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科学 更爱祖国

时间:2022-10-15 11:27:41

爱科学 更爱祖国

钱学森,中国“两弹一星”奠基人、中国“航天之父”。当我们缅怀这位刚刚逝去的科学巨匠时,他那份对科学的热爱和对祖国的忠诚不得不令我们震撼。钱学森对科学的热情和惊人的创新能力总是给人梦幻般的感觉,而这一切都源于他对祖国、民族的热爱。爱国主义是钱学森创新的最大动力,因为他身上充满着作为中国人的自信。

“我是中国人,当然忠于中国人民!”钱学森在50多年前,面对美国人的残酷迫害与拘禁,斩钉截铁地作出了这样的回答。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他用全部心血与无数的辉煌饯行着自己忠于祖国的诺言。

要做外国人做不了的事

钱学森的少年在列强侵华的枪炮声中度过,受孙中山先生《强国方略》的影响,他立下了科技报国的理想。铁路工程师詹天佑成了钱学森少年时的偶像,他希望自己也能像詹天佑一样为中国造火车,做外国人做不了的事情。1929年,钱学森从北师大附中毕业后考入交通大学(现西安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机械工程系,1935年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学习飞机设计与制造。

美国同学在聊天中表现出对中国人抽鸦片、裹小脚的蔑视,钱学森大义凛然地对他说:“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现在是还比你们美国落后,但作为个人,咱们人比人,你们谁敢和我比试?”

1944年10月,钱学森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取得胜利的美国空军作出了“无法估量的贡献”,获得了美国陆军航空兵司令阿诺德将军的“通令嘉奖”。

20世纪30年代,即使在美国,研究火箭也属登不上科学殿堂的旁门左道。那时的火箭、宇宙飞行只能算是和科学幻想扯在一起的无稽之谈。1936年6月,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几个年轻人开始为宇宙飞行做基础实验,这就是包括钱学森在内的5人火箭研究小组。钱学森向小组提供了一份研究报告,这就是被后来被小组称为“圣经”的理论指导手册,它解决了火箭设计中的一系列问题。

火箭实验是非常危险的,还发生过爆炸,他们被全校师生称之为“自杀俱乐部”。在学校实验室发生爆炸后,他们就把设备搬到了一个名叫阿洛约・塞科的干涸河床上。后来,那里发展成为著名的喷气推进实验室(JPL),成为美国火箭研究的摇篮。多年后,钱学森参与编写了美军航空航天发展的远景报告《迈向新高度》,并亲自编写了其中的五卷。《迈向新高度》被誉为二战后美国取代德国在航空史上拥有领先地位的奠基之作。

主动选择接受世界一流的科学训练

钱学森在学术上的不断创新源于他主动选择接受世界一流的科学训练,为创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36年,刚刚硕士毕业的钱学森赴加州理工学院师从著名的冯・卡门教授读博士。来到这里,钱学森感受到了这所著名大学的民主学风和创新氛围,他说:“在这里,你必须想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拔尖的人才很多,我想和他们竞赛,才能跑在前沿。这里的创新还不能是一般地迈小步,那不行,你很快就会被别人超过。你所想的、做的要比别人高出一大截才行。”

他在冯・卡门的指导下,选择了几个航空领域革命性的问题进行研究。当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飞机正在从螺旋桨时代进入超音速喷气式时代,是典型的速度决定命运的紧要关头。但按当时的航空理论制造出来的飞机,一进入超音速飞行就会被烧毁,而且飞机机翼的设计也达不到超音速飞机要求的精度。经过3年的潜心研究,钱学森完成了《高速气体动力学问题的研究》等4篇论文,荣获航空、数学博士学位。他在论文中提出的“热障”理论和与导师共同命名的“卡门-钱近似”公式,使得当年波音公司了B-47飞机的原设计方案。

当年的美国同事马勃回忆说:“只要你看到冯・卡门和钱学森在一起兴致勃勃地讨论、计算,过一段时间,他俩就会有新的创造性的成果出现。”卡门和钱学森的发现使他们在这个领域中领先了几十年,直到战后计算机大量应用之前,他们的发明都是超音速飞机制造设计的基本指导理论。20世纪50年代,苏联专家对中国留苏学生提起“卡门-钱近似”公式还赞不绝口,而且特别强调“钱”是中国人。

普朗特、冯・卡门、钱学森师生三代作为世界现代火箭技术的先驱,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对世界火箭科研的发展一直起着主导作用。1955年8月回国前夕,钱学森带着全家来看望恩师卡门,送上了自己的新作《工程控制论》。卡门翻阅后欣慰地说道:“你现在学术上已经超过我了!”

一个钱学森抵得上5个海军陆战师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诞生的消息传到美国后,钱学森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他与和夫人蒋英商量要早日赶回祖国,为自己的国家效力。此时全美国掀起了一股封杀新中国的歇斯底里狂热。美国军事部门突然吊销了钱学森参加机密研究的证书,美国海军部次长恶狠狠地说:“他知道所有美国导弹工程的核心机密,一个钱学森抵得上5个海军陆战师,我宁可把这个家伙枪毙了,也不能放他回红色中国去!”

