是相当艰巨的。正是在这种形势下，萧军主办的《文化报》，在呼吁“支援前线”、“拥护民主政府”、“拥护中国共产党”、“打倒赶走美帝国主义”的同时，提倡“建立新人生观”，“开展‘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运动”，反对各种不好的风气和主义。萧军主张：“教育落后与组织前进，这是一件工作的两头做法。”他在《“古潭里的声音”之三》里说：“《文化报》的编辑方针，就是选择了改良性的方法与步骤，首先是选定了对象，而后就这个对象思想与感情的状态，所喜爱的形式，投其好之，接而引之，使他们不觉不由的说出自己的真心话。无拘束、无恐惧地表露出自己的感情，无勉强、无造作、愉快高兴地蜕尽了自己的烂皮烂肉，健康地一步一步走向革命的大花园里来。”萧军这些主张和做法，其实与我们今天在思想教育工作中所提倡的“理解”、“疏导”、“对话”，在精神上是一致的。但在当时却被诬为“歌颂小资产阶级的落后”，“拥护小资产阶级的落后”，“而且是向反动方面引”。然而，《文化报》的许多文章又明明白白分析和批评群众思想中的“落后”，明明白白地主张“革命教育的目的”，“负有永恒的把人类从愚昧和落后、偏见和自私、无能和无用、卑下与丑恶、兽性的凶残、奴性的堕落……引向更辽阔、更完美的远方”。这怎么是歌颂落后，拥护落后，“向反动方面引”呢?于是，批评家笔头一转，从另一个角度质问：“试问，用这样一种贵族老爷的口吻来谈论人民，侮辱人民，而且是侮辱‘获得解放了’的人民，萧军怎样解释呢?如果这不是反对人民，难道还是拥护人民的表现吗?”看来批评家急于给萧军定罪，就顾不得自己在理论上的前后矛盾。“获得解放了”的人民包不包括小资产阶级?如果既承认小资产阶级是人民的一部分，却又否认人民有落后思想，那么，指责萧军歌颂和拥护“小资产阶级的落后”，又从何说起呢？批评家问“萧军怎样解释”，其实，萧军解释得很清楚。他指出人民群众之所以有落后思想，“原因是从奴隶和奴才社会生长起来的人，虽然是获得解放了，但被歪曲了的人性一时也还是不容易伸展、健康起来的”。这本来是一句老老实实的真话，而批评家却大叫起来：“瞧!在萧军‘俯视’之下，人民的形象被丑化成什么样子?”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萧军“反苏、、反人民”的罪行完全是无中生有罗织起来的，是一桩历史冤案。

历史渊源与社会背景

“文化报事件”决非偶然发生，决不能把它从历史长河中割裂出来，孤立地就事论事。单以文化领域而论，如果从“五四”算起，“文化报事件”之前，“五四”时期发生过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之间的“内耗”；20年代“革命文学论争”时，鲁迅、茅盾被创造社等党员作家的“围剿”；30年代“两个口号论争”中鲁迅再次被攻击，胡风甚至被诬为“内奸”，巴金则“无异于托派”；等等。“文化报事件”之后，直至建国后的三十余年，又有“武训传”的批判；“胡风集团”冤案；反斗争的扩大化，直到“史无前例”的民族劫难“”。这些失误尽管表现形式、规模、特点不同，但都是在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背景，小农经济大海的社会现实，使得封建主义思想和小农意识根深蒂固地统治着人们的心灵，形成传统文化心理结构的顽固性。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产生了思想，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政治、军事斗争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伟大胜利是划时代的，人们至今为之欢欣鼓舞。但这只是事物的一方面(当然是主要方面)；另一方面，在中国革命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封建主义和小农意识的渗透和侵蚀，特别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加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的旗帜下，人们往往忽视了这种“渗透”和“侵蚀”。

对一系列历史失误的总背景做了大体上的扫描之后，再集中审视“文化报事件”显然就比较清晰了。首先，“文化报事件”无疑是宗派主义作祟的恶果，而宗派主义正是封建行帮意识和小农狭隘观念相结合的产物。郭沫若在总结创造社和鲁迅纠纷的教训时，曾沉痛地指出，那是“封建遗习在那儿作怪”，说他们在纠纷中不过充当了“文学的行帮老板而已”。鲁迅也批判了“国防文学”派同志们的宗派主义，说他们简直是梁山上的白衣秀士王伦。时也对宗派主义痛加挞伐，但这个封建主义毒瘤，始终没有彻底地从革命肌体上根除。当时，萧军及其《文化报》在哈尔滨的作为，不管有多少缺点，但确是以赤子的热诚，如醉如痴地投入工作，爱党爱国爱人民的激情感人至深。如果从革命大局着想，萧军及《文化报》的工作不正是有利于调动千军万马吗?而被宗派主义情绪左右了的《生活报》，却惟恐萧军争夺了群众，出尽了风头，计较历史的恩怨，硬是把萧军视为王通一类的骗子，骂他“沽名钓誉”，“借他人名望以帮衬自己，以吓唬读者”，进而罗织政治罪名，把萧军彻底整垮。

其次，封建主义渗透在文化领域中的突出表现，是文化专制主义。具有这种思想倾向的人，是极端缺乏民主意识的。凡是不合自己口味或者具有个性特点的事物，都被视为异端邪说，而他们自己则以卫道者的姿态显现。他们自以为是卫马列主义之道，实则仍然是封建主义卫士。《生活报》就曾以反胡适的名义，大唱林琴南的赞歌，说“林琴南鬼诛胡适”。实际上胡适与林琴南的斗争，胡适是进步的，林琴南作《荆生》《妖梦》一类小说，煽动北洋军阀镇压新文化运动，是对革命文学的反扑。萧军的《文化报》则相反，大声疾呼开展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运动。针对《生活报》的上述失误，引证和刘少奇的论证，批评“在党内实行命令主义，遇事武断，实行家长式的统治，实行‘愚民政策’，提倡党员的盲目服从；实行无情打击的党内斗争与惩办主义……造成党内的机械的纪律与封建秩序”。萧军对革命队伍中这种封建主义遗毒，深恶痛绝，斥之为“小秦始皇主义”。因而《文化报》与《生活报》的冲突，反映出的是民主的科学的意识和渗透在革命队伍中的封建主义思想的激烈交锋。

其三，中国在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是东方落后的农业国，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农民作为劳动者，勤劳勇敢，艰苦朴素；但他们又是小私有者，落后的小生产的自然经济的封闭状态，使他们具有愚昧、狭隘、保守的小农意识。他们对于科学文化无知，对于知识分子，既自卑又猜疑，不尊重，不信任，本能地把知识分子视为异己力量。我们不得不承认，历史的浓重阴影也投入到现代革命运动中，历次“左”的失误中，都包含有小农意识的消极作用。当年给《文化报》定罪的所谓根据，什么“各色帝国主义”就是影射“赤色帝国主义”，就是反苏，今天看来，固然十分可笑，但为什么一经指控，众人喊打，遂成铁案？这里边正是以小农意识对知识分子那传统的猜忌心理作为根据的。而也正是这种小农意识的存在，在“文化报事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