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先秦诸子中的两个共识

摘要:“征圣”和“刑名”是先秦诸子共同关注的话题。古代圣贤事迹作为共同的学术资源,多被诸子引用来增强自己学说的权威性和说服力;同时诸子书中基本上都很注重探讨名实关系,使各自的学说与现实和政治紧密结合起来,对名实关系的不同主张使得各个学派的政治实践表现出不同的色彩。

关键词:诸子;共识;征圣;形名

中图分类号:B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0)08-0039-02

观先秦诸子书,虽然有流派的不同,思想内容的差异,但大体而言,“征圣”和“刑名”(或“名实”)作为当时的共识基本上为各家所接受。

从孔子开始,“述而不作”,讲“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老子“言道德之意五千言”,其中虽不道尧舜禹,却以古为是;墨子所论亦多言夏政。既欲以古史为标榜立己说,则对于以前的人物多有夸大之词。于此儒家为最烈,孔子讲“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大哉尧之为君也!”、“禹,吾无间然矣。”极力抬高尧舜禹在古史中的地位,并将其作为儒家之圣人,后世之典范。老子则更进一步,要“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虽不追捧古代圣王,却自我作古,将道寓于古往;墨子亦多以“昔之圣王禹汤文武”作为实践自己理想的典范人物。

到战国之世,这种风气更是愈演愈烈,儒家之征圣自不必言。孔子时不讲桀、纣之暴虐,《论语》中只有《子张》篇提到子贡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到孟子、荀子继续以尧舜汤武为圣王典范,而且开始全面树立反面典型,孟子将“纣”称为一夫,大言其恶,荀子亦言汤武之“诛桀、纣若诛独夫。”道家则将所托圣贤的年代推至三代以上,如《庄子・缮性》将“世丧道”的过程从“混芒之中”、“燧人、伏羲”、“神农、黄帝”、“唐、虞”做出一个排列,认为道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失落,礼乐慢慢兴起。其中不无继承老子“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的历史观。同时通过在时间顺序上降低唐虞的地位,来贬斥儒家礼乐思想。《庄子-知北游》则直接将黄帝作为“行不言之教”道家圣人形象。战国中后期,阴阳五行思想盛行起来以后,一些相关的方术方面的书,大多都假托黄帝之名,这在《汉书-艺文志》表现的特别明显。这其中一方面反映了道家思想对阴阳五行思想发展的影响,导致所尊之圣人也几乎相近,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征圣”向“托圣”转化的一种趋势。在这种趋势影响下,战国时所著书其名称多题为上古圣贤,就连以恪守古典自居的儒家亦不能免俗,如《晏子》就是战国时人托名晏子所作。韩非虽然激烈反对以古为是,但在其论说中却不断引用圣贤事迹,如《五蠹篇》引“文王处丰、镐之间,地方百里,行仁义而怀西戎,遂王天下。”和徐偃王事对比,说明“世异则事异”。《扬榷篇》则直接引黄帝言:“上下一日百战”说明君臣之间的对立关系。这种学术上尊古征圣的风尚随着秦王朝的统一,思想文化上专制的到来,而暂归于沉寂。

春秋至战国时期的各派学说都极为重视形名之学,这也是当时知识阶层的另一共识。关于刑名的问题,在孔子之前以贵族为主的知识阶层中已屡有提及,《左传・桓公二年》:

师服曰:“异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义,义以出礼,礼以体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听。易则生乱。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师,始兆乱矣。兄其替乎!”

其中所反映的“政从名出”的思想,显示出当时贵族阶层对于礼乐传统的保守态度。认为当政者对“名”的使用要格外审慎,虽然此处的名限于姓名之“名”,但却关乎到了为政,因为“名”的使用关乎到言辞思虑是否符合现实,从现实出发才能进一步制定礼,再用礼规范政治。这里的“名”即是要求对实际情形的一种忠实反映,它所反映的是对礼的保持和执行上的一种一以贯之的要求,但名的来源却不是观念性的,而是看是否合乎实际。在《左传・桓公六年》中还有:“公问名于申]。”申]讲“名有五:有信,有义,有象,有假,有类。”强调的也是对“名”的使用要进行审慎的考察。

到了孔子时提出“正名”,子路问为政,子曰:“必也正名乎!”孔子认为为政首先要“正名”,其原因在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孔子的思路是传统的,基本上沿袭了之前对名的认识,强调“正名”对现实政治的匡正作用,但孔子之“名”有着很强的观念性,来自于礼的已有规定,并不像师服强调“名以制义”,然后“用义出礼”。正名对于个人而言,可以达到“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从《论语》来看,孔子讲:“仁者,其言也韧。”“言”是君子修身的一个重要方面,所以正名有着规范君子言论的意义,是和一个人能否达到“仁”的境界密切相关的。这是孔子赋予“正名”的独特意义。

孔子之后,墨子也讲形名。《墨子・非攻下》针对当时诸侯不断发起不义的兼并战争却得到称誉的情况,发出诘问:“…此譬犹盲者之与人,同命白黑之名,而不能分其物也,则岂谓有别哉?…”认为这是“不察其实”造成的对于言辞的不负责,其中包含了墨子对名实问题的思考。《墨子》中多处提到“名”,意思多倾向与功名、名誉。墨子对“名”的看法体现在《修身》篇的一段话中:

