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关东闯出了东北王

[编者按:本文摘选自关河五十州所著《正面抗日战场》第一册《我的家在松花江上》一书第一章。该书是关于正面抗日战场的长篇历史故事,它以“皇姑屯事件”和“九一八”事变为发端,以东北沦丧为起点,对及各派系力量在正面抗日战场上的浴血奋战做了真实的历史还原和充分的肯定。作者以幽默,或浪漫、或激越,或悲壮的笔调,带着读者重新走进黑土地,走进上海滩,走进大西南,领略曾经有过的那些铁甲和鲜花,眼泪和欢笑、欣慰与悲怆。本书邮购信息详见图书广告]

玩的就是忽悠

其实日本人当初在东北找,一开始对这样的人也不是很上心。他们中意的是所谓宗社党。

宗社党并不是一个党派,只是一个团体。说起来,这个团体的两个核心人物都与抗战史上臭名昭著的一个大汉奸、大间谍有关。这个人就是川岛芳子。两个核心,一个是川岛芳子的老爸肃亲王,一个是川岛芳子的养父――日本浪人川岛浪速。这两人合在一起,变着法地想搞“满蒙独立运动”。如此一来,便合了日本政客的胃口。

不过,想法是好的,要变成现实就不那么容易了。肃亲王不是老张,既无技术,又欠运气,所以第一把就输了,而且输得干干净净、彻彻底底――老头子冒着千辛万苦,借巨资买来一大批军火,准备通过走私的方式运到内蒙古去,结果被的拜把兄弟截获了,近五十辆大车的军火白送给了人家,自然“独立运动”就无从谈起了。

外援接济不上,只能靠草原上自己的人了。宗社党接着又拉拢上了蒙古叛匪头目巴布扎布。巴布扎布也毫不含糊,很有点“给人当枪使也幸福”的劲头,立即在内蒙聚众起事,并亲率五千骑兵向奉天(沈阳)杀来。如前所述,老张在打蒙古骑兵方面已经很有些心得了,几个勾拳下去,就把叛匪给撂倒了。巴布扎布本人虽然骑姿英武,但架不住奉军的炮火凶猛,最终也光荣的“死逑”了。

日本人眼睁睁地看着宗社党从意气风发走向溃不成军,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阿斗型的选手终究是不能成器的。不失时机地向沮丧的日本政客们伸出了橄榄枝。这时,他已迈上了新的台阶。

民国五年(1916年)4月,被北洋政府任命为奉天督军兼奉天巡按使,从此登上封疆大吏的宝座,东北军政大权在握,一时风光无二。可是,老张认为这还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他还需要继续壮大自己的实力,拉起一支足以争霸天下的私人武装。而以老张摸爬滚打多年的经历,深知若无列强作靠山,这永远只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

日、俄战争后,列强中真正在东北能玩得转的就是日本。虽然它没能如愿以偿地从战败国沙俄身上捞到什么战争赔款(白俄是有名的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的主),但却继承了南满铁路和旅大的租借权,并且驻有一定数量的军队。他们不帮忙、不点头,老张就没法真正发达。所以,这边“老日”还没来得及忽悠老张,老张就已经开始准备忽悠“老日”了。

早在当师长的时候,就向日本关东都督(关东军司令前身)打招呼,说了一大通好话。无非表明两层意思,一层是自己对日本有好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亲日派”,另一层意思是“我办事”,“你放心”,一副惟命是从的样子。忽悠完军人,马上又忽悠政客。老张随后又主动拜访了日本驻奉天总领事,表达的意思也差不多,只是更加声情并茂一点。

不过,老张的热情起初并没有打动这些日本军政要员的心。道理很简单,那时候上门来拍马屁搞投机的人太多了,都排着队拎着烟酒来的,比更大的官也没少见。老张走后,他们只是从鼻子里哼了一声:又一个投机取巧的,随后便把老张的名片顺手扔进了废纸篓。但是,时间会证明一切。等到发现宗社党也不行了,日本人终于意识到还是有几把刷子的,于是逐渐达成了共识:要扶就得扶这样的实力派。

