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家人社保卡买药获刑冤不冤

最近，浙江省绍兴市的一起医保诈骗案引发公众关注。患有高血压的邹某，让女儿用丈夫老周的社保卡买药，合计报销11376.64元，结果母女俩双双获刑。有人认为，这对母女“罪有应得”，有人认为对她们的惩罚过于严苛。 他们到底冤不冤？

“用家人的社保卡买药”是骗国家的钱？ 针对这个判决，反对者和赞同者都旗帜鲜明。反对者认为，从案情看，邹某的女儿用父亲的社保卡买药，明显是为了让母亲“自用”，其情可悯；医疗机构管理疏忽，才让人有冒用社保卡之机，医疗结构也要承担责任。赞同者则认为，我国骗保行为近年来有泛滥之势，处罚却缺乏依据。在2014年，人大常委会专门出台司法解释，将骗保统一以诈骗罪论处，且这对母女诈骗超过万元，数额较大，因此认为法院的判决无可指摘。甚至有论者言之凿凿地指出，“这一事件给人们的最大教训在于，别轻易用亲属的社保卡、医保卡来治病、买药，这种行为本质上就是骗取国家的钱，是诈骗，法律并不会因为你是用亲人的社保卡、医保卡和因为你确实是在治病而置之不理的。”这或许才是公众对此案件极为关注的原因：在我国，“用家人的社保卡买药”向来并不罕见，如今却要被扣上“骗国家的钱”这个帽子。人们肯定有这个疑惑：用家人的社保卡买药，到底是一个多大的罪过？

认为使用家人的社保卡违法，最主要的理由是“你可能用了别人的钱” 认为“用亲属社保卡买药是骗国家的钱”，这一论断显然过于简单。我国目前主要有城镇职工、城镇居民、新农合（一些地区后两者已合并成为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制度）三种医疗保险制度。虽然新农合和城镇居医疗保险有国家补贴，但参保者仍需交费，而缴纳保费最多的城镇职工保险则完全是由个人和单位缴纳，其中职工缴费一般为本人工资收入的2%，用人单位一般缴纳职工工资总额的6%左右，即使是企业缴纳的部分，也是职工本人劳动所得，在某种程度上，这些都是参保者“自己的钱”。而保险的意义就在于“共济”，如果职工缴纳的部分连自己的家人都不能“济”，无疑是有些让人难以理解的。

既然如此，为什么用家人的社保卡买药还要被定为“诈骗”呢？这是因为保险的原则是“谁参保，谁受益”，保费、保额、风险收益评估都是按照这个设计出来的。你虽然是家庭成员，很需要用到家人参保的这部分钱，但本质上你并不是参保人，所以使用了即使属于参保者“自己的钱”以内的金额，也是不妥当的，更何况这很可能还花掉了统筹基金的部分，这就是“别人的钱”。用别人的钱，当然是有问题的。

医保个人账户的现状是家人需要用，它却在沉睡 我国建立医保个人账户，本意是控制医疗费用，鼓励个人缴费和积累，但过度强调个人积累，使得个人账户缺乏基本的互济性，而互济性是保险的根本属性。有学者指出，目前的少儿医保只保大病门诊和住院，但小孩感冒发烧、消化不良等常见病就诊较多，家长却无法用医保卡为小孩看病；家庭中一方身体较好，甚至从不进医院看病，门诊医保卡上积累了大量资金，而配偶身体较差，经常需要看病，而卡上的钱总不够用；或者家中年轻人身体状况较好，多年不去医院，医保卡积累的钱很多，而父母医保卡上的钱却常常不够用……这些都是现行医保个人账户支付性不足带来的怪状。个人账户上有结余的人用不着，有需要的家庭成员却没法用。这导致我国的医保个人账户结余不断增加。

结余高并不是一件好事。目前，社会保险的年均收益率仅2.2%，贬值严重，个人账户累计越多，意味着贬值的资金越多，是投保人财富的损失；而在医疗费用迅速增长的情况下，医保个人账户的积累作用也会大打折扣。

出现“一人参保、全家受益”的搭便车现象，也说明制度有问题 我国有城镇职工、城镇居民、新农合三种医疗保险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邱仁宗才曾以华北某省为例，分析了不同制度下，报销比例究竟有多大差距。新农合且不谈，我们就对比下对于城市民众有意义的两种―― “城镇居民”保险制度下，住院病人医疗费用报销比例分别为初级医院60%，二级医院55%-60%，三级医院50%-55%。而“城镇职工”保险，则分别高达90%-97%，87%-97%，85%-95%。另外，一些必须要在三级医院治疗的重大疾病，报销比例则分别为：50%-55%（城镇居民）和85%-95%（城镇职工）。

这表明，“城镇居民”与“城镇职工”两种医保体系，其报销比例差异巨大。然而，享受两种不同医保的人群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他们之间可以组成家庭，出现同一家庭中不同成员被不同医疗保险覆盖的现象。从家庭内部风险分担角度分析，“城镇职工”医保较“城镇居民”报销比例高、使用范围广，因此对于家庭成员更具有吸引力。在有空子可钻的前提下，就会导致“一人参保、全家受益”的“搭便车”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