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0-15 05:28:04
2016年末，中国司法史迎来了一个载入史册的历史性时刻，步入快车道的司法改革开启了更加宽广的新航程。2016年12月28日、29日，继深圳、沈阳后，最高人民法院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巡回法庭在南京、郑州、重庆、西安四座城市相继挂牌成立。从华东到华中，从西南到西北，新挂上的牌匾上，“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几个大字，在冬日的暖阳下熠熠生辉。
58天，司法改革速度创下奇迹
作为最高法院的“改革试验田”，巡回法庭因为剑指司法“地方化、行政化”症结，所以备受关注。
2015年1月28日和31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和第二巡回法庭分别在深圳、沈阳正式成立。
两个巡回法庭成立以来，在推动审判重心下移、保障跨区划案件裁判公正、方便人民群众诉讼方面取得积极成效，成为展示我国司法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成果的重要窗口，受到社会各界好评，在国际上也产生了积极影响。
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徐家新表示，“实践证明，中央关于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的决策是正确的。”
巡回法庭制度的探索“试水”成功，接下来，如何扩大成效的辐射面，方便更多的群众接近司法、参与诉讼？增设巡回法庭数量，让最高审判机关走出京城，走到寻常百姓家门口――各项条件日臻成熟。
2016年11月1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增设巡回法庭的请示》，批准最高人民法院在重庆市、西安市、南京市、郑州市增设巡回法庭。最高人民法院随之立下了“四个新增设的巡回法庭要在年底前挂牌办公”的军令状。
千钧承诺，需要雷霆行动。新的办公场所选址、硬件改造、队伍组建、后勤保障等工作都迫在眉睫。一只争朝夕的改革“大幕”在京城内外同时开启，马不停蹄，且井然有序。
2016年12月28日、29日，当五星红旗依次在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巡回法庭冉冉升起时，距离11月1日中央深改组下达的要求，只过去了58天的时间。
时下所涉及的司法改革诸命题，均可谓错综复杂、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能在短时间有序推进，实属不易。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施鹏鹏感慨：“这在某种程度上彰显了最高人民法院‘自上而下’理性建构型的效率优势，也反映了决策层在深化司法改革方面的决心和魄力。”
最高法院的“改革试验田”
巡回法庭源于西方，但在我国也并不是新鲜事物。实际工作中，各基层法院把法庭设到田间地头、街巷小区的情况也比较常见。然而，这些巡回法庭与最高法院巡回法庭有本质区别。
2015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巡回法庭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最高法院巡回法庭是最高法院派出的常设审判机构。巡回法庭作出的判决、裁定和决定，是最高法院的判决、裁定和决定。
对于巡回法庭设立的作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司法改革研究中心副主任汤维建表示，“巡回法庭与地方法院距离更近，如果地方法院存在地方保护主义、司法腐败等行为，最高法院可以更好地发挥监督和指导作用，也有利于最高法院了解地方审判状况。”
“我们设巡回法庭，不仅仅是换个地点。”在巡回法庭设立之初，最高法院第一巡回法庭庭长刘贵祥就指出，巡回法庭是改革的产物，更是法院司法改革的“试验田”：主审法官合议庭负责制、法官员额制等综合性改革措施，以及构建新型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设想，都将在巡回法庭率先试行。
改革的重点是主审法官负责制。以第一巡回法庭为例，其机构非常精简，核心团队就是1名庭长、2名副庭长、1名廉政监察员及其他9名主审法官。每名主审法官配备1名法官助理、1名书记员，拥有自己的审判团队。
在巡回法庭，3名庭长、副庭长不再只是管理者，他们都得办案。巡回法庭不设固定合议庭和固定审判长。审理案件时，合议庭由主审法官组成，案件承办人担任审判长。
2015年3月2日，第一巡回法庭率先敲响法槌，担任审判长的正是副庭长周帆。值得注意的是，这不是领导分配的，而是电脑随机分案并随机组成的合议庭。最关键的是，庭长、副庭长不再审核、签发未参审案件的裁判文书。作出的判决、裁定，经合议庭成员签署后，由审判长签发。
第一巡回法庭主审法官宫邦友曾表示，最高法院很多文书的签发，在往常需要由庭长甚至是最高法院副院长签发，“现在我们主审法官就有权签发，给了我们相当大的权力”。
第二巡回法庭庭长胡云腾在巡回法庭首次开审，是2015年3月10日。一起民事二审案件，涉及财产返还纠纷。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庭审，法官询问、双方充分质证、辩论后，他选择了休庭。合议庭讨论了大约50分钟，然后回来当庭宣判。