“将欲取之,必先予之”。“老日”是很明白这个道理的,他们很为从前漠视这位主动送上门来的“亲日派”感到悔恨,一咬后槽牙,便开始下血本了。先是把储存在海参崴的价值百万元的武器拿了出来,卖给奉军,然后把放在天津的压箱底货倒腾出来:一万支步枪、十二门大炮,都如数交到了老张手里。此时,第一次直奉战争刚刚结束,奉军在关内吃了败仗,损兵折将,狼狈退回。这批军火可以说是雪中送炭。

又一年,奉军“整军经武”(整训部队),又一下子给运来近四百万的军械。就连奉军的兵工厂也是由日本派专家帮助量身设计并建造的。那时除了清末张之洞搞的汉阳兵工厂,整个中国还没几座像样的兵工厂。就靠着这个兵工厂,奉军在军械弹药上已经能做到自给自足。

除了给东西,还派人。日本对内发出了“要打工就给奉军打工”的号召,前前后后介绍了一大帮子人去给老张做军事顾问。当然,这些家伙也都居心叵测,业余时间的主要工作就是在奉军中刺探军情,物色和培养亲日军官。不过,就军事素质而论,日本顾问们倒也不是白给的,后来赫赫有名的“关东群雄”,比如本庄繁(后任关东军司令)、板垣征四郎(后任关东军参谋长),都曾在奉军中担任顾问。

这些人大多是日本陆军大学的高材生,人人在军事指挥上都不是吃闲饭的,遇到紧急情况时,控制不住表现欲,经常想上去表现一下。遇到这种情况,本着“不用白不用,用了也白用”的原则,老张也乐得让这些“高级打工仔”上去卖点力气,替他挡上一把。比如在第一次直奉战争时,奉军被直军追得无路可逃,眼看连家都回不去了,本庄繁跑出来,请求代为指挥。这位未来的关东军司令还真不是盖的,一下子就把直军挡住了,奉军残部才得以顺利撤出关内。

甚至有时看到作为“自己人”的老张在打架时吃了亏,“老日”连板凳都坐不住,不顾观众不得进入场内的规定,捋起袖子就上阵了,在众目暌睽之下,愣是把老张的十一人足球队变成了十二人。典型事件是阻止郭松龄“叛乱”。

郭松龄,长得人高马大,人称“郭鬼子”,其部向来为奉军中之精锐。小郭为人恃才傲物,既看不起老派(跟老张出生入死、两肋插刀混出来的那些老兄弟),也瞧不上同为新派的“士官系”(大多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就连对自己的老板,也经常当面耍态度,给脸子。他对老张的看法,除了认为他偏袒老派和“士官系”外,还不满意他“热心内战、对日本妥协退让”。

面对这样一个愤青,老张也不胜其烦,索性让他出国考察去了。考察回来,小郭汇报学习成果,第一项就是要把老张赶下台。

起先,他和冯玉祥约好,老少愤青准备一道手拉手找“卖国贼”老张算账。没想到老冯没几下就败了。开弓没有回头箭,小郭牙一咬、脚一跺,直接点起三军人马,奔老张在奉天的窝就来了。当时奉天空虚,拱卫部队猝不及防,被小郭揍得鼻青脸肿。老张精明一辈子,这回栽在了自己人手上,急得差点儿精神失常,慌乱中,连下野电文都预先起

草好了。亏得张作相、吴俊升这帮老弟兄拼死护主,加上郭军自己内部开始闹不团结,才最终得以转危为安。

在这一过程中,日本曾指派关东军赴援,并调动重炮部队阻止郭军进攻,算是在关键时候救了老张一命。正是有了日本这个后台老板的“大力援助”,原本并不占有绝对优势的奉系很快就在旧军阀体系中独占鳌头了。军功章啊,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

日本军政要人们作为“幕后英雄”很是欣慰,接下来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收获的季节要到了。张兄应该有所表示了。但是他们等啊等啊,等到花儿也谢了,实质性的利好消息却没有多少。莫非张大元帅生病或是突然脑子透逗了,没空理这一茬?派人去看了,老张健康着呢,气定神闲,面色红润,比谁都精神,也比谁都精明。人家只是来了个闷声大发财,拿到好处后跟个没事人一样,似乎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

