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汉早期剧作题材简论

20世纪初期，作为湘籍剧作家代表的田汉怀着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在对世界文学的学习中，发扬湖南传统“经世致用”的湘楚文化精神，立足于当时的中国国情，从历代文史传统取材，在现实中提炼生活素材再创造，在国外作家作品中吸取养分，为中国戏剧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承接关键处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取材于历代文史传统

在戏剧历史发展过程中，剧本创作也从其它文学样式中吸取了丰富的养料，在文学传统中不断发展起来。20世纪初期湘籍剧作家的作品中，创作题材有一部分就是继承中国古典戏剧，并从历记小说中取材，作者依照个人世界观和思想感情，将原作故事的发生和人物活动的社会历史条件、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等，放置到新的作品环境中，赋予了人物与时俱进的时代新性格。

从历代文史作品中选取某些人物形象进行适当改造，摒弃他们行为中的消极面，赋予他们一些新的举动，或对他们原来的行为举止作出这个时代的猜想和分析，将其人物性格中具有积极意义的部分用来为当时的现实斗争服务，对传统剧目进行创新性的承继。从古代优秀作品中吸收好的题材进行改进，为创造具有民族形式、民族风格的新文学在20世纪初期起步阶段提供了借鉴。

田汉自小喜爱戏剧，中国戏曲曲艺艺人经常成为他这一时期创作中的主角，如《梵峨琳与蔷薇》中唱大鼓的歌女与琴师，《名优之死》里的京剧名角，《梨园英烈》中袁少楼与柳艳芳共唱评剧，《琵琶行》中郭霁青和谢云屏皆擅琵琶等。而神幻奇侠和因果报应等民间戏剧的情节烙记也在他的剧作中体现。他的《获虎之夜》通过设井打虎引出一场恋人与封建家庭之间的矛盾，其中猎户魏福生向客人讲述易四聋子除虎害的传奇剧情，就是为迎合当时观众对民间戏剧仙盗武侠的欣赏趣味和审美习惯，满足观众的猎奇心理、英雄崇拜心理和自恋情结。

《梵峨琳与蔷薇》中，秦信芳年轻时的浪子传奇，李简斋的革命人生传奇，秦与柳百年之好的结局，这种传奇性人事的插叙正是中国古代叙事文学在取材上的一大特点。《江村小景》中母亲苦盼大儿子回家本是欢喜圆满的结局，却因兄弟误会而互相残杀；《苏州夜话》中老画家刘叔康父女劫后重逢；《颤栗》中私生子因失去“子承父业”的血缘杀母，却误杀母亲身边的一只狗，等等。这些离奇巧合的故事冲突借鉴传统戏曲文学的传奇神化手法来敷衍故事情节，为戏剧增添生动故事性，也展现了田汉在传统戏剧中所开阔的浪漫主义想象力。但也不免落入窠臼，如《梵峨琳与蔷薇》、《灵光》等都没有走出“有情人终成眷属”的陈套。

《名优之死》中京剧唱段与剧中故事互相映衬，《南归》中诗人辛先生以吉它弹唱大段插曲，在剧中留诗、唱诗与吟诗以表情达意，如“树皮诗” 、“破鞋吟”等。在戏剧创作过程中，田汉充分吸收传统戏曲和说唱艺术的人物曲白抒情手法，将话剧这种舶来艺术赋予了中国风格，使之更符合中国观众的欣赏口味。

二、从国外作家作品中吸取养分

五四时期，文学革命的先驱们积极投入翻译介绍外国文学的活动，形成了一股引进外国文艺思潮和文学作品的热潮。西方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现代主义等文学思潮涌入，给20世纪初期的剧作家创造了自由多元的文化氛围和宽阔的艺术视野，也为剧作题材提供了丰富的可借鉴资源。中国的文坛思想活跃，湖南翻译文学偏重于原著的“思想内涵和历史氛围，红色的人格理想与外来的思想意识融合为一。”（黎跃进等著，《湖南20世纪文学对外国文学的接受与超越》P127，湖南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作为湘籍剧作家代表的田汉也从外国文学中吸取养分，个性追求在其独特的文风中彰显。

