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件战国燕式铜豆器表装饰工艺的再探讨

【摘 要】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一件战国镶嵌蟠螭纹铜豆，相关著录认为该豆器表的镶嵌装饰物为松石，并定其名为“嵌松石蟠螭纹豆”。本文以存世的燕式青铜器与此铜豆进行形制、纹饰与装饰技法的比对，并通过对镶嵌物性状及锈蚀状况的分析，对故宫藏铜豆器表镶嵌物为松石这一结论提出否定意见，认为该豆的器表装饰工艺应为红铜嵌错。

【关键词】战国时期；燕式青铜器；铜豆；镶嵌；红铜嵌错

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一件战国铜豆，高柄，有盖，双环耳，器盖及器身表面有镶嵌纹饰（图一），现展藏于故宫青铜器馆。在故宫博物院所编《故宫青铜器》一书中，对这件铜豆的名称及纹饰、器形、装饰工艺等相关情况做如下具体描述：“嵌松石蟠螭纹豆，战国前期，通高39厘米，宽24厘米，重3.05千克。器束颈，两侧有环耳，长校。盖顶有捉手，可以却置。盖器饰嵌松石蟠螭纹；足上饰嵌松石垂叶纹；捉手饰菱纹，嵌饰颇为华美。1974年顺义县东海洪大队出土。”[1]《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青铜器全集（东周三）》也收录了这件器物，定其名为“嵌绿松石蟠龙纹豆 战国 燕式青铜器 铜豆 镶嵌 红铜嵌错”[2]。

从考古发现来看，与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这件铜豆外形相似或接近的器物还见于以下墓葬：1952年河北唐山贾各庄18号、28号战国墓出土的两件铜豆[3]，1964―1965年河北易县燕下都31号墓出土的云纹铜豆[4]，1982年北京市顺义县龙湾屯战国墓出土的蟠虺纹铜豆[5]，1980年河北新乐县中同村战国墓出土的蟠螭纹铜豆[6]，1984年河北灵寿县西岔头村战国墓出土的云雷纹铜豆[7]，1978年河北三河县双村战国墓（M1）出土的三角涡纹铜豆[8]，1970年河北唐县北城子1号墓出土的陶纹铜豆和2号墓出土的蟠虺纹带盖铜豆[9]等。其中，河北新乐县中同村战国墓出土的铜豆，在器盖与器身分别饰蟠螭纹与三角垂叶纹一周，（圈足与捉手处有无纹饰，因发掘报告未予描述，尚不确知。）与故宫藏铜豆相同部位的纹饰几乎完全一样。上述铜豆及故宫收藏的蟠螭纹豆，除各自细部纹饰稍有差异外，外形基本一致，当属同一类型。这类铜豆均有较长的柄，柄两端较粗，呈束腰状，器身与器盖合成椭圆形，捉手为圈足状，器身两侧有对称的双环耳――这些外形特点，为一类典型的燕式铜豆所独具，当属标准的燕器无疑[10]。故宫藏铜豆的出土地点在北京顺义，这里在东周时期为燕国辖境，如此更印证了该器国别属燕的确定性。

在故宫藏铜豆的器盖及器身表面的纹饰部位采用了镶嵌工艺，即在构成纹饰线条的凹槽内填入镶嵌物，使器物看起来更为华丽精美。中国古代青铜器的镶嵌装饰工艺出现于二里头时代，商末时兴盛，西周时期衰落不见，春秋战国时重又复兴，并一直延续至西汉。从出土或传世青铜器的实物来看，在青铜器镶嵌装饰工艺应用的早期阶段，即二里头时期至商代晚期，镶嵌工艺主要应用于双合范制作的简单器物，如青铜牌饰及戈、钺等兵器上，在容器类礼器上施用镶嵌工艺的情况较为罕见，且用来充当镶嵌物的材质种类比较单一，绿松石是当时最主要的填嵌材料，以其它材质如金、银或红铜等入嵌的情况绝少见到。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情况大为改变，在器物表面以镶嵌、嵌错工艺为饰的青铜器大量出现，装饰华美、技艺高超的表面镶嵌工艺，成为此阶段青铜艺术复兴的重要标志之一。这一时期，镶嵌工艺的应用范围已扩大至青铜容器、日常用器等多种器类。此外，镶嵌物材质的种类亦极为丰富，除了传统的绿松石外，以金、银及红铜等镶嵌的情况更为流行，甚至有以玉石、琉璃、宝贝等入嵌的情况，可谓异彩纷呈。