日本人明白了,老张没病没傻,只是耍起了无赖。这就意味以前在他身上的所有投资都无一例外要打水漂了。人不能到这个地步!日本人再能装孙子,也没法不被激怒。

从事前事后的种种迹像上看,如果说耍手腕,很多日本政客都还不是老张的对手,即使是久经宦场考验的老牌官僚。这不,老张又伸出了热情的手。谈嘛谈嘛,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老张虽出身草莽,却不是那等不讲义气的人。

事实证明,老张就是这样不讲义气的人。他一再伸手,明里是要跟日本人谈判,暗里却是要通过忽悠,再弄点军火和好处过来。曾经的山大王经历留给了老张宝贵的精神财富。对付日本人,他也是用的从前屡试不爽的三斧头:赌,混,搏。

他知道日本人想要他做什么。从内心来说,是一万个不情愿。但他心里拎得清,这就是个饵,而且是个百试不爽的饵。有个这个饵,就可以让你想吃吃不下,想吐吐不出。因此,他赌日本人再怎么恼羞成怒,也没法明着跟他翻脸。因为还指望着这个饵呢。

混,则是在与日本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一以贯之的不传秘诀。其实,通过以往的一次次谈判,日本在表面得到的实惠不少,比如放宽移民限制、取得东北的土地商租权和内地居住权,又比如在东北增设日本领事馆。日本人也曾为之狂喜一阵,晚上高兴得连觉都睡不着。第二天醒来,却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他们原先想得挺美,要通过扩大移民的办法,今天二十万,明天五十万,后天一百万,最后使东北的汉人变成少数民族,日本人则成为社会主流,不费什么力气,就把东北变成日本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没曾想,你快,别人更快。人老张就是闯关东的后代,搞移民?谁怕谁。在他的暗中支持和鼓励下,华人闯关东的速度和人数顿时以N倍增长,从内地省份一车皮一车皮地涌入关内的汉民如长江之水,连绵不绝,而且个个跑得飞快,愣是把拖着木屐走得慢慢腾腾的日本人给甩在了后面。

更惨的是,等他们好不容易移了过来,竟然发现无房可住。原因是奉天政府发了一条非正式命令,禁止中国人租房给日本人。所谓非正式命令,是相对于正式命令而言的,说穿了就是当事人心领神会,却又让旁人抓不到任何把柄的东西。

依我看,这招最损。

南方人体会不深,北方人尤其是东北人能听到牙缝里直冒冷气。上个世纪早期的全球温室效应还没现在这么严重,不用说,东北的那个气候……日本人并非个个都是传说中的忍者神龟。于是,十分不堪。

这时候,老张躲在屋里嘿嘿地笑了起来:小样,还治不了你了。想把咱老张当枪使,咱老张就把他当枪使。想忽悠咱老张,咱老张就把拐做成轮椅再卖给他。东北二人传的智慧原来是有历史渊源的。

寸土不让

作为跟打交道无数的日籍顾问,土肥原贤二对此深有体会。

提起这个人可不简单,他是日后在中国兴风作浪的所谓“关东军三杰”之一。当时日本培养高级军官是有一个固定套路的,“三杰”基本遵循了这一套路:先上仙台地方幼年学校(相当于军事小学),再到东京上中央幼年学校,然后再进陆军士官学校,最后择优考入陆军大学校(即陆军大学)。

能从陆军大学混出来的,那就是标准牛人了。因为这个学校一年总共也就出那么几十个毕业生,碰到打仗还断档,所以一毕业就被哄抢。

陆大有一个说法,叫做“十年人事”,意思是毕业后十年肯定能升到大佐。土肥原因为有自己的业余爱好,精力分散,所以不得不比别人多花了五年时间才拿到大佐的牌牌。这个业余爱好就是特工,这也是作为军人的土肥原与其他“两杰”不同的地方之一。

东瀛小国虽然自然矿产并不丰富,但两样资源向来不缺――一个叫特工,一个叫浪人。一般而言,这两种职业还是可以互换的,有时特工就是浪人,有时浪人就是特工。从土肥原爷爷辈开始,日本就开始研究特工技术了,因此算得上是祖传手艺。

早在日俄战争期间,日本就出了一个最有名的特工明石元二郎。按照日本人的说法,这明石是谁也替换不了的张屠户,没了他,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就可能要吃带毛猪了。

