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朝广西宝桂局铸钱利润的考察

清王朝建立伊始，即设立京城宝泉、宝源局和部分省局鼓铸钱文。铸钱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生息助饷”，“以佐军资”，即通过铸钱获息解决军费开支之不足。广西宝桂局设炉于康熙六年。开始铸钱时，各铸局主要依靠收买废铜旧钱以及旧铜器皿作为铸钱原材料。时值社会动荡，废铜旧钱及旧铜器皿价格非常低下，每百斤价银六两五钱左右，云南省每百斤价银仅有二两二钱，铜价的低下给各铸钱局带来了高额利润。但收买废铜旧钱旧铜器皿毕竟不能作为各铸钱局长期稳定可靠的原材料来源。顺治末年，随着清代铸钱工业的发展，依靠收买旧钱和旧铜器皿作为鼓铸原材料的缺陷充分显现，各钱局用铜日益紧张，国内商品自由贸易市场铜价不断上涨，康熙初年，铜价上涨到每百斤价银十两以上，雍正朝时更是上涨到每百斤二十两左右。’铜价的不断上涨，造成铸钱严重亏损。为减少亏损，康熙时期，京城户工二局减卯鼓铸，各省铸钱局减卯停铸，或时铸时停，广西宝桂局也在停铸之列。

乾隆时期，随着云南铜矿的大规模开采，铸钱所需原材料基本得到解决，于是，京城户工二局以及各省铸钱局纷纷恢复鼓铸并极大限度地扩大铸钱数量。此后，各铸钱局通过铸钱获得了大量铸息银两。铸钱局获取铸息银两的幅度有多大，其来源何在，实质如何?本文以广西宝桂局为例作一考察。

广西宝桂局于乾隆八年三月十五日开始恢复鼓铸，所用铜斤全部使用本省矿铜。乾隆八年宝桂局铸钱共用“工本银二万八千六百一十五两九钱九分三厘零，”“余息银一万二千七百九十三两九千八分六厘零”，铸息率高达44.71％。乾隆九年宝桂局设炉二十座，又于十二月份减炉十座，只设炉十座，共鼓铸三十六卯，“共用铜铅点锡价脚银三万八百二十九两六钱六分七毫零，共用铜铅点锡四十五万一千二百六十斤，内除每百斤外加折耗九斤，共折耗三万七千二百六十斤，实铸铜铅锡四十一万四千斤，每钱一文铸重一钱二分，共铸钱五万五千二百串”。“内除每铸铜铅锡百斤给炉匠工料钱一串七百五十一文，共给工料钱七千二百四十九串一百四十文，又每月给局费钱八十五串，又十二月份减炉十座，减半支给钱四十二串五百文，共支钱九百七十七串五百文，”“余息钱一万六千一百四十三串六百九十九文。”铸钱每一千文含工本银0.709两，铸息率高达52.36％。

此后，宝桂局历年铸钱获息的情况见表1。

通过以上考察看出，乾隆朝广西宝桂局通过获得了大量铸息银两。乾隆八、九年恢复铸钱时，铸息率高达40--50％，十三年最低，为16.62％，二十五年铸息率最高，达到82.00％，三十三年以后保持在30％上下。整体来看，宝桂局不同时期铸息率波动较大，但一般保持在20％以上，获息丰厚。

广西宝桂局不同时期铸息率不同的根本原因在于铸钱用矿铜价格的不同。如乾隆九年，宝桂局“共用正耗色铜二十四万五千一百四十八斤，内除色铜八千四百斤，毋庸给价外，实用铜二十三万六千七百斤四十八斤，内用回头山厂铜一十三万三千九百斤七十一斤零，每百斤价银八两三钱及九两二钱，又运脚银四钱，共该价脚银一万二千二百三十六两五钱四分六厘零；响水厂铜五万三千九百四十六斤零，每百斤价银六两八钱，运脚银一两二钱四分八厘六毫，共该价脚银四千三百四十一两九钱六分五厘零；将军山厂铜六千三百四十三斤每百斤价银六两八钱，运脚银一两七厘八毫，共该价脚银四百九十五两二钱四分八厘零；山斗冈厂铜二千八百九斤零；每百斤价银八两三钱，运脚银四钱，共该价脚银二百四十四两四钱一分九厘；又收买渣铜二万一千五百八十二斤，每百斤价银十三两，运脚银六分，共该价脚银二千八百一十八两六钱九厘零，又收买客铜八千九百四十八斤零，每百斤价脚银八两三钱六分以至十三两一分二厘，共该银一千三十两二钱四分八厘零；又入官铜九千一百四十七斤零一两五钱，每百斤扣价银十三两，共扣存价银一千一百八十九两一钱二分二厘零。”以上共用粤铜约236 748斤，价脚银22 354两余，平均每百斤价脚银9.4421两。宝桂局铸钱用粤铜大大低于商品自由贸易市场铜的价银，使铸息率高达50％以上。

