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整体意义上认知区域音乐文化

一、区域与整体

区域是相对于整体的概念，即为整体之一部分。区域或大或小，都是整体的有机构成。整体同样有大有小，既为整体，必可以分出若干区域。换言之，整体是若干区域之和。在某一区域之内也有相对整体的把握，既然作为区域認知，在潜意识中间一定有与其对应的更高层级的整体理念，这是作为整体之有机组成部分的考量。

在中国这样一个疆域辽阔的国度，东西南北中，地理环境、民族属性、民俗习惯等诸多层面差异性显而易见。对某一区域进行相对系统而全面的考察，揭示丰富的文化内涵势在必行，也有助于强化国家意义上的整体認知。既为一个国家，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人们追求大一统理念。在这种意义上，总有作为国家意义上“王朝典章制度”数千年演化积淀，成就文化基因式的内涵。即便遥远边地，这些文化基因也会显现，毕竟属于一个大文化整体。

本文認为，区域也具有整体意义，只不过这个整体中有些属于当地的特色，有些属于外来传入。在区域音乐文化研究中既应关注一时一地的整体内涵，又要把握其上层级的整体理念，还要对历史上的王朝典章制度有深层次把握，在考察一个区域时要将比较以及共时与历时的立体研究理念融入，如此方能够揭示某一区域传统音乐文化的深层内涵。

二、行政区划与生活区划

所谓行政区划，即是国家管理意义上分层级行政区域之划分。以当下讲来，国家垂直管理直辖市和各省、自治区，下一级则是计划单列市以及地州建制，更下一级为县旗等等，再往下则是乡镇，由其管理的是村寨等等，这是行政管理意义的概念；作为生活区划，则不完全受行政区划之限制，在省与省、地区与地区、县与县之间，特别是交界之处，从生产、生活习俗等层面把握，很难看出因各自行政归属而泾渭分明，必定有其相通性的内涵。我们在山东菏泽和聊城考察过程中，以黄河为界，河东为山东，河西边就是河南与河北两省，当地的鼓吹乐班社常常应邀约过河上事，河两边的民间礼俗基本上统一，跨省上事没有障碍，这显然不受行政区划制约而凸显泾渭。还应考量行政区划的不断变化过程，不要说在历史上，即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阶段，许多地方也是显现这一变化，诸如许多地方的地改市，甚至直辖市的建立都打破了既有行政区划。有些变化还是跨省市的意义，诸如上世纪50年代徐州为鲁南，其后成为苏北；海南从广东划出建省以及重庆从四川独立为直辖市等，但行政归属的变化其实并不能够改变当地人的生活习俗，因此我们说，虽行政区划变异，我们还是要从两方面加以综合考量。

三、多民族聚居区的意义

除了等少数区域有着相对意义上单一民族聚居之外，在全国范围内相当多的少数民族区域多呈现至少有两个民族以上混居的样态，且是多样组合。即便某些村寨相对单一，但是相邻范围之内亦显现这种不同民族之存在，因此就有多民族聚居区域如何把握其音乐文化自身意义的问题。就民族意义上讲，在混居状况下，首先应该看到作为一个民族的文化特性，换言之，即将普适性特征加以把握，在此基础上来看这一时一地的民族区域相对整体的文化形态，如此方能够把握哪些属于本民族的特征，哪些属于受居住地外族文化之影响所产生的变化。将同一居住地他民族的文化整体特征厘清的基础上来看这一时一地本民族的状况，便能够相对清晰地把握在这种多民族聚居之地文化的共性和某一民族的特性之间的关系。

以上所指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其实，即便是在汉族地区亦有这样不同文化在同一区域中存在的现象。我们当然可以从大关系上加以把握，但又不能不看到这样的现实所在。例如江西赣州学者在介绍其音乐文化特色时重在客家，这样把握有一定的道理，毕竟赣州在历史上是客家迁徙过程中的重要中转站，而且客家文化在当地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份额。说起客家，不能不从其迁徙的初始地文化进行把握，溯源探流。这是群体性迁徙、群体性居住，人们会将其原住地积淀的文化带到新住地。问题在于，虽然这些被認定为客家者属于群体性迁徙，但不能不看到，他们毕竟在相当长的时间“身在异乡为异客”，否则也不会以客家相称，那么，其迁入地“土著”居民是否完全被客家文化所同化、融入客家，还是有其一定的独立性意义，抑或在客家文化中显现土著文化的受容？当地土著究竟有怎样的文化特征都应细致考量。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人类学方法论，应该对某一区域的文化现象进行更为细致的辨析，而不是仅仅粗略把握，这种状况反映在音乐文化上亦如此。文化内涵的厚重，需要研究者自身知识结构的相应调整，在此基础上显现学术敏感的存在。