明石的公开身份是驻俄武官,业余任务是散银子。日俄战争期间,陆军统共耗用军费三百万(单位:日洋),而这哥们一个人就花掉了一百多万,足足用去了快一半。但是日本人都认为这钱花得值,因为人家搞的那叫隐性战争:给革命党加油、送托洛茨基经费、找士兵玩哗变,反正就是不让沙皇有好日子过。效果是立竿见影的。眼看着前方都快顶不住了,为了给自个看家护院,沙皇老人家始终不敢把欧洲的精锐调到远东来作战。

明石大佐一个人就等于十个师团。战后日本人如是说。

不过明石君再能耐,潜伏再有水平,终究是单枪匹马闯天下。有组织有机构的搞特务工作的,还得从青木宣纯说起。

青木被称为日本“第一个中国通”,此人曾一度混迹于广州和北京,除了会说汉语外,还会说一口广东话。在做浪人兼特工期间,借旅游之名偷着画地图这类脏事一件都没少干过。他最有“成就”的一件事,是在日俄战争前后搭上了袁世凯(时任直隶总督),并被后者称为“唯一可靠的日本人”。靠着袁大头的帮忙,清木组建了“特别任务班”,下面拉了一帮马贼,打着“满洲义军”的旗号,整天躲在白俄后面捣乱,为日本斗败俄国佬立下了汗马功劳。

到了后期,日本内阁准备援助孙大炮(孙中山)。清木立即背叛了自己的“老朋友”袁大头,为讨袁运动出谋划策,直到大头称帝不成,一命呜呼。

青木在北京搞特工时,就像模像样地建了特务机关:青木公馆,还带了一个徒弟――辅佐官坂西利八郎。老青木退休后,坂西拍马上阵,成了日本特工的“第二颗巨星”。

坂西出道时,也是经青木引荐,走的袁大头这条路。大头见他对中国问题谈得头头是道,很是欣赏,便聘他为北洋新军的练兵顾问。从老袁开始,北洋政府头头换了一个又一个,前后走马灯似地更迭了七任总统,坂西部是幕前幕

后雷打不动的师爷角色,可谓“流水的总统,铁打的坂西”,故日本人又称其为“七代兴亡的不倒翁”、“首屈一指的中国通”。

就在坂西也快老朽的时候,他向师父学习,如法炮制地在北京王府井建了一个特务机关:坂西公馆,也带了一个辅佐官徒弟,这就是土肥原。

纵观这祖孙三代,出身竟然一样,就像是一个流水线上下来的――都是武士之家,都是集军人、特工、浪人于一体,而且都是“中国通”,最妙的是连风格都基本差不多:表面儒雅,内心狠毒,笑里藏刀,老奸巨滑。看来,日本在克隆人水平上还真不是一点点牛。

土肥原算得上是“三杰”中最早出来亮相的。

相较于清末的青木和北洋政府时代的坂西,土肥原又进一步,相当于前二者的加强版,在善于伪装和阴险毒辣上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土肥原平时的标准装束不是军人,而是一个博古通今的“文化人”,且是“中日友好人士”。他爱说笑,平时大大咧咧,看上去一点心计没有,其实一肚子坏水。北方老百姓送给他一个光荣的称号:土匪源。土匪源,土匪的源头是也,意思是这个小矮子出现在哪里,哪里就准保会出点什么乱子,不是政治骚乱就是武装冲突。我怀疑以后抗日影片上穿着和服、整天猫在房间里动歪念头的什么佐藤之类家伙,八成都是以他为原型的。

和关东军其它官佐一样,土肥原开始也把培养奴才的想法寄托在老张手上,后来发现不对了,老张压根就不是什么纯正的奴才苗子。传闻有两件事对土肥原的触动很大。

一件事。后期奉军由于屡次入关作战,内部矛盾意见此起彼伏。经常有像郭鬼子这样犟头犟脑的家伙出来给他捣乱,前面打仗,后院起火,一来二去,老张的那点兵力就不够用了,不得不一再向关东军“伸手”。关东军乘势狮子大开口,一面答应借兵,一面索要特权。老张满口答应。

由于以前上的当着实太多,关东军这次长了心眼,口头答应还不行,非要老张签约才作数。老张眉头都不皱一下,答应下来了。关东军这下高兴了。平叛以后,土肥原兴冲冲地来找,意思是咱们可以践约了。没想到,老张压根就不打算践约,还文绉绉地讲了几句文言文,其中最要紧的就是下面这段话。

“我以君言而有信,故以私事托之,非公事也。今南满为东三省父老乡亲所有,乃公事也。吾以私事之故卖公众之南满,此非国法所容。是不可听悉尊便!”