乾隆十三年，由于粤铜不敷鼓铸，宝桂局遂搭配滇铜铸钱，“照以滇粤铜斤四六搭配，每正铸铜铅锡一百斤，内用粤铜二十斤，滇铜三十斤，白铅四十二斤八两，黑铅六斤八两，点锡一斤。”60％使用滇铜，40％使用粤铜。滇铜较之粤铜价脚银高出很多。乾隆十三年，宝桂局铸钱用铜157 577斤余，用价脚银22 322两余，平均每百斤价脚银14.1657两，与乾隆九年全部使用粤铜每百斤价脚银9.4421两相比，高出近五两。铸钱用铜价格大幅增加，增加了铸钱成本，宝桂局铸息率降至16.62％。

乾隆二十五年，宝桂局设炉十五座，计三十六卯，铸钱规模扩大五成，全部使用粤铜，“铜铅对配，共铸正额铜二十三万一千三百四十二斤九两，每百斤价银九两二钱，该银二万一千二百九十一两四钱二分八厘”。粤铜每百斤价银为九两二钱。全部使用粤铜后，降低了铸钱成本，铸息率高达82％。

乾隆三十三年，宝桂局铸钱规模继续扩大，设炉二十座，计三十六卯，“共用正耗色铜四十三万二千八百一十六斤，内除补色铜四万四百一十六斤外，实用正铜三十九万二千四百斤”，仍然粤、滇铜兼用。用粤省铜234 000斤，其中用响水厂铜27 375斤，回头山、山斗冈厂铜35 569斤，金鸡头厂铜155 055斤。用滇省铜约20万斤，其中用滇省义都厂铜87 200斤，金钗厂铜87 200斤，金钗厂补色铜15 282斤，义都厂补色铜7 712斤。当时粤铜价银大幅上涨，统一上涨至每百斤13两。运脚银不同厂家有所差别，响水厂铜每百斤运脚银1.248两，价脚银每百斤14.248两，回头山、山斗冈厂铜运脚银0.4两，价脚银每百斤13.4两，鸡头山厂铜运脚银每百斤0.89两，价脚银每百斤13.89两。而宝桂局铸钱用鸡头山厂铜最多，为155 055斤余，矿铜每百斤价脚银约13.89两。把鸡头山厂铜价银与乾隆二十五年粤铜每百斤价银9.2两比较，每百斤价银上涨4.69两。滇省义都厂铜每百斤价银11两，运脚每百斤2.391两，价脚银每百斤13.391两；金钗厂铜每百斤价银9两，运脚每百斤价银2.526两，价脚银每百斤11.526两。相比之下，当时宝桂局铸钱用粤铜价脚银高于滇铜。但无论粤铜还是滇铜，价脚银都在十两以上，尤其是粤铜价银大幅上涨，极大地增加了铸钱成本，宝桂局铸息率由原来的82％降至28.12％。

粤铜价脚银大幅增加，甚至高出滇铜价格，使用粤铜铸钱已无价格优势。此后，宝桂局铸钱主要使用滇铜。如乾隆四十八年，宝桂局“设炉十二座，鼓铸三十六卯，共用铜二十八万四千八百五十一斤”，内用“粤 省厂铜二万八千九百五十一斤八两外，滇省万宝等厂铜九万一百六十五斤零，金钗厂铜一十六万九千六百八十四斤六两零”。金钗厂铜每百斤价脚银11.526两，万宝厂铜每百斤价脚银14.191两，粤省铜每百斤价脚银13.81两。滇铜价银相对稳定，宝桂局主要使用滇铜铸钱后，铸息率长期稳定在30％上下。