四、历史人类学学术理念之运用

世纪之交，美国威斯利安大学郑苏教授在中国音乐学院作为诸种研究理念之一种介绍了“历史的民族音乐学”研究理念。十余年过去，在“上海音乐学院第三届音乐学术周”中郑苏教授以《历史的它者，它者的历史：音乐人类学的历史包袱》为题，薛艺兵研究员以《通过历史走进田野——评音乐人类学历史研究的中国经验》为题，杨民康教授论题为《论云南跨界族群仪式音乐文化的“历时——共时”两维结构关系》，可见中国音乐学界开始刻意关注这种研究视角（“中国音乐学网”2011.11）。应该明确的是，这种视角是音乐学界从文化人类学界引入，所谓“历史人类学”的意义，学界在此间建立了“历时——共时”这样一对概念，将研究引向立体。

音乐学界引入“历史的民族音乐学”学术理念，接下来要在研究中应用，而不要将其束之高阁或停留在介绍层面，问题在于我们应该怎样理解和应用这种理念。既有研究论域和学术理念已经相对“固化”，也意味着研究者知识结构大关系的固化，如若引用新理念，必定要随之调整知识结构，不如此这种理念难以有实质性的应用，学者们是否已经准备好因应这种调整呢？如果不调整又何以能够应用这种学术理念呢？曾经有学者讲自己是“民族音乐学”出身，遇到与历史相关的选题便有些捉襟见肘，这是坦诚的表述。我们若“固守”既有，理念再发展也属无用。我们面对的是现实存在中的“音乐文化传统”，必定要把握“历史”生成与演化的意义，如若不能对此有整体把握，则会停留在“表象”层面。之所以有历史人类学（音乐学界称“历史的民族音乐学”）之学术理念，必定是看到既有研究之局限从而扩展的意义，对研究者自身知识结构之调整要求不仅必要而是必须。调整知识结构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毕竟这是系统工程，诸如古汉语、训诂学、目录文献学、校雠学、方言学、音韵学等基础，经史子集或称官书正史、野史稗编、笔记小说、地方志书，通过这些来把握历史上社会的政治制度、经济状况、民间礼俗、族属关系、文化形态等等，在某种意义上讲，历史观念之建立绝对不会比学一门外语、或者读几篇国际学者的文章更容易（何况有翻译专事）。实际上，随研究需耍和理念变化我们都应该处于知识结构的不断调整过程中。对中国传统文化自身有相对深层認知并有所感悟、有所进步，在此基础上运用多种学术理念方有真正的意义，缺失了这一层次的学术研究如同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即便是掌握了某种话语权也难有能够为学界真正認同的学术成果产生。

区域音乐文化研究，实地考察当然不可或缺，毕竟我们面对的是区域音乐文化活态。既有研究注重描述和口述史，虽属必须，但仅仅停留在这些层面显然不足以对音乐文化传统整体認知。所谓文化的意义绝非在音乐本体辨析的基础上如同“贴膏药”一般，而是将音乐本体辨析作为文化整体构成加以把握。看重口述史，作为文化的当事人对其所掌握的状况进行表述确有相当可信度。但如果停留在口述史层面，我们可能仅仅成为“记录或称实录者”，学者要探究“表象背后”。学界并非不懂这个道理，但耍引用历史的民族音乐学理念，最为重要的是研究者自身调整，不能够明确这一点，我们在此讨论也便失去了意义。历史人类学的意义在于人类学者要建立历史观念，历史学者要有实地考察的意识和体验，总之是将两个学科知识储备和研究方法论集于一身，绝非引用几条历史文献就代表有历史观念，仅在书斋做案头的学问就代表認知文化人类学。当地艺人们讲能够称吹鼓手窝铺者，一定是“门里人”且世代相传，究竟传自何时则谁也说不清楚，毕竟口述史一般也就是数代而已，更何况这一群体多不修家谱，如此很难得知数辈或称百年之上的事情。如此就要求研究者从实地考察得到相关信息后能够在历史观念的整体把握下来考辨。秦晓妍对《四库全书》相关“窝铺”的上百条文献系统梳理，在把握各种含义的基础上，将实地考察所得口述资料结合学界对乐籍制度解体之后产生的诸种状况，对吹鼓手窝铺进行考辨，从而有相对合理的阐释。将实地考察所得口述史资料、历史文献与当下学者的相关研究有机整合，这是学术意义的研究。