以肉眼观察故宫收藏的这件铜豆，可见纹饰部位与器物光素表面的呈色不一，二者之间具有明显的色差：纹饰部分镶嵌物的颜色为白色偏蓝，或称淡蓝、松石蓝，无光泽；而纹饰之外青铜器基体的颜色呈铅灰色，有金属光泽，这是在古代青铜器上经常能够见到的所谓“地子”之一种，即俗称的“水银沁”或“水银古”。由于这件铜豆器表镶嵌物的颜色与某类天青色的绿松石接近，质地又似石质，可能因此被误认为是松石。对此，笔者认为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镶嵌物的材质究竟为何物，笔者浅见以为并非松石，而是红铜。主要理由有三：

第一，此件蟠螭纹铜豆纹饰部位的镶嵌物，不具备所见古代嵌松石青铜器表面镶嵌材质应当呈现的性状特征，可排除其为松石的可能。

松石是最早为人类认识并用于装饰的玉石材质之一。中国古代自二里头时期至春秋战国，延及秦汉，以松石镶嵌青铜器的工艺技法一直传承不衰。尤其是东周以后，施以松石镶嵌工艺的青铜器的器物种类繁多、范围颇广，如容器之簋、豆、盘、壶，兵器之斧、钺、剑、戟，日用器之铜镜、带钩，等等，几乎无所不包。从古代嵌松石青铜器的实物看，松石的镶嵌方式大体上可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是以单块绿松石为单位，各自单独镶嵌，每块松石之间遥相呼应，整体构图。这种镶嵌方法通常是将单块的小型片状松石磨制成较为简单的规则形状（一般为圆形、云头形、菱形），然后直接镶嵌在独立的、与松石形状对应的纹饰凹槽内。这种镶嵌方式在东周时期开始常见，主要用于简单的、起点缀作用的嵌饰，其效果如同给器物“点睛”，增强了青铜器的整体艺术情趣。它常施用于如铜剑剑格上的目纹，鼎、簋、壶等容器足根部或耳部的兽目，以及器身上的星点状云纹等纹饰部位的装嵌。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一件嵌金银鸟耳壶[11]，颈部纹饰除金银外，均以绿松石镶嵌点缀（图二），是采用这种松石镶嵌方法进行装饰的代表器物。第二种松石镶嵌方式，是根据器表纹饰凹槽的粗细、深浅，事先将大块松石分解，磨制成若干小型的块状或片状。（通常为米粒大小，小的不足毫米见方。）再将这些细小的规则或不规则形状的松石排列、挤压、粘嵌在纹饰凹槽内，将凹槽填平，组成整体纹饰。这种将小块松石拼合为完整图案的镶嵌方式较前者更为流行，适用于大多数青铜器上构图复杂的图案式或图像式纹饰的镶嵌。纵观古代各时期以松石嵌饰的青铜器作品，采用这种镶嵌方式的情况相对普遍，占据主流。以肉眼观察采用此法嵌饰的青铜器，可发现器表的纹饰凹槽内填有无数细小松石，这些大大小小的松石呈规则或不规则颗粒状，相互之间有明显的拼接、排列、挤兑痕迹；由于时间久远，一些松石难免已缺失，在纹饰凹槽处会留下松石剥落后的间隙。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夏代晚期嵌松石十字纹铜方钺（图三）和一件战国镶嵌松石几何纹方壶（图四），是反映此种松石镶嵌法工艺特征的极好实物。