“我们想要彰显的效果是，以后凡是能当庭裁判的案件，应该尽量当庭裁。这样做有两大好处，一是减轻当事人的负累，不用宣判时再跑一趟，二是避免干预案件。过去案子审完了，过几个月才判，双方当事人就有了活动的空间，如果当庭判，你找人都来不及。”第二巡回法庭副庭长虞政平说。
当庭宣判的前提是法官有权自己决定案件的结果。第二巡回法庭之所以能够实践这一主张，是因为实施了主审法官负责制，判决结果不需要经过向领导层层报批，合议庭的法官自己审了案子，就可以作出判决。
但有了权力，责任也更重了。法官们在行使权力时都备加谨慎。宫邦友在享受“放权”带来高效的同时，深感责任和压力的剧增。每个案子他都要做大量的庭前准备，吃透案卷，查找相关的司法解释。法官助理草拟的裁判文书，每个字他都要“过筛子”，有时要五六遍地过。
“改革审判权运行机制，就是要遵循司法规律，体现法官审理案件的亲历性和在裁判中的主体地位，真正做到权责明晰、权责一致。”刘贵祥说。
据统计，2015年全年，第一巡回法庭共受理案件898件，结案843件，结案率93.9%，法官人均结案数70.3件；第二巡回法庭全庭共审结案件810件，年终结案率92.47%，法定审限内结案率99.87%，法官人均结案67.5件。其中，胡云腾独立承办5件，由法官助理协助承办案件44件，共参加合议庭担任审判长审理案件155件，创下了大法官年办案的新纪录。
更多的制度设计与尝试
社会舆论曾普遍担忧，实行主审法官合议庭负责制，没有了“把关者”，法官的权力大了，会否导致新的司法不公？如何确保案件质量？
这实际上也是巡回法庭成立伊始就着力解决的问题。从制度层面，第一巡回法庭做了一系列探索。
于泓是第一巡回法庭唯一一位从事行政审判的主审法官。这一年多以来，她形成了两个固定的习惯。
一个是自己主审的案子在合议之前，她要求助理要检索最高法院近三年来同一类型案件的裁判情况并报合议庭，便于合议庭把握类案裁判尺度。如果最后作出的判决结果与之前同类型案件的裁判尺度不一致，她还要向合议庭说明理由。
另一个是裁判文书写好后，她至少要找到合议庭之外30%的主审法官，对裁判的观点和理由进行检验，看是否有明显的法律漏洞。“一个案子，你十个方面都考虑到了，只有一没想到就会留下隐患。”于泓说。
于泓的习惯也是第一巡回法庭全体主审法官的习惯，并被固化为两项制度。前者称为类案检索制度，后者是裁判文书交叉校验制度。“实践证明，这两个制度都非常管用，有利于保证案件裁判尺度统一，避免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出现。”于泓说。
实践中，当巡回法庭的合议庭意见有重大分歧时，承办法官可以提请主审法官联席会议讨论。而重大疑难案件，合议庭内部分歧较大的案件按规定还要征求最高法院本部相关业务庭室的意见。
走进位于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1036号的第一巡回法庭，可以看到，每个审判庭外，都有一个挂着蓝色牌子的小房间：律师更衣室。2015年3月2日，巡回法庭审理的第一起案件，律师们就是在此换上律师袍，出庭应诉。此外，巡回法庭还设有律师阅卷室、律师多媒体阅卷室、律师法官会谈室。在第一巡回法庭副庭长孔祥俊看来，这是为了体现巡回法庭对于律师的充分尊重，同时也昭示着巡回法庭试图构建法官与律师新型职业共同体的意图。
这样的意图在巡回法庭揭牌之后就彰显无遗：2015年1月28日挂牌，2015年2月11日，最高法院第一巡回法庭就与巡回区内3个省区的律协负责人、律师代表们进行了座谈，并以第一巡回法庭全体法官和3个省区律协的名义，发表了一个构建新型职业共同体关系的倡议书。
同年7月16日，北京市汉威（深圳）律师事务所与深圳市律师协会签订协议，在第一巡回法庭设立律师志愿服务岗，每天安排两名律师值班。
对于这种互动，刘贵祥打了个形象的比方：“开前门，堵后门。”他说，“开前门”，意味着要畅通法官和律师的沟通渠道。律师在会谈室会见法官时，必须保证法官和辅助人员至少两人以上，而且全程录音录像。这样才能“堵后门”――法官和律师的私下勾兑。
“开前门”还包括从制度层面建立法官与律师定期联席会议、双向业务交流等常态化沟通联络机制。“堵后门”则侧重从制度上规范法官与律师的关系。
“巡回法庭使得律师与最高法院有了更多的接触。以前最高法院是大衙门，庭院深深，现在，巡回法庭使最高法院从深宅大院走出来了，这样就为建立一个新型的律师与法官的职业关系提供了可能。”中国人民大学律师学院院长徐建如是评价。
巡回法庭由于新组建，没有历史包袱，从建立伊始，就可以建立新的审判权运行机制。正式运行近两年，第一、第二巡回法庭一步一步地将纸面上的改革计划蓝图化为了现实。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曾评价说，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这一机构的设置，在打破司法的“地方利益保护”、扭转“诉讼主客场”等不正常局面的同时，还有一个明显的效果就是促使最高人民法院办案力量下沉，直接深入到人民群众的身边，以公正的形象、中立的态度为广大人民群众解决关乎切身利益的纠纷奠定制度基础，是提高诉讼效率、实现司法公平、树立司法权威的重要制度支撑。
如今，新增设的4家巡回法庭，已然接过改革的接力棒，在第一、第二巡回法庭的良好示范效应下，亦当攻坚克难、击楫中流，勇立改革潮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