毋庸置疑，书写历史的人具有主观性，后世学者注疏见仁见智，我们的研究同样如此。但不能因为此就统统認定历史不可靠，口述更为可靠。试想，中华民族没有历史文献只有口述史会是怎样的情状！所谓可靠，也是建立在口述者所認知意义之上，口述者以他的阅历所达的表述。如果只相信自己的眼睛，那也只有对当下所见进行描述的意义了。应该明确的是，如果这是做学问或称在整体研究中方法之一种切实可行，但通篇只此一种则违背了基本法则，毕竟面对一个研究对象学界很少只用一种学术方法，必须多视角、多层次、全方位加以認知考辨者。

应该学习和認知多种学术理念，并将其用于指导我们的学术研究。但我们的确应该反思理论对于研究的意义，是在把握中国传统的基础上汲取学术理念，还是置传统内涵于不顾，将理念套用到现场观察之中加以解读，这是我们应该面对的。还应看到，历史人类学的理念从西方引入，但并不等于我们既有学术研究中没有类似的学术实践，只不过没有明确或称从理念上缺乏归纳上升的意义。当然，上升之后以明确或称明晰的理念指导实践会更为有效。

我们看到，一些热衷引入理念的学者，要么停留在介绍的层面，要么将西方民族音乐学界诸多理论套用于实地考察过程中所看到的状况，这样的文章有相当数量。我们可以引用既有学术理念对当下区域社会的状况进行客观描述，然而，如此操作应该考量对中国传统文化究竟怎样認知与把握。在一些学者眼中，中国传统文化只不过是历史遗留下来的碎片，属“残留”、“残存”文化现象，这样表述恰恰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深层認知的缺失，也显现出自身的局限。这样的学者可分两类，一是依西方学术理念走向田野，一是依西方理念去解读中国传统文献，两类学者的共通之处在于西方学术理念先行以此来解读中土，要么是解读活态不与传统接通，要么是解读历史不接通活态，总之都是西方理念为首要者。如果这两类学问相通，即便在西方理念为先的前提下也使得学术意义彰显，我们的确可以借助外来方法论来看自己，但前提是要对自己的传统有相对深层把握与認知，不然则是借助外来文化理念任意“打扮”自我。

引入历史人类学理念主要是面对传统文化活态应有历史观念，将传统的历史样态与当下传统活态以对接，这是在反思学科间壁垒局限意义上的理念拓展。中国音乐学术界亦应反思这种学科理念的实用价值，既有学术研究由于论域的固化导致了不能够接通，产生学术局限。由于乐的时空特性，我们的音乐史难以有实际音响，更多借助于纸质传媒和出土物以及图像资料加以把握；传统音乐多以“民族民间”当下存在認知，在把握活态的同时难以認知久远的音声样态在当下存在之可能与可行性，只是考量当下承载者却不把握其源流脉络，如果不能够認知传统生发以及衍化的样态，难以廓清活态之内涵。在下以为，历史人类学的学术理念在于历史与现实活态接通，运用这种理念对于具有特殊性意义的乐之形态依然奏效。我们须让学子们树立接通式的学术理念，针对传统文化研究自身来调整知识结构，即在建立历史观念的前提下有田野考察的实践，在实地考察中感知传统的当下存在；反之亦然。致力于实地考察的学者亦应努力建立历史观念，以利整体認知，努力将活态现象在历史大文化中找到依凭。認知传统、認知自我，認知为中华文化自身，不至一味追逐学术潮流而迷失。将西方理念引入中土需检验其有效性，更应该認知与認同自身文化的发展脉络，即便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批判，也要先将其搞清楚再说！