翻译出来就是:我知道你们日本人最讲诚信了(请列位看客千万注意这句,因为下面是有伏笔的),所以就把当初那件私事托付给你们,这可不是公事呵。不过现在事情难办了。我本人虽然答应你们的条件,可老百姓就不见得肯答应了,因为东北是属于老百姓的,这是公事。如果我循私枉法,以私事干涉公事,我就触犯法律了(弄不好枪毙都有可能)。所以呢,只好请你们原谅我,这事没法办成了。之后又虚情假意地说了几句好话,无非是这个人情算是我欠兄弟们的,下次请吃饭,我买单(当然这句也不一定是实话)。

土肥原虽然职业是特务,搞阴谋、说谎话一向是他的专长,但此时也被“忽悠大师”张大帅“者无畏”的水平给摆划得一愣一愣的。什么时候签约变成了关东军与老张个人之间的私事了?要不是名义上一个是老板,一个是雇员,土肥原简直就要跳起来,揪住老张的衣领大声质问了。

看着土肥原脸上青一阵红一阵白一阵的表情,老张面不改色,说不急不急,顾问阁下回去再好好研究一下那份协议,将会有更多心得。土肥原气冲冲地跑回去,翻出协议一看,差点没晕过去。白纸黑字的协议上一条条倒是写得很清楚,只是最后老张竟然没签名――可以想见,当时要求签名的时候,老张肯定推托了,说自己文化水平低,明星签名又没练好,字写得不好看云云。

没对方签名的协议顶个屁用啊,有点法律常识好不好。见此情景,土大佐恨不得把当时负责签约的文书找出来扇他两大嘴巴。但是,文书是懂法律的,他知道一份法律协约,如果没有当事人亲自签名(一般是在当事人目不识丁的情况下),盖章也是有效的,所以他果断要求老张盖章了。

问题就出在这个章上面。原来老张盖的竟然是私章,而不是公章。老张所说的私事,缘出自于此。因为在老张看来,部下作乱,那是家里面孩子自个闹腾,自然是私事。为了摆平这件私事,所以私下跟你们日本人商量,帮点小忙。这也是我个人欠你们的情,理所当然也是私事。现在那枚的私章明明白白地就盖在协约上面,呲着牙、咧着嘴,正朝土肥原笑呢。

其实日本人不是傻瓜,一向又以做事认真细致著称。如果说一份协议不签名,盖的又是私章,而他们又都看不出来,只有鬼才相信。他们是被老张搞得没脾气了,成天指望着老张能“良心发现”,有一天突然对他们“义气”一把。谁都知道,老张是东北不折不扣的土皇帝,说话一言九鼎,就跟圣旨差不多。什么“私事不能干涉公事”、“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都是睁着眼睛说瞎话,骗骗某些不了解中国国情的西方人还差不多。

退一万步说,就算没这份协约,老张来一句:人家帮了咱这么大的忙,咱是不是也得表示表示,给人家点甜头不是。礼尚往来嘛,人情上似乎也说得过去。慈禧老佛爷还不是说过“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吗?哪个屁民又敢当着朝廷的面说过半个不字。

但是,这些都是彼此心照不宣的想法,是肚皮里的官司,需要心领神会的。放在明面上就说不过去了。当着大家伙的面,“最讲诚信”(老张前面已经恭维过了)的日本人不得不承认,协议是盖的私章(有关人员是不是因“渎职”而受到处理就不知道了),作为地方军政最高长官,的确也应该带头执法守法,尊重“父老乡亲”们的意见。总之,忙是白帮了,算是给老张家义务打工吧。至于那份曾经让人很动感情的协议,如果说还能派上点什么用场的话,就是拿去当手纸用了。