田汉在人物刻画上重抒情而轻心理刻画，剧作中总是流露着浓厚的诗意。他的早期剧作“无论创作剧、翻译剧都有一种共通的感伤的所谓‘灵肉生活之苦旅’的情调。”（田汉著，《艺术与社会・田汉文集第14卷》P85，中国戏剧出版社，1983年版）这种情调正是尼采、王尔德的现代主义和罗曼・罗兰、霍普斯曼的新浪漫主义，以及浪漫主义诗人惠特曼、海涅在田汉剧作中被中国化策略改造的表现。

其早期剧作受法国象征主义诗人波德莱尔的影响，往往执著于人物内心感情的渲染。在《田汉戏曲集》第2集自序中提到《获虎之夜》的创作时透露，剧作中的诗歌和音乐，黄大傻诗意性语言的抒情，都是作者执着于青春时代纯朴影像的追寻。在由日本诗人松尾巴蕉的著名俳句《古池》而写作的《古潭的声音》一剧中，美瑛因无法忍受栖居高楼的寂寞，跃入古潭去寻找充满生命活力的昔日生活，诗人也随她一起沉下潭底去完成对灵肉调和的追求。《南归》中诗人“一个永远的流浪者”，“又要向遥远无边的旅途流浪”；《颤栗》中私生子从神经病的臆想中惊吓醒来时，他决定离开家园去流浪漂泊，“我是个自由人”。 《乡愁》中汪右文“万里一身孤”的颠沛流离生活，心灵的漂泊和精神的孤寂正是田汉剧作灵肉冲突的演变，是西方现代派情绪的表现。《咖啡店之一夜》中白秋英、林泽奇、食客和没有出场的盲诗人，在理想与现实的尖锐冲突中所抒发的感伤和焦虑的愁绪，是颓废主义在精神信仰中的涂抹，反映了作家内心的苦闷和迷惘。

田汉有不少剧作就受到外国作品的启发，早期的社会解放剧真实地反映了五四时代中国人民彻底反帝反封建、追求个性解放和社会解放的革命精神，从他的剧作主题中可以看到易卜生戏剧的深刻影响。而在歌德《浮士德》影响下创作的《灵光》，用潜意识的梦幻手法和若干形象的象征手法来表现人物内心世界，正是新浪漫派戏剧的特征之一。受屠格涅夫《父与子》中新旧思想冲突的启迪，而形成了《生之意志》的主题。为30年代现实战争的需要而编的话剧《母亲》和《复活》，分别是根据高尔基和托尔斯泰的同名小说改编的。从唯美主义、颓废主义到对莎士比亚、赫尔岑和托尔斯泰等文学巨匠的醉心，田汉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下的祖国人民深重的苦难和民族危机已经“有所觉醒，有所振奋”。

田汉这一时期的创作，结合了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从人民群众的戏剧欣赏习惯出发，将外国文学遗产中的有益经验与本民族的艺术传统结合起来，除了创作方法、经验和艺术技巧等形式上的借鉴外，在剧作题材中也取得了思想内涵上的提升。

三、提炼现实生活再创造

20世纪初期，戏剧活动作为无产阶级政治思想的宣传号角之一，坚持深入民众生活的本质。田汉参加戏剧的社会实践活动，在对现实的观察熟悉和体验中提炼素材，选择具有典型意义的生活现象，准确而深刻地反映生活的本质，实现了从生活到艺术的转化。

前期，他将自己微妙的情感波澜渲染到不少剧作中，以主人公纠结的情感生活为主线，使得人们对其前期戏剧艺术更倾向于“缺乏现实主义力度”的态度。而作为五四时期最先觉醒的一代人，与五四以后许多作家所共同遵循的创作原则一样，田汉一直强调“应把人生的黑暗面暴露出来”。《湖上的悲剧》讲述一对年轻人的爱情悲剧，剧中人物的行为看似荒唐，但家庭地位的不相当正是对那个时候以门当户对为婚姻基础的现实的反抗，超出现实生活发展的逻辑。其最早创作的《梵峨琳与蔷薇》，描述的也正是一对沉迷艺术的年轻恋人，为冲破世俗意识的束缚，在物质生活的磨难或诱惑中寻求着生活的意义和价值。《南归》据南国演员陈凝秋的身世而作，也承载着田汉本人的情感体验。剧中充溢的诗意，仍然掩盖不了面临坎坷生活境况的诗人悲剧式的命运与冷酷的现实对抗。对于现实，田汉在剧中坚持“生活艺术化”，但同时也提出以“人生美化”来“使人忘却现实的苦痛”。像《梅雨》和《梵峨琳与蔷薇》的结尾，艺术的抚慰暗示光明的到来，这是田汉早期的人生理想，也是他早期剧作对现实关注的出发点。