五、关注区域研究中的国家存在，

尽量避免理念之缺失

运用历史的民族音乐学理念之于区域音乐文化研究，应看到历史上国家制度对音乐文化形成与发展之影响。既有研究中说到国家之存在更多关注宫廷和京师，似乎除此之外就是民间的样态。这样理解也有一定道理，但音乐学界这种宫廷——民间二元论的研究理念极大阻碍了我们对国家整体意义上文化多层面（包括音乐文化）所具有相通、一致性的認知与把握。既然区域是为整体的有机构成，在区域中间有国家意义上诸种因素之存在，这～点毋庸置疑。

国家存在的体现首先是制度，所谓规矩与方圆之论。国家要靠各级地方官府以保证制度的实施，制度反映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音乐文化当然不会置之度外，无论礼乐和俗乐生产与为用都会受到国家制度的影响与制约。我们用20年的时间把握传统社会国家制度下两条主导脉络的用乐体系，通过官书正史、野史稗编、笔记小说、碑刻图像、地方志书以及当下存在“门里乐人”的综合考量，揭示出自北朝以降直至清代雍正年间延续一千又数百年的专业、贱民、官属乐人的乐籍制度。在这个制度下，无论国家意义上的礼乐和俗乐在主导层面上更多为这个群体的承载、甚至创承。需要明确的是，在没有高科技支撑的传统社会，各级官府诸种礼仪凡用乐必定由乐人群体活态承载，别无他途。无论宫廷、王府还是各级官府要在制度规定性下用乐，必定要借助于制度下生存的官属乐人，这就是《地方官府用乐机构和在籍官属乐人承载的意义》。我在多篇文章中探讨了国家制度下诸如“轮值轮训制”所产生的音乐本体中心特征所具有的上下相通和一致性，宫廷中太常、教坊等用乐机构以及府县教坊、州府教坊、府州散乐、乐营、衙前乐部的存在，作为官属乐人的乐户、乐籍、官妓、官伎、官鼓手、府娼、郡娼体系内群体性承载的意义。当我们将这种制度及其随历史发展不断演化所产生的多种音声技艺形式在主导层面一致性揭示出来，深切感到的确应该对这种制度有相对完整和全面的認知，如此方能够真正理解各地何以具有传统意义上音乐本体中心特征相通、一致性。如果缺失了这种認知，对许多问题很难理解和看清楚。

需要明确的是，这乐籍制度贯穿一千又数百年，绝非仅仅属于某一朝代用乐制度下一层级的概念。虽然在某一阶段有变化（诸如宋代京师有从地方和雇乐人的状况，但乐籍依然存在），但整体应把握其时代贯穿、上下相通，如此对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重要意义，这也是我们从乐的视角应建立历史动态演化观念的重要考量，毕竟这是王朝典章制度意义下的群体所在，自上而下、从中央到地方、从中原到边地架构起用乐体系并具网络化。正是由于各级官府依制都需要有这个群体，视这个群体为必须，方有体系化的存在，这是国家制度下为用的意义。

有少数民族区域音乐文化的研究者与笔者交谈，看到当地一些乐器明明与中原乐器相通，却有当地民族的称谓称之，少数民族区域中有些乐曲也与中原千丝万缕，这让其大惑不解。我们说，即便是边地，也是国家之存在，诸如宣慰司府、军民府、土司府乃至州县衙门，在明代更有卫所的建制，在国家统治下必须有国家礼制仪式用乐以及供官员和社会各阶层消遣的俗乐存在，承载着这礼乐和俗乐的群体在乐籍制度存续期其主导群体多为官属乐人（非官属乐人亦有存在这也是不争之事实，这里重在主导层面），他们承载国家意义上具有整体一致性的用乐，当然涵盖音乐本体中心特征（律调谱器曲）诸多层面，亦会将区域存在官属乐人创承之音声融入体系中，这也就是诸多少数民族聚居区也有国家礼仪用乐和众多通用俗乐曲牌存在的道理。当百姓从官属乐人将这些接衍过来，冠以当地称谓，抑或以此为蓝本再创造，就会对当地的音乐文化造成实质性的影响。

