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味“无穷”

“严”派令我痴迷

1980年，我如愿分配到安徽省黄梅戏剧团。有一天，我拎着两壶开水路过剧团资料室，第一次听到严凤英先生唱《牛郎织女》，她的声音震撼了我，像一个挥之不去的影子深深地镶嵌在我的脑海里。从那时起，我决定开始学习“严”派，那年我十八岁，正值豆蔻年华，定下这一目标并不是件容易的事。首先，要到处寻找严凤英老师的资料，可找到了录音资料又没有录音机，只有到处蹭着听，只要听到哪儿放严凤英的录音或者是电影，都要跑去。后来，我省吃俭用攒了点儿钱，终于抱了一台大开盘放音机回来，那个美啊！没有一天不听不练的，说“着了迷”是轻的，简直就是“着了魔”。由于我的自身嗓音条件与严派有着较大的差别，严派嗓音属于中、低音非常出色，而我却是高音部分比较好，这样，在学习的过程中难度就很大。好在周围的老同志见我这么痴迷于严派，都主动地指导我，渐渐地我掌握了严派的特点。

1981年，我在合肥著名的江淮大戏院演出严凤英的代表作《女驸马》，这是安徽省黄梅戏剧团第一次赴香港前的练习。当我演出结束后，观众席一片寂静，我想，一定是演砸了！许久，观众席才响起雷鸣般的掌声，议论纷纷。当时，我什么也听不见，我看见剧院的一些老同志，当年和严凤英老师共事的老演员，默默地不言不语。我心里特别纳闷、不解，后来他们告诉我说，这么多年，他们是第一次看到真正的严派味道，听到严派的声音。他们没有来祝贺你，是因为一些老同志都悄悄地哭了，他们在想念严凤英。从此“小严凤英”之称也就自然而然地叫开了。那一年我二十岁。

有一次到江苏演出，受到观众热烈的欢迎，剧团特地让我加演，还给我配备了排骨炖藕的加餐，心里美滋滋的，甚至有了虚荣。自从江苏省巡回演出，我开始明白什么叫“人气”。人气热了，自信心也强很多，学生气逐渐减少，演唱慢慢走向成熟。那时，每天可以主演《女驸马》还有《五女拜寿》，甚至一天演出三场，内心是满足的。

内心躁动引发的变动

一个演员，从龙套晋升为台柱，需要凭实力说话。做一个优秀的演员，乃至荣升为“角儿”并不是件容易的事。由此，我想，虽然我在舞台上有一些成绩，也受到全国一些观众的青睐，但我始终认为，距离一个“角”的风范，还是需要更加努力。

每到夜晚，看着自己的双脚在舞台上跑得像煤矿工人一样从袜子黑到脚丫，也从未想到“累”这个字，还是十分的乐意打着背包，提着暖壶水桶脸盆什么的快活的从一个县城转到另一个县城。剧团以演出为生存，八十年代剧团的演出真叫一个频繁，我们像赶着大篷车到处游荡的吉普塞人，好像总也没有个头。由于演出劳务费的提高，大家的激情也随之高涨。第一次巡回演出回来，竟然发现自己成了有钱人，钱夹里有五百元，这数字太惊人了。清楚的记得这五百元分别寄给了我妈和初恋男友的母亲，并特别在汇款单上注明是请她们买洗衣机。

随着演出越来越多，内心逐渐躁动不安。我由刚开始的兴奋、满足慢慢觉得平淡无趣，不断的重复，使我感到有些许疲倦。那时候，好像没有你想演或不想演这一说，只有让你演和不让你演的限制。我想歇歇，没有借口，更没有理由，内心随着演出的疲倦逐渐转为厌倦，一心想离开演出团体。

最终，我离开了安徽。

离开安徽，正像《春香传》里“别歌”唱的那样：一声别字怎开口。见过我的人，熟悉我的人，见面也总会问：离开黄梅戏是否后悔？我想这个问题恐怕不是在初次见面或是寒暄几句以后，能够说明白的，所以，通常一笑算是回答。

从来没有正经说过离开黄梅戏剧院的真实原因，因为牵涉到很多人和很多事，总觉得不谈为好，还因为事隔年头太久，如今也不会再有人关心这些老掉牙的事了。只是尽管如此，在我的内心深处，对这些曾经经历过的，甚至是感觉到疼痛的日子，还是久久无法忘怀的。

“一山容不得二虎”——很多人这样对我提示，我倔强地说“不”。在当时，害怕人们说“同行是冤家”。其实，这是事实之一，而且是主要事实。黄梅戏剧院在充分启用年轻人的时候，把我们同时分配到剧院的五个女同学作为重点推向了社会。五个同学拼到了最后，剩下马兰、吴亚玲和我，亚玲当时因为生小孩耽搁了一些时间。实际上，这“二虎”就是马兰和我了，我俩也确实都是属虎的，五朵金花里只有我和马兰属虎，论日竟是同一天，月份整相差一个月。这个巧合便印证了大部分人的猜测。