在《新罗曼主义及其他》一文中，田汉指出“艺术是人生之写影”。《江村小景》描写“军阀混战毁灭了亲情，毁灭了生活的希望”。《咖啡店之一夜》讲述“穷人的手和阔人的手是永远握不牢的”现实，剧中李乾卿与白秋英的分手，抨击了当时中国社会门当户对的传统礼教观念。《名优之死》取材于真人真事，反映了残酷的社会现实和真实的人性。老艺人刘振声对艺术的执着追求，剧情细节不一定全都符合生活的实际，但剧作的背景和题材都是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诗化处理的悲剧结尾，通过作者对现实人生的探索，表现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的真实心境。在《南国社的事业及其政治态度》一文中田汉还曾反复强调“求真”的意义和价值，这些剧作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二十年代这一社会转型期的历史真实与思想真实。

从二十年代初的《梵》到二十年代末的《南归》，田汉的戏剧题材从婚姻家庭向社会问题倾斜，三十年代后不论是创作思路还是表现手法，田汉的戏剧创作发生了明显转向，戏剧更多地作为他参与革命斗争的武器。田汉这一时期还是在“凭借一股青年的热情和正义感写作”，参加左翼文学后他宣称是在“党的领导下，通过戏剧活动为反帝反封建而斗争”。（田汉著，《我怎样走上党的文学道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田汉专集》P191，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他的早期作品，都通过真实可信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反映社会人生的本质和规律。他的《名优之死》正是二十年代有代表性的社会问题剧，而此后为纪念“五卅运动”而作的《顾正红之死》，以及他1932年左右的作品《梅雨》、《午夜饭》、《洪水》、《战友》、《乱钟》、《一九三二年的月光曲》等，都是以当时的重大社会问题为题材。而他抗日战争时期的《回春之曲》，解放战争时期的《丽人行》等，都堪称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典范之作。

顺应社会革命的潮流，戏剧文学也跟随中国现代文学由五四文学转入左翼文学的历史阶段，剧作家们的创作主题和艺术特色，也随其人生经历和时代潮流的变化，转向现实的社会革命。田汉更在这一创作实践过程中提高了对戏剧社会作用的认识。戏剧作品的创作由作者的创作个性及意图决定，创作题材丰富多样。根据作者的生活体验和对生活本质的理解，通过剧作中为反映作品主题思想所描写的一定社会历史的生活片段，挖掘剧本创作的题材来源，也从一个侧面展现了田汉的广阔视野，为剧本创作积累了经验。

刘绍棠曾经说“作家必须深深根植于本国本民族的社会土壤中”。现实生活的发展变化，群众审美兴趣和审美爱好也呈现多样化，同时，各层次的民众也希望这一类反映民生的戏剧能准确表达，并帮助他们理解其中的思想。观众通过舞台反观人的内心世界，领会作者在现实批判中真实而深切的人道主义情怀。

戏剧表演作为当时人们最喜爱的文艺活动之一，简易的舞台和排演使得它可以像今天的电视一样走近民众，得到广泛的传播和普及。田汉在20世纪初期创作的一系列作品，承继了古典戏剧的精华，对中西方文学作品进行了批判性地继承和革新性地创作。在那个年代，戏剧不仅仅是用以消遣的娱乐形式，也是传播革命思想的工具。这一系列反映当时社会现实，寄托创作者希望，呼唤人们争取自由平等、独立自主精神的剧作，为随之而来的政治革命和思想解放吹响了号角，在群众中作了先期的铺垫，具有了时代性、阶级性和历史性。

剧作家们观察现实生活，克服个人主观情感因素的制约，提高对生活的理解力和表现力，从各种不同的艺术样式中选择创作题材，塑造出新的反映现实的艺术形象。以田汉为例，通过对其剧作题材来源的发掘，在如何处理戏剧艺术与现实题材的关系上，重新认识戏剧艺术的剧作思想，准确地理解并艺术地把握以后的戏剧创作，为择取好的创作题材提供了经验。

（作者单位：湖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