名不徒生,而誉不自长,功成名遂,名誉不可虚假,反身者也。务言而缓行,虽辩必不听;多力而伐功,虽劳必不图。慧者心辩而不繁说,多力而不伐功,此以名誉扬天下,言无务为多而务为智,无务为文而务为察。故彼智无察,在身而情,反其路者也。善无主于心者不留,行莫辩于身者不立。名不可简而成也,誉不可巧而立也,君子以身戴行者也。思利寻焉,忘名忽焉,可以为士于天下者,未尝有也。

墨子认为“名誉”不可虚假,要少言多行才能实至名归。墨子和孔子一样对“言”充满警觉,他认为言语和现实的功利在表面的统一之下存在着矛盾,因为“伐功者”和“繁说者”的存在,夸张的言辞扰乱了实际情况。所以他提出观察人要看重行动,如果一个人能言善辨,却行动迟缓,那么“虽辨必不听”。墨子对形名关系的论述,表明他更重视实际效果,这和孔子把“名”定为政之所出大大不同。

《老子》从“道”的高度探讨了“名”自身存在的矛盾性。开篇就讲“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王弼注解为“可道之道,可名之名,指事造形,非其常也。故不可道,不可名也。”道是无形的,在老子看来凡是用言辞表达出来的东西,都有具体的形状,并不能达到无形的道,因此老子更看重“无名”,同时也不排斥把“有名”看做达到“道”的一个通道。在这个意义上他说:“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一方面通过强调无名来体察“道”的微妙,另一方面通过有名来观察道的归处。由此,老子提出对言辞的看法,认为“多言数穷,不如守中。”少言辞才能接近道,也就是守中。

战国时期的各个学派,基本上保持了之前对于形名问题的讨论。孟子与淳于髡讨论孟子去齐的事,淳于髡曰:“先名实 者,为人也;后名实者,自为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实未加于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贤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汤,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恶污君,不辞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趋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

对于淳于髡的问题孟子并没有正面回答,而是把思路引到了他所设定的逻辑上。相对于墨家对于名实关系充满功利性的看法,孟子并不注重名实之间的对应关系,而是更强调内心信念和道德原则,他认为君子只要按照“仁”的要求去做,对于名实的先后问题是可以不考虑的。这与孔子把定名的标准建立在客观的礼的基础上不同,孟子更突出名实关系中人的主观性,多少带有了一些反世俗的理想化色彩。

荀子对形名问题的认识主要反映在了《正名》一章。在这一章中荀子对“名”的形成进行了源流上的考察,荀子痛切于当时“邪说辟言之离正道而擅作”的混乱情况,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法。他认为王者定名要依靠古来的制度和习俗“名”一旦确定下来,就要作为百姓“壹于道法而谨于循令”的依据。同时“名”也要随着现实变化,“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名”,作“新名”的依据在于“缘天官”、“约定俗成”、“稽实定数”。荀子又将“名”与人性论联系在一起的,他对“散名之在人者”进行了界定,即“性”、“情”、“伪”,这三者是先天的,在于现实接触以后又产生了“事”、“行”、“知”、“能”、“病”、“命”等功用。他在后面详细探讨了关于“治”与“欲”的关系,认为治乱与欲之多寡并无直接联系,而在于人在满足欲望的过程中“心之所可”是否“中理”,这实际上是对前面“性”、与“伪”的回应。为了为“心之所可”立一个标准,他提出了“道者,古今之权正”的说法,本质上是要求治国者要以之为“生之所以然”的“性”正名,以约束飘忽不定的人性。

战国时道家也很关注形名之间的关系,庄子《逍遥游》,尧致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认为“名者,实之宾也”,并有“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的说法,认为名从实起,尧“治天下,天下既已治矣。”君子不能为了虚无的“名”而放弃内心的自然状态,为世俗的是非毁誉所约束。庄子主张跳出名实之间,追求一种自然自在的逍遥状态。

法家尤为重视刑名关系。前期人物申不害,强调“为人君者操契以责名;名者,天地之纲,圣人之符。”君主治术的核心在于“名正”,“以其名听之,以其名视之,以其名命之。”而制名的依据在于“道”,君则是“知其道”者,然而这多少有些对君主的盲目遵从。

作为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子从不同角度考察了名实关系。《主道篇》主张:“虚静以待令,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虚则知实之情,静则知动者正。有言者自为名,有事者自为形,形名参同,君乃无事焉,归之其情。”他将无为的思想引入了申不害以“名正”为核心的权术中,特别强调虚和静的方面,认为名实之间的关系是“有言者自为名,有事者自为形”,而不需要君主去劳神耗力。他谈论当时人崇古的风气,说:“且夫世之愚学,皆不知治乱之情,诵先古之书,以乱当世之治”。他认为这种人是不足取的,“俱与有术之士有谈说之名,而实相去千万也,此夫名同而实有异者也。”其原因在于“古今异俗,新故备异”。所以他主张“明主之国,无书简之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

由于各个学派对刑名关系的讨论,最后出现了战国时期墨家、惠施、公孙龙等对于名实关系的专门研究,公孙龙的《坚白石》、《白马论》等,惠施的“历物十事”,以及后期墨家的名辨之学,都显示出将刑名问题从政治、伦理等现实领域剥离出来而单纯学问化的一种趋势。只是随着崇尚严刑峻法的大一统王朝的到来,这种有着淆乱名实危险的学问,必然难以得到进一步发展,而停留在了秦代的统治思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