另外，镶嵌于古代青铜器表面的松石，会呈现出独特的色泽与质感。自然界中松石的颜色深浅不一，并有从蓝到绿的过渡，而古人用于镶嵌的小松石可能来自于颜色不同的大块矿体，因此镶嵌在器表的松石颜色也会参差不齐，这种现象难以避免。并且，松石是存在于自然界的天然矿物，表面泛有美丽的自然光泽，是古人经常利用的“美石”之一。它的性质十分稳定，经长期的土埋不会发生性状变化，即便可能有轻微的“土沁”变色现象，其外表光丽的莹亮感亦不会消失。

故宫藏蟠螭纹铜豆器表的纹饰由细窄、繁密的线条构成，纹路曲折弯转，如用松石镶嵌，必须以无数碎小的松石拼嵌方能实现。（即前述松石镶嵌方式之第二种。）而经观察发现，实际用来填嵌纹饰凹槽的镶嵌物却是统一的整体，没有小块松石的块状拼接、排列痕迹，也无明显的镶嵌物剥落缺失的现象。如果以原来的观点，认为纹饰凹槽内的镶嵌物是松石，则必须将大块松石磨制成线条极精细、无断接、且具有一定弧曲度的丝网状，再整体嵌入青铜器表面，方可达到相应的效果，这在实际操作中是难以实现的。另外，纹饰处镶嵌物的颜色单一，虽白中泛蓝，呈松石色，但没有玉石质的光泽，如石灰般质地粗疏。从这些迹象看，这件铜豆不具备嵌松石青铜器应当呈现的外观与工艺特征，其表面镶嵌物为松石的可能性可以排除。只有延展性较强的金属片或金属丝，既适于剪裁、切割或制成任何复杂的图形或图案，又可实现整体入嵌，因此，这件铜豆器表纹饰处的镶嵌物应是某类金属。东周时期，用于青铜器表面嵌错的金属材质不外乎金、银与红铜，它们均具有软度高、延展性强的物理特性。金与银的化学性质稳定，历久不易腐蚀，所见古代以金银错工艺装饰的青铜器，其表面嵌错纹饰部位通常仍呈现鲜明的金、银色泽。故宫收藏的这件铜豆器表镶嵌物显然不是金或银，那么，其镶嵌物材质为红铜的可能性极大。

第二，故宫藏铜豆的形制特点、纹饰风格均符合东周燕式青铜器的典型特征，属燕器无疑，那么在装饰工艺方面，亦应符合燕地青铜器生产制作的普遍规律，不会突破燕式青铜器的一般共性。

东周时期是中国古代青铜器发展史上的飞跃、复兴期，此时出现并流行的红铜嵌错工艺，是对青铜镶嵌技法的创新和突破，在装饰手法上将青铜艺术的发展推向了新的高度。由于各地诸侯政权并立，东周青铜器的地方风格凸显。燕国青铜器的制作和使用情况，在符合此阶段青铜器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同时，也具有鲜明的地区性特点。红铜嵌错作为东周时期较为流行的一种青铜装饰工艺，也是目前所见东周燕式青铜器上经常采用的装饰手法。在前文所列与故宫藏铜豆外形相近的出土燕式铜豆中，有相当一部分采用了红铜嵌错工艺（以发掘报告描述的为准）：

1.1952年河北唐山贾各庄18号战国墓出土的铜豆（18∶8），器腹、器盖相对应处各饰一虎纹，器盖捉手上饰圈带状的S纹、云纹、锯齿纹（三角纹），器身口唇上饰菱形纹17个，器身两侧双环耳上饰折线纹，柄部饰云纹、三角垂叶纹，圈足上饰四个回首虎纹（图五）。这些纹饰部位均是以红铜镶嵌的。28号战国墓出土的铜豆（28∶43），纹饰大体相同，稍有差异，纹饰处亦均镶嵌红铜[12]。