当时是“宝塔式”结构培养人才，牺牲了一批有潜质的演员。强调重点确保“塔尖”。其结果，无疑伤害并耽误了一批好苗子。当然，现在我们可以理解，也能够平静的对待，这与八十年代初安徽省经济状况有关，是安徽经济大环境的缺陷，没有条件为培养更多的演员付出财力和人力，有限的资金大都给了这个“尖”，而这个“尖”也确实没有辜负领导的苦心，成为新一代黄梅戏代表人物。很显然，这个“尖”就是马兰。

品尝自找的五味

不想屈服，也不想做什么塔身或是铺垫。没有新剧目让我演，我就开始录制黄梅戏磁带，我唱的黄梅戏开始走进千家万户。当时，大家都说我是团里最有钱的人，你到底有多少钱别人肯定不知道，但我肯定，我是率先在黄梅戏大院里面成为万元户的，这也是一种安慰吧？

碰到最让我不知所措的事情，是关于版权问题。法院一纸传票来了，是黄梅戏界很有影响的几位老师联名写的，说我侵犯了作者的版权。冷静下来后，我认认真真地写了一封道歉信，向被侵权的老师道歉，前辈面对我诚恳的改过，没有将这桩官司继续，这让我十分的感动和惭愧，也深深体会到前辈老师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关爱和希望。

改革的春风刚刚吹起，耐不住寂寞的我又想干点什么新鲜的了，剧团没有资金让我们排新戏，不断重复老剧目已经令我们疲惫。“扬子电器——吴琼艺术团”就是这个时候应运而生的。我找了一些在剧院能歌善舞，吹拉弹唱都棒的人才，组织了一台像模像样的黄梅戏歌舞晚会。团里设备不支持，我就出去找。当时的扬子电器刚成立了一个小歌舞团，设备齐全优良，我便和他们谈，两家联合起来，名字就叫“扬子电器——吴琼艺术团”。我们一拍即合，随后排出了一台集黄梅戏、歌舞为一体的综合节目，“扬子电器——吴琼艺术团”满怀激情，充满希望，浩浩荡荡的出发了。

火一样的热情，被一盆冰水浇灭。第一站，我们就碰了一个大大的钉子。河北、天津，多么难演的地方啊！我愣是在什么也搞不清楚的情况下就去了，好险哪，差一点就全军覆没了。我们决定尽快撤离天津河北，回黄梅戏大本营——安徽。

回到安徽的“吴琼艺术团”，又活了起来，我们仔细地分析了市场，做了周密的营销工作，演出一路顺利，场场爆满，看到每一个剧场都挤满了观众，站的，坐的，甚至蹲着的，水泄不通，心里真爽。演出没有人看，起急，有人看，也不舒坦。因为场次多了，演出火了，同患难不能共享福是我们的通病，有的人眼睛红了，有的人觉得不平衡了，问题还是多多……

1992年，我正式的离开安徽省黄梅戏剧院，调进中国广播艺术团。这里面曲曲折折一时难以言表。北京很大，人所皆知，特别是对于我从相对集中也相对落后的城市来的人，“适应”这个词，恐怕是需要一辈子来“适应”的。过去在安徽省黄梅戏剧院，练功排练，下楼就是，吃饭睡觉，上楼解决，一切简单。进入中国广播艺术团，才发现没有什么排练，也不用无事坐班，这里给予每一个演员充分发挥才能的空间，一切需要自己努力，每个人都把自己的节目整合的非常好，一到演出，呈现给观众的就是最棒的。这些，我都需要慢慢“适应”。

艺术团在南礼士路附近给我安排了一个住处，那是一个锅炉房，下面轰隆隆烧锅炉，上面有一间8平米左右的房子，我就住在这里。简陋的住处却发现还有自来水和卫生间，这让我意外也很高兴。别看这小锅炉房，我爸我妈还有我妹都在这里住过，我们还一起在这里过了一个春节。所以，快乐和温暖的亲情并不在乎房子的大小，我感谢爸妈和妹妹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欣然接受这样的落差。

开始学着调整自己的状况，在金铁林老师的帮助下，我走进中国音乐学院，师从金铁林老师学习民族声乐。中国音乐学院的生活很短暂，但是重返学校，对我是一件极好的事情。在学校期间，金老师和爱人马老师对我非常关爱，看见我在学校晃悠，就喊我到家里坐坐，有好吃的也总想着我，我明白他们是怕我孤独，怕我受不了和原来比如此大的落差。一个大雪的下午，我独自走进学院的琴房，把门反锁了，这是学院不允许的，但我必须这样做，因为我想哭。我发现，当一个人哭的自由都没有了，确实可怜。

