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战20年:国企改革理论风云

“一九九二年又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写下诗篇……”

这是一首再熟悉不过的歌曲，这是一位让无数中国人从心底崇敬的老人。

1992年春，88岁高龄的邓小平从北京出发，开始了一个多月的南巡之路，也拉开了一个新时代的帷幕。

邓小平南巡讲话对中国经济改革与社会进步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同年10月，十四大确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将当时关于“是否要走市场经济道路”的争论画上了句号，亦为中国经济改革指引了新的方向。此后，国企改革进入制度创新和结构调整的第二阶段。

2012年，距离1992年已过去整整20个春秋。20年的国有企业改革之路，同时亦是20年的思想征程。

显然，有两条线在相互砥砺，相互交织着前行。一条是市场经济，一条是私有制。

在一次次的论争中探索中国特色的国有企业改革道路，他们对中国经济学理论发展做探索，深深影响了中国企业的成长路径。

故事1993

1993年的到来，似乎有些异样的空气。敏锐的经济界觉察到，在经过了“剧变”的1992年之后，1993年的国企改革会有“大动作”。

而在这之前，一个老人的离世使得1993年的早春格外寒冷。

他就是享年73岁的蒋一苇。

早在1979年我国进行首次企业自试点改革时，在当时的经济学家中，最著名的倡导者正是蒋一苇。袁宝华评价其“在理论上对我们的一个最大的支持”。

蒋一苇先后于1979年、1984年、1989年提出企业本位论、职工主体论、经济民主论，这显然与市场经济理论是相通的，这三个重要理论被统称为“蒋一苇三论”，成为当时最为著名的理论思想之一。

蒋一苇的离世像一个符号，很快将留给经济界的叹息变成了改革的激情。

1993年底，在一种微妙的“默许和尝试”的气氛中，广东第一次出现了“下岗”这个新名词。

在广州一家濒临破产的国营无线电厂，330名职工告别“世代工作生活”的工厂，同时带走了相当金额的“工龄补偿”，这种“工龄买断”的做法后来普及开来。尽管后来，这些离开的工人多数不得不面对“坐吃山空”的残酷现实，但在1993年，对于这些长久习惯于把人生与企业“捆绑”的人们来说，却是一种莫大的勇气。

这种非凡的勇气，中国的经济学者同样具有。

1993年7月13日，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的周叔莲在《光明日报》撰文《关于国有企业产权的两个问题》，论述“所有制是发展生产力的手段，而不仅仅是意识形态意义上的目的”。

周叔莲和与他相似观点的学者认为：“不能把所有的企业都抱在怀里，这样做既不必要，也不可能。”显然，这是一种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改革思想。

学者们的这种“新颖”的思想在当时影响有限。将沒有优势的国营企业“放掉”，注定不会像同一年取消粮票那样顺理成章。只有少数经济活跃的地方，比如广东，刚刚冒出了些许“星火”。

然而，改革势如破竹。

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

这一年，成为国企改革新征途之始，从此，国有企业改革进入到转换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新阶段。

这一年———

63岁的吴敬琏接手蒋一苇创办的《改革》杂志，使之成为整个90年代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思想重镇；63岁的厉以宁出任北京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同年，出版《怎样组建股份制企业》一书；64岁的茅于轼从中国社科院退休，随后创办了中国首个民间智库———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66岁的董辅礽将他的所有制理论和市场经济理论运用到证券市场，极力主张让国有股和法人股流通，明确提出培育机构投资者的主张；68岁的刘诗白接待了登门拜师的时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谢世杰，与之就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诸多问题进行切磋。

……

这些中国资深的经济学者，早在七八十年代就敢为人先，将国企改革的理论走到了实践之前。在新的时期，他们依然不落后于时代，成为改革征程中不可忽略的人物。

同样在这一年———

34岁的张维迎在英国皇家经济学会青年经济学家小组会上宣读了自己的博士论文；40岁的胡鞍钢参与主持的《中国国家能力报告》课题，提出国家能力（中央政府）的概念；41岁的林毅夫获得了孙治方经济学奖，这是他从台湾回归祖国的第14年；43岁的周其仁在加州大学取得经济学硕士学位。3年后回到祖国，前往北大任教。

……

他们之中的很多人不但成为中国国企改革的见证者，更是参与者和推动者。

这一年，在中国的其他许多地方，还有很多经济学者的身影，他们都以一种前所未有的热情，齐齐搭上了这趟经济加速的列车，成为中国国企改革路上的理论精英。

公与私的论争

2012年2月28日，世界银行在北京召开媒体见面会时，遭到独立学者杜建国的现场抗议。杜建国高呼“国企不能私有化”，痛斥“华尔街都是骗子”。

这样的戏剧化一幕，不过是国企改革私有化论争的一个情景缩影。

而这场关于公与私的交锋，其实在很多年前就已开始。

这场漫长的论战原因只有一个：产权是国企改革的核心问题。在此过程中，经济学家们一直努力推动着中国国企改革的发展和进步。

早在1979年，董辅礽第一个提出所有制改革问题，他勇敢指出了企业改革的方向应该是“政企分离”、“政社分开”的政策性建议。

上世纪80年代，理论界开始集中关注产权问题。

1987年，时任体改委主任李铁映提出“开门搞规划”，指定“由国内一些经济学家为各自组织一拨人去搞方案”。资料显示，当时有北大的厉以宁，人大的吴树青，社科院的刘国光，经济中心的吴敬琏，中央党校的王珏，人民银行的宫著铭，此外，还有广东和上海两拨人。结果，在这八个小组提交的八个方案里，有七个都主张“搞国企改革应走股份制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