2.北京市顺义县龙湾屯战国墓出土的蟠虺纹铜豆，器盖捉手上饰菱形纹、蟠虺纹、锯齿纹（三角纹），器身柄部饰云纹、三角垂叶纹，纹饰部位均以红铜镶嵌[13]。

3.河北灵寿县西岔头村战国墓出土的云雷纹铜豆，器盖捉手外沿及器身口沿处各镶嵌一周菱形红铜饰[14]。

4.河北三河县双村战国墓（M1）出土的三角涡纹铜豆，器盖捉手外沿处有菱形纹饰7块，均以红铜镶嵌[15]。

另外，首都博物馆藏有一件战国时期四虎纹铜豆，1979年征集自有色金属供应站，现展陈于首都博物馆青铜器展厅。其器形与故宫藏豆无异，亦属标准的燕式豆，在器盖捉手上饰蟠螭纹、菱形纹，器身两侧双环耳上饰折线纹，圈足上饰虎纹（图六）。纹饰部位皆以红铜嵌错。

将故宫藏蟠螭纹豆与上述铜豆进行纹饰纹样上的对比，可发现二者间存在较多的共性。如前者器盖捉手上的锯齿纹（三角纹）、菱形纹、蟠螭纹，器身双耳上的折线纹，豆柄上的云纹、三角垂叶纹等，在上述其他铜豆的相应部位也能看到，且纹饰的构图形式几乎完全一致。上述燕式铜豆在器表的主体纹饰部位均施以红铜嵌错工艺，而无一采用松石镶嵌者，故宫藏蟠螭纹豆应不会例外。

除铜豆外，在其他典型的东周燕式青铜器类，如鼎、簋、壶中，也有不少个体采用了红铜嵌错工艺作为装饰，可兹借鉴的有：

1.上海博物馆藏镶嵌龙纹鼎[16]，1923年山西浑源李峪村出土，属燕器[17]，盖和器身均环绕用红铜镶嵌的龙纹，龙眼用绿松石点缀（图七）。

2.上海博物馆藏镶嵌兽纹敦[18]（或称簋），1923年山西浑源李峪村出土，燕式器[19]，盖和器腹饰红铜镶嵌的虎形兽纹，双耳与圈足上也分别用红铜镶嵌出几何纹和弦纹（图八）。

3.中国国家博物馆藏镶嵌兽纹壶[20]，1923年山西浑源李峪村出土，燕式器[21]，盖上饰三组兽纹，壶颈部饰两组箭头形纹，腹部饰两周跑兽纹，纹饰部位均镶嵌红铜（图九）。

4.1951年在河北唐山贾各庄发现的镶嵌狩猎纹铜壶[22]，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壶颈部饰嵌红铜的桃形云纹，器身由绳纹分隔成12个方格，每个方格内均镶嵌红铜狩猎纹，器盖上的走兽纹也以红铜镶嵌（图一）。

5.1952年河北唐山贾各庄18号战国墓出土的龙纹铜盘（18∶5），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盘的口沿上有镶嵌红铜的菱形纹饰15个[23]。

6.1984年河北灵寿县西岔头村战国墓出土的铜盘（11号）[24]，燕式器[25]，在盘的口沿上镶嵌有一周菱形红铜饰。

7.首都博物馆收藏的一件战国兽纹铜敦，出土于北京顺义县英各庄战国墓，已残破，器表走兽纹饰为红铜嵌错（图一一）。

以上存世的大量燕式青铜器的实例可证，红铜嵌错工艺曾在东周时期的燕地青铜器上得到广泛应用，是燕国青铜器常见的装饰技法之一。故宫藏蟠螭纹铜豆作为典型的燕式铜器，在镶嵌装饰工艺的选择上亦应符合燕国模式，同样采用红铜嵌错技法。

第三，故宫藏战国铜豆器表纹饰部位的松石蓝与器物整体的水银沁效果，二者之间形成明显的颜色差异，这种差异恰是红铜与青铜两种成分不同的金属在同一埋藏环境下，发生不同机理、不同程度的锈蚀变化而呈现的正常外观性状。简单来说，铜豆器表看似松石的物质，实际上是镶嵌的红铜饰片、红铜丝在一定埋藏条件下，经严重锈蚀后呈现的一种状态表征。