不管它是否合适，是否适应，我都要努力，这是我唯一的选择，我也只能这么选择。

阻力是显而易见的，也很难更改。在分析了各种利弊以后，我开始正式转向流行音乐。对于我的转变，金铁林老师很不满意，只要看见我，总会说我不该转向流行歌。事隔十年，我参加2003年“金号奖”全国听众最喜爱的歌手比赛，尽管那次我没有获得第一名，但是观众强烈的反映以及同行由衷的赞扬，我看到自己的实力。在现场我遇见金铁林老师，他对我说，吴琼，你不该这么下去，我一直觉得你在民歌方面是有天赋的。唱流行歌有多少人？你能比的了他们，这不是你的优势。金老师语重心长的话，让我很愧疚。

1994年初，我的第一个流行音乐专集和大家见面了。就是这张“吴琼无尽……”的照片和专辑成为中国艺人形象首次在公共场所出现的一个热点，也是后来被广泛报道并让北京老百姓接纳我的开始。我感谢所有帮助我实现这一计划的朋友。地铁广告成为我走近北京的一个契机，也让我慢慢对这座城市有所亲近。

通过实践，我开始逐步调整演出曲目，由八十年代后期整合的戏曲联唱，将黄梅戏、京剧、越剧、豫剧、评剧结合在一起，唱出不同的风格和味道。到九十年代初慢慢过度为戏与歌的嫁接，在中国广播艺术团四十年团庆的时候，我将黄梅戏“女驸马”、当时很红的流行歌“潇洒走一回”和经典民歌“我的祖国”串烧一起，竟也得到了令人意外的效果。

尽管，我认真的对待每一场演出，珍惜每一次与观众的交流，但是，我还是发现自己很难容入北京音乐圈的主流阵地，总是徘徊在它的边缘，这很令我苦恼。并开始考虑另辟奇径。1995年我和妹妹吴静着手筹备电视剧《君子好逑》的制作。这是一个聚集大量黄梅戏小调的电视剧，特殊的黄梅调和黄梅音乐让这部戏有了一点与众不同的效果。但是，由于我们对拍摄电视剧知识的缺乏，对运作规则的陌生，对市场盲目的自信，对剧本的仓促上马等等，这一切都给《君子好逑》打了大大的折扣。从1995年到1998年，这期间我一直都不敢碰电视这跟神经。1999年，我在母亲的激励也可以说激将下，开始了历时四年的黄梅戏优秀舞台电视艺术片《戏缘》的运作、筹备和拍摄工作。应该说，这一次的作品是上乘的，各方面的技术和表现都很到位。近五十部黄梅戏优秀舞台作品、百集系列电视艺术片《戏缘》，是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艺术工程，它汇集了黄梅戏舞台上多年来的优秀经典剧目，云集了当代黄梅戏获奖艺术家及优秀演员，充分运用电视镜头语言，尽情地展现戏剧舞台的魅力。

但无奈和无助好像总是和我如影随行，《戏缘》面临的困难似乎更大。我的这一次运作又失败了，几乎让我赔了个底掉儿。尽管如此，我还是为自己对心爱的黄梅戏做了这么一件大事情，觉得很了不起！有人担心，我唱歌会对唱黄梅戏的原味有影响。我不这么认为，相反，由于唱歌，我对黄梅戏有了更深的思索和探究，对我唱黄梅戏更有帮助。现在，我演唱的黄梅戏就与以往有所不同，可以听出很多唱歌的处理方法，但并不影响黄梅戏本身的韵味，反而增添了一些现代感，这有什么不好呢？

说来说去，总还是离不开黄梅戏，中国的优秀戏曲有无数，惟黄梅戏令人情有独钟，它是安徽的戏，中国的戏，也是世界的戏。

五朵花里的马兰

尽管我生来是不太喜欢花的，这让很多朋友认为我没有情调，也不像一个女孩。我对花的态度总是不冷不热，或许是心存嫉妒吧。八十年代初，我和“花”沾了点边。当年，我们同班毕业分配到黄梅戏剧院的五个女孩子，被人们统称“五朵金花”。

那时，戏剧界率先推出新人，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在全国乃至东南亚很火了一阵。我们五个女孩就是在那个时候被称作“金花”而在全国闻名的。五朵金花都是出色的女孩，若是放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还不知道会让多少人倾倒呢？就是当时，我们五个同学一起上街，那回头率也绝对是高。记得我们刚刚毕业的时候，上街常常会遇到小青年的追随，那个年代他们被统称为“小流氓”。为了甩掉他们，我们费尽心机，后来，和我们一起分配到黄梅戏剧院的五个男同学，被领导指派保护我们。