作为一个以善于与中国人打交道自命的“中国通”,土肥原大佐此时恐怕连死了的心都有。

土肥原君,你妈在喊你回家吃饭了。

另一件传闻也与老张的签名有关,而且更是传得有鼻子有眼,可以说朝野上下,老孺无人不知。说土肥原这厮自从上了当以后,总想在老张身上找点茬。一次他又主动邀请老张参加酒会。部下怕日本人放暗箭,劝他谨慎从事。老张一想,枪林弹雨老子都不怕,还怕喝酒?咱东北人个个都是好酒量,拍拍肚子就去了。

酒席宴前,老张放胆豪饮,酒没少喝,话没少说,可是滴字不漏,说到有关“铁路”啊,“移民”啊,“驻军”啊这些敏感话题,就“今天天气哈哈哈”地绕了过去。

见斗酒占不到什么便宜,土肥原便捉摸开了,都说老张胡子出身,文化不高(连初小都没毕业),签协议时又没见他亲笔写过字,不如趁机将老张一军,于是便提出来让张大帅给赏个字。本意是想让老张当众出丑,没想到老张不假思索,拿过纸来挥毫就写,一个“虎”

字刚健道劲,尽得文采之风流。

土肥原暗暗吃惊,心说老张土得掉渣的一个人,斗大的字识不得一箩筐,怎么写两字这么牛。要怪,就怪土大佐虽然自诩“中国通”,对中国的很多东西却还浮于表面。老张虽说初小都没念完,但毕竟念过几天私塾,不是一个纯文盲。而中国人最重一手好字,论语不会背不要紧,书法训练那是一定得过关的。

我老家有一远房亲戚,也没念过多少书,但一手字写得着实漂亮(自然是钢笔字)。街坊四邻需要写个家信什么的,大都求此人着笔。与他相比,兄弟虽说也读过很多死书,那一手字就不能看了,基本等同于狗趴式。以我亲眼所见,书念得少但字写的好的人确实不在少数。这涉及到书法的另一个门径,俗称“出手”。讲明白一点,其实就是写字时姿态很规范,一笔一划符合书法的要求,所以用的工夫虽然不多,字却也能写好。

老张无疑就是这样“出手不凡”的人。“虎”字写罢,对老张有意见的、没意见的都不由得齐声叫好,鼓起掌来。怀着一种酸溜溜的心理,土肥原接过了老张的“墨宝”,硬着头皮欣赏起来。这不看犹可,一看之下,土大佐乐了。

原来“虎”字下面,老张还有一落款,赫然写着“手黑”五个大字。土肥原估计老张是马失前蹄,把字写错了。他本意就是要羞辱老张的,不能一个人偷着乐,于是就故意像猫头鹰一样地“咕咕”地笑出了声。

其他几个日本人见大佐无故发笑,不知究竟,也凑上来看,看着看着也笑了。只有老张镇定自若,稳如泰山。随从沉不住气,上前一看,脸就红了,赶紧回来低声告诉老张:“大帅,您怕是真把字写错了,应该是‘手墨’,墨字掉了一个土,变成‘手黑’了。”

老张要的就是这句悄悄话,当下便瞪起眼睛,扯开嗓子喊上了:“妈了个巴子的!我还不知道‘墨’字怎么写?我这是给他们日本人的,怎么能给‘土’?小子,你给我记住了,这就叫做‘寸土不让’!”老张刚说完,在场的中国人马上领悟过来,皆鼓掌叫好,而包括土肥原在内的日本人则目瞪口呆,尴尬万分。

传闻并非完全没有事实依据。

日本人图穷匕现,弯子也不绕了,直接对施加压力。老张也拿出了他搏的勇气,依然是“寸土不让”。

民国十七年(1928年)5月,日本驻北京公使找到,要求其确认《日张密约》(即对付郭松龄倒戈时张所允诺的条件)。老张打死不认,过后还避而不见,隔着房间大骂一通,把这位公使先生搞得灰头土脸。公使碰壁后,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又暗示老张:真不接受的话,日本要“另想办法”了。

老张火了:你们有什么好办法,难道又要出兵?我姓张的在这里等着!说完,起身送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