青铜器是铜与锡、铅的合金。在青铜时代，古人对铜及其与锡、铅的合金有了理性的认知，已经完美掌握了不同合金比例青铜材质的物理特性，能够对以不同合金配比制作出的青铜制品加以区分利用，古代文献中“六剂”概念的提出便是证据。出土或传世的大量古代青铜器可以证明，古人对不同合金比例的青铜制品的合理使用，不只局限在实用层面，更涉及到了装饰领域，东周时期红铜嵌错工艺的广泛应用，就是古时利用不同合金比例青铜器的呈色差异，将之应用于青铜器装饰领域的成功典范。红铜具有赭红如生漆般的色彩，经高温液化后加入锡、铅形成青铜，颜色呈金黄，青铜合金中锡的比例越高，则青铜的呈色越白。可以想象，在金黄色的青铜器表面，用赭红色、剪裁成一定图案或图像形式的红铜（或低锡青铜）饰片加以镶嵌，器物与纹饰二者间颜色对比鲜明，装饰意味极浓。嵌红铜青铜器制作完成后的初始状态如此，而入土后经过千年埋藏，外观状况则又会千差万别。

影响古代青铜器表面锈蚀状况的原因，主要为外界的保存环境和青铜器自身的合金结构两大因素。外界保存环境即埋藏条件对青铜器表面锈蚀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不同青铜器个体之间锈蚀情况的地区差异，如北方干燥地区出土青铜器与南方潮湿地区出土青铜器之间锈蚀状况的差别。而青铜器自身合金比例构成情况，则对同坑埋藏的不同青铜器，甚至同一件青铜器表面不同部位的锈蚀状况产生重大影响。有学者经研究证实，在同等埋藏条件下，红铜或锡含量低的青铜（低锡青铜）比高锡青铜更易于锈蚀[26]，且锈蚀程度较深；而高锡青铜相对于红铜或低锡青铜，其锈蚀的过程相对漫长，锈蚀程度较浅。存世古代青铜器的表面通常呈现两种锈蚀状态（两种状态在同一件青铜器上可能交叉并存）：一是在器表生成单一或复杂的锈层。因地下埋藏条件的差异，青铜器表面常见的铜锈有红锈、蓝锈、绿锈、灰黑锈等。这些不同种类的铜锈，或锈色单一、仅在器表局部依附衍生，或锈色复杂、呈层叠状完全包裹于器物表面。二是器表无锈层包裹，但青铜肌体由表及里发生腐蚀变化，出现逆向“矿化”[27]的趋势。这种情况的锈蚀，根据器物埋藏环境的差异，器表亦会呈现不同的颜色，并泛有光泽，即俗称的黑漆古、绿漆古、水银沁、瓜皮绿、皮蛋青等。这种锈蚀如严重到一定程度，则会使青铜失去铜性，完全氧化成金属盐类，即俗称的“脱胎”，酥解如粉状。上述科学现象对揭示故宫藏豆器表镶嵌物材质的真实面目具有重要意义：正是由于在这件铜豆的纹饰凹槽内镶嵌了红铜饰片、红铜丝，经过长期入土埋藏，红铜已经完全锈蚀脱胎，因此呈现石质化、淡蓝绿色状态；而纹饰之外其他部分为青铜质地，含锡量高于纹饰处的红铜饰片，在同样的埋藏条件下，锈蚀程度不深，呈现“水银古”状。