五朵金花排名第一的，理所当然是马兰，第一确定了，其他也就无所谓前后了，我认为，其他几朵花分别是杨俊、吴亚玲、袁玫和我。

马兰长得很大气。我之所以这么说，那是因为，如果仅仅用漂亮或是好看来形容她是不足以说明马兰的特点的。马兰那种特有的大气与高贵是其他人不具备的，这也就是她能够成为我们中间的花骨朵儿所具有的天性之一，别人无法取代，我更是永远也无法赶上，这是遗传的力量。马兰让人更加惊叹的是，她上妆之后的魅力，她站在聚光灯下的震慑力，是无数演员可望而不可及的，如果说马兰在台下有八分，而上台是十二分的话，那我正好与她相反，这也正是我的悲哀所在，不过，庆幸的是我明白这一点。

和马兰同学五年，已经记不清少年时代的点点滴滴了，模糊的印象是马兰比较随性，与世无争，成绩一般，学业平平。因为平时看不见她有多努力，所以谁也没有把她当做竞争对手，和睦相处，是这五年里给我的印象。直到面临毕业分配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学生分配工作的好坏，成绩并不是唯一标准。也就是从毕业那一刻开始，我们拉开了较量的序幕，并将这种竞争持续了好多年，甚至到今天。

当年黄梅戏剧院要去香港演出，这是一件大事情，是黄梅戏历史上第一次去香港演出，省里领导，里里外外都无比重视。我和马兰都排《女驸马》，谁演A角，谁是B角？一直都是大家猜测的焦点。在安徽六安集训地，我们进行了最后的较量，结果，我输了。其实这并非是我们两个女孩子之间的较量，而是别人对我们的选择——多少年之后我才认识到这一点。但是，这A、B角的安排，从此改变了我们的命运。因为香港演出的成功，我们开始引起广大观众和媒体的重视，也就是这个时期，我们被称为“五朵金花”在全国各大媒体亮相，当然，首当其冲的还是马兰。

1982年我们从香港演出回来后，没有多久，中央电视台筹备第一届春节联欢晚会，向全国的剧团找演员，领导磕蹦都不打，一致推荐了马兰。1983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马兰也不负众望，表现出色，她靓丽大气的甜美形象，加上黄梅戏委婉柔美的唱腔，可以用现在的话说，是迅速蹿红，一炮打响。马兰因此也成了黄梅戏新时期的代言人，她和我们几个姐妹的距离就此拉开了。

马兰在第一，自有她高我一筹的地方，而我在第二，也自有我不如她之处，这是我现在的真实想法。

我和马兰一起合作的戏并不多。突出的合作是排演黄梅戏莎士比亚改编剧目《无事生非》，我们演姐妹俩，正像我前面所说的，马兰在排练场总是感觉戏不是那么很到位，可是，当她一站在舞台上，站在绚烂的灯光前，她就是一个出色的演员。这个戏让马兰获得“梅花奖”。我虽一无所获，但还是很高兴。因为，从这个时刻起，我越发意识到自己“影子”的地位，应该果断地为自己寻找另外一块新天地了。让我始料不及的是，从预想到实现，竟然周折了八年的时光，也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有一次，合肥市电视台请我们五姐妹一起参加春节晚会，这是“五朵金花”难得集中一次出现在媒体上。尽管后来有很多媒体提过类似的想法，但终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我想这种种原因中，最关键的原因还是马兰。有一回，她就明确地说，以后不要再提什么“五朵金花”了，我们也不再是什么花了，这种提法没有意思。既然她率先离开了这个“组织”，那么这个“组织”自然就溃不成军了。

马兰嫁给余秋雨，让所有关心她的人忧喜参半。马兰和余秋雨的热恋，开始于黄梅戏《红楼梦》的排练过程中。因为是同学、同事、同行，难免经常被人问起马兰。问的最多的当然是她和余先生的婚姻，对此，我恰恰不甚了解。倒是有一位朋友说过这样的话：马兰嫁给余秋雨，两人的位置好像就颠倒了——马兰看起来好像一个学者，而余秋雨则越发像是一个演员。不过，我相信他们的婚姻是有道理的。中国有句老话“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在旁观人的眼里，也许他们的学问有差异，他们的喜好有不同，他们的年龄有悬殊，但是，我觉得这些都不是问题，他们有更多的相同之处，是不为外人所知的，他们应该是一家人。

我从心底里祝福马兰，我们几个小姐妹也都非常非常希望马兰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当然，我更希望马兰继续活跃在黄梅戏舞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