笔者参加某位博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答辩，内容是对一个少数民族区域音乐文化借助于几个仪式过程进行把握。应该说，作者非常努力和用功，论文是对研究对象做了大量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完成，值得充分肯定。但问题在于，他更多借助于西方某些现成理念来解释这些文化现象，却反映出对中国大文化传统自身把握某些层面的缺失。作者对于历代国家礼制以及地方官府存在对当地文化的具体影响認知不足，对卫所制度国家存在没有考量，缺失地方志书中的相关材料，这就极大限制了对区域音乐文化内涵的認知。我们应该对传统文化内涵、国家在场有深层把握，虽然传统国家显性制度已经转化为民间礼俗而存在，导致辨析上存在一定难度，但显性转化为隐形却依旧存在，如果我们不能够对这些文化现象有深层認知，则只能是隔靴搔痒。我们真是应该关注诸如明代国家卫所制度作为官府所具有的礼制仪式对各地音乐文化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既往音乐学界对星布于各地的卫所基本处于“忽略”状态，但卫所毕竟是国家侧重于军事用途的行政单位，卫与所有着相应官制级别，洪武时期内、外卫达547个，所达2563个；卫的最高级别为正二品都指挥使，千户所为正五品，百户所为正六品。官府机构庞大、组织严密，定有国家礼制实施，礼制通过仪式展现，仪式必须用乐，这是国家制度的意义。还是那个问题，在其时各级官府必定要有这样一群在官的乐人为其执事，这些仪式用乐在国家层面具有统一性，这是我们必须把握者。不对这些层面有所考量，则意味着缺失。俗语云：只有想到方能做到。如果对传统根本没有把握，何以能够想到呢？知识面的不足、知识结构的缺失造成对传统認知困难。在运用音乐人类学或称民族音乐学方法来考察区域社会之时，我们缺失的不仅是西方学术理念，更多是对传统社会内涵自身把握。

前面说到的赣州客家事例，其实也应看到国家之存在。赣州在历史上不管是为州、为行省、为府治，都是国家意义上高级别官府建制，必定要依制实施国家礼仪用乐（俗乐也会有相应机构承载），官衙前必须有官属乐人之存在，礼仪中所奏乐曲必定依制颁布，当这些服务于各级官府中的官属乐人将其承载转而服务于民间之时，这些音乐形态是否转化为客家音乐呢？是客家人承载了这些曾经的官乐，抑或这些乐曲由客家所出？这些曾经是为国家意义上的乐曲对当地音乐究竟产生了怎样影响的确值得深入辨析。2003年冬季我在赣州考察客家音乐代表性班社，卢文森先生据家传“司乐牌子”重抄（2001）上百首工尺曲谱中有《到春来》、《到秋来》、《普天乐》、《耍孩儿》、《汉朝衣》、《山坡羊》、《小摆队》、《得胜令》、《浪淘沙》、《哭皇天》、《朝阳歌》、《清水令》、《工尺上》、《一枝花》、《拜将台》、《上山虎》、《下山虎》、《水底龙》、《大开门》、《乙四合》、《小桃红》、《跌落金钱》、《沽美酒》、《朝天子》、《乙字调》、《状元游街>等等，这些乐曲是否具有全国意义，相信大家能够做出合理判断。在是次考察中我提出了中国传统器乐曲存在所谓“全国粮票”现象，其乐队组合亦显现出全国相通性的意义，只有将“全国粮票”析出，方能够看到哪些属于“地方粮票”，两者之间究竟有怎样的影响与关联。

区域社会是指国家整体意义下的区域或称地方文化形态，少数民族区域、中原区域都应纳入区域社会研究的视野。我们说，应该将～致性、相通性和相异性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进行考辨。如果更多关注差异性忽略相通、一致性，就会造成不应有的缺失，也难以对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有整体把握，所以如此还是在于对活态传统考察时缺失了国家存在的整体理念。2006年秋，笔者在陕西榆林“黄土高原音乐文化考察暨学术研讨会”上提出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有“整体一致性下的区域丰富性”，正是从多层面認知的考量。考察区域需在头脑中具有整体，所谓“窥一斑而知全豹”者。

从整体意义上認知区域音乐文化，应该多层次、多角度、全方位、立体式、共时/历时整体把握，对音乐本体中心特征考辨也应如此。既要对一时一地进行描述辨析，又要拾起比较的“法宝”，将其与它地乃至多地音声技艺形式、诸种形态以及在社会上何以为用相对应，与历史文化大传统中的形态对照辨析，如此方显现这一时一地音乐文化之特征。如果不能够从共时/历时乃至多维视角全面把握，区域音乐文化研究实难有突破性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