在北方地区出土的以红铜嵌错为饰的青铜器上，类似这种器表呈现不同程度锈蚀状况的现象不是个别的。故宫藏蟠螭纹铜豆出土于北京顺义地区，为便于说明问题，笔者同样以北京地区出土或发现的几件战国燕式嵌红铜青铜器做直观比较。前文提到的1982年北京市顺义县龙湾屯出土的蟠虺纹铜豆、1979年征集的四虎纹铜豆、顺义县英各庄战国墓出土的兽纹铜敦，目前均收藏于首都博物馆。笔者因工作原因，曾对这几件器物上手做近距离观察，发现上述铜器表面的镶嵌红铜纹饰部位均呈较严重的锈蚀状态，质地或已酥脆崩解，或呈石质；颜色较浅，主要呈白色，或轻微泛绿、泛蓝，与周围铜质比较，呈现“双色”状态。分析其原因，盖因在同等条件下，红铜比青铜本就易于腐蚀，而用于镶嵌的红铜通常被捶揲成较薄的片状或丝状，因此更容易完全锈蚀脱胎。当然，上述现象亦并非绝对，仍有一些同样出土于北方地区的嵌红铜青铜器，其表面嵌错的红铜至今保存如新，呈现赭红色，基本无锈蚀，如前文提及的1923年山西浑源李峪村出土、现藏于上海博物馆的镶嵌龙纹鼎和镶嵌兽纹敦等。这些不同锈蚀现象的存在，是地下条件复杂多样、埋藏环境干湿差异悬殊等多种原因造成的结果。

总之，在北方地区出土的镶嵌红铜的青铜器中，有不少都出现了器表红铜嵌片严重锈蚀的现象，在今天看来，这些红铜的质地、呈色已失去本来面目，完全不同于其初始状态。故宫藏战国铜豆便属于这种情况，其表面纹饰凹槽内的红铜饰片、红铜丝已经完全锈蚀酥解，呈脱胎状，如同石质，因此看似松石。

东周是列国并起、政治纷乱的时期，列国青铜器鲜明独特的地方色彩，是东周时期青铜文化呈现的新特点。燕国作为北方诸侯国，长期承中原传统文化泽被，同时由于地缘条件的限制而深受周边国家、民族的影响，创造衍生出了较为独特的地方青铜文化。随着考古发掘和文物研究工作的持续开展与深入，更多东周燕式青铜器被不断了解、认识。经与大量相关文物进行形制、纹饰及装饰技法的比对，并通过对镶嵌物性状及锈蚀状况的分析，我们可以对故宫藏蟠螭纹铜豆器表镶嵌物的目前现状及其成因做出更为合理的解释，从而对以往的结论做出更正：故宫收藏的这件战国蟠螭纹铜豆，是在燕地制作、以红铜嵌错工艺装饰的标准器物，其原来定名“嵌松石蟠螭纹豆”应更为“嵌红铜蟠螭纹豆”。

参考文献

[1]故宫博物院：《故宫青铜器》，紫禁城出版社，1999年，第273页。

[2]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青铜器全集》第9卷（东周三），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118页。

[3][12][22][23]安志敏：《河北省唐山市贾各庄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3年总第6册。

[4]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1964―1965年燕下都墓葬发掘报告》，《考古》1965年11期。

[5][13]程长新：《北京市顺义县龙湾屯出土一组战国青铜器》，《考古》1985年8期。

[6]石家庄地区文物研究所：《河北新乐县中同村战国墓》，《考古》1984年11期。

[7][14][24]文启明：《河北灵寿县西岔头村战国墓》，《考古》1986年6期。

[8][15]廊坊地区文物管理所，三河县文化馆：《河北三河大唐回、双村战国墓》，《考古》1987年4期。

[9]郑绍宗：《唐县南伏城及北城子出土周代青铜器》，《文物春秋》1991年1期。

[10][25]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982、2003页。

[11]同[1]，第279页。

[16][18][20]同[2]，第8卷（东周二），第14、41、60页。

[17][19][21]赵化成：《东周燕代青铜容器的初步分析》，《考古与文物》1993年2期。

[26]李艳萍，成小林，程玉冰，王志强：《考古现场青铜样品土壤埋藏腐蚀实验初探》，《考古与文物》2006年6期。

[27]是指青铜器在长期与外界接触过程中，青铜合金中的铜发生化学变化，重新逆向变为铜的化合物，如同自然界中的含铜矿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