钱学森万万没想到,他的回国意愿竟酿成了一场劫难!从此,美国对他的政治迫害接踵而至。移民局抄了他的家,在特米那岛上将他拘留14天,直到收到加州理工学院送去的1.5万美金巨额保释金后才释放了他。后来,海关又没收了他的行李,包括800公斤书籍和笔记本。他们硬说里面有机密材料。其实,在打包之前,钱学森已交他们检查过。美国检察官再次审查了他的所有材料后,证明他是光明磊落的。

这些迫害都没能动摇钱学森回国的意志,他曾亲自至信总理,请求祖国政府帮助他回国。钱学森在美国受迫害的消息很快传到国内,新中国震惊了!党中央对钱学森在美国的处境极为关心,国内各界通过各种途径声援钱学森。中国政府公开发表声明,谴责美国政府在违背本人意愿的情况下监禁了钱学森。

1954年4月,在日内瓦美英中苏法五国会议上,中国代表团与美方代表就钱学森回国的问题反复进行严正交涉。1955年8月4日,美国政府迫于压力勉强同意钱学森回国。9月17日,钱学森携带妻子蒋英和一双年幼的儿女,终于登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踏上梦寐以求的回国旅途。在回国途中,钱学森对美国记者说出了自己的心声:“今后我将竭尽努力,和中国人民一道建设自己的国家,使我的同胞能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

领导中国“两弹一星”创奇迹

钱学森回国不久后就进入了中国科学院工作,他上书中央建议开展导弹技术研究。这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质疑,他却回答说:“为什么不能搞?外国人能搞,我们中国人就不能搞?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1956年,钱学森的意见被中央采纳并组建了火箭导弹研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钱学森任院长。

在他的引领下,中国的战略国防科技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开始迅速崛起。在原子弹、氢弹、运载火箭、人造卫星这些连发达国家都视为顶尖的技术领域,他更是率领着中国的广大科学工作者自力更生取得了令世人惊诧的成果。钱学森自己评价说:中国的原子弹、氢弹、运载火箭、人造卫星等技术起步晚、基础差,但是我们却用最短的时间、最少的钱、最小的损失就取得了成功。

钱学森不仅在科技领域造诣卓著,更有着敏锐的战略眼光。曾经有一段时间有人认为搞“两弹”是个错误,花那么多钱,没有用来发展生产。他就明确地指出:如果没有原子弹、导弹、人造卫星,那中国是没什么国际地位的。你要搞经济建设也不可能,因为没有那样的和平环境。中国在工业、技术基础都很薄弱的情况下搞“两弹一星”,没有社会主义制度是不行的,只要是党中央、一声号令,我们没二话,一定要搞出来。

在钱学森的带领下,中国的科学工作者们开始了白手起家的“两弹一星”研究。1960年11月5日,“东风1号”导弹发射成功;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6年10月27日,“两弹结合”( 导弹和原子弹)首次试验一举成功;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1970年1月,“东风4号”运载火箭发射成功;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一号”地球人造卫星成功送入预定轨道。这些成果都凝结着钱学森的毕生心血,体现出他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挑战的精神。

提炼中国人自己的科学思维方式

20世纪70年代末,钱学森根据世界科技发展的水平特别是大型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提出应该把人的精力从记忆、计算等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紧接着又提出,改造客观世界,必须运用人类通过实践认识客观世界所积累的知识,而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现代科学技术的整个体系。

钱学森意在建立一个“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其中包括11个大部类: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数学科学、系统科学、思维科学、人体科学、军事科学、行为科学、地理科学、建筑科学、文艺理论。他说:“这是个活的体系,是在全人类不断认识并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中发展变化的体系。”

钱学森的思维敏捷、深邃、充满活力,常常有所创新,形成超前意识。他主张中国的科技人员要具有自己独特的科学思维方式。他说:搞科研要大跨度地思维,从各个方面去把握事物整体关系的“形象”,抓住了事物的机理,深入探索,找到创新与成功之路。跨度越大,创新程度也越大;要从整体上考虑并解决问题,要习惯于把相互关联的事物作为一个完整的、有机的体系,进行系统的分析。正确区分部分与整体、微观与宏观、特殊与普遍、具体与抽象等的辩证关系,从整体中把握部分;要锻炼出一种特别能辨别是非、真伪的能力,学会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要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对事物的认识,最后目标是对其整体及内涵(包括质与量)都充分理解。

官的待遇我一样也不要

淡薄名利对于别人也许只是个说辞,但对钱学森来说,如何推辞名利困扰却成了他的大难题。早年在美国,他就已经拥有了很高的社会地位和优越的生活条件,甚至还曾授予美军上校军衔,并佩戴上可以参与最高机密的金色证章,经常出入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但是为了回祖国,他都毅然放弃了。

回国后,他历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副院长、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国防科委副主任、中国科协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成了国家领导人。中央军委曾准备特别授予的中将军衔,都被钱学森婉言拒绝了。成为领导后,大量的行政事务使钱学森无法专心管理技术问题,他于是地极力向总理和聂荣臻元帅请辞。中央此后只让钱学森任副职,以便他能全力以赴处理我国重大科技问题,钱学森对此非常满意。

对于金钱,钱学森更是如过眼浮云,他几乎把除自己工资以外的所有收入全捐献出去了。“事理看破胆气壮,文章得意心花开”,这是钱学森的心声,也是他人生境界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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