综合以上考察看出，铜价高低成为决定宝桂局铸息率多少的关键因素，铜价高铸息率就低，铜价低铸息率就高。宝桂局使用矿铜价格高低变化不是市场行为，而完全是由清政府规定的，是清政府对铜矿垄断经营的结果。

铜是铸钱的主要原材料。为了保证铸钱用铜需要，清政府开放矿禁，鼓励商民开矿采铜。在铜矿开采过程中，清政府实行高度垄断经营的政策。即无论是对年产矿铜千万斤以上的云南各铜厂，还是产铜百余万斤或数十万斤的四川、湖南、广西等铜厂，都实行统购统销政策。按照这一政策，矿民进山采铜，煎炼成铜后，官府在厂地抽课，税后余铜全部归官府收买，谓之“官铜”，矿铜不许商民私自出售，私卖的叫做“私铜”，查获后，“其铜没官，其人罚役”。官府极大限度地压低矿铜的统购价格，不同省份价格有所不同，即便是同一省份不同矿厂价格不同。广西各铜矿厂税后余铜的价格最早定为每百斤6两，后来由于各矿矿老洞深，采铜成本增加，矿民入不敷出，清政府相应增加税后余铜的价格，逐渐增至每百斤价银6.8两、8.3--9.2两不等，最后统一增至13两。这样的统购价格，与商品自由贸易市场铜的价格比较起来是非常低下。

清政府通过压低矿铜的统购价格，赚取了大量垄断利润。广西各铜矿的垄断利润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直接垄断利润，一部分是间接垄断利润。直接垄断利润是清政府统购统销矿铜的价格差，就是所谓的“铜息”。即将低价统购矿铜，以较高的价格批发给各铸钱局，赚取垄断利润。如雍正七年，广西招商开采铜矿，“每铜百斤，抽课二十斤，其余八十斤，以每斤给银六分收买。因涝江厂所出铜斤，系该商自行雇脚押运，每斤议给脚价银二厘。”雍正七年七月至八年十二月底，按照每百斤抽课二十斤，“共抽涝江等厂课铜一万八千八百六十五斤，共收余铜七万五千四百六十一斤半，又官办铜一万九千一百二十二斤，以上余课共获毛铜十一万三千四百四十八斤半，照现在价值，每百斤一十三两变价，共获变价银一万四千七百四十八两三钱零。内除铜价、脚价、厂费、厂欠外，约可办余息银五千四百七十两二钱五分零。”凹即收购税后余铜每百斤价银6两，运脚最初定为2钱，每百斤价脚银共6.2两。而税后余铜批发给宝桂局的价格是每百斤13两。统购和统销之间价格差为一倍以上，即便是扣除脚价、厂费、厂欠等其他支出，垄断利润仍然非常高昂。后来，随着采矿成本的增加，清政府将广西各铜厂税后余铜的统购价格逐渐增至每百斤13两，而批发给宝桂局的价格同样是每百斤13两，统购统销矿铜之间已无价差，也就没有了“铜息”。至此，清政府将广西铜矿的“铜息”收入让利给了矿民，以调动矿民生产的积极性，维持铜矿的继续生产。

铜矿的间接垄断利润即是“铸息”。清政府将广西各铜厂统购的矿铜先后以每百斤9.2两和13两的价银批发给宝桂局用于铸钱，矿铜无论是每百斤价银9.2两或是13两，都远低于商品自由贸易市场铜的价格。如乾隆五年(1740)，江苏“现今铜价每百斤市平银二十二两，合库平纹银一十九两八钱”。“厦门洋商带来之铜，其价甚贵，每斤需银二钱八分(每百斤二十八两)”。乾隆十四年，湖北商品贸易市场铜的交易价格每百斤24两，直至嘉庆初年，即使是商品自由贸易市场铜的交易价格有所下降，“现在市价至十六七两不等”。可见，整个乾隆时期商品贸易市场铜的价格高出粤铜、滇铜批发价格近一倍。低价矿铜用于铸钱，极大地降低了铸钱成本，宝桂局铸钱千文含工本银长期保持在6--7钱之间。而清政府规定各钱局所铸铜钱，全部用于发放兵饷、官俸及工程建设费用。在支付兵饷、官俸以及工程建设费用时，按照铜钱千文值银一两的“定例”来核算。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宝桂局赚取了大量铸钱利润。而宝桂局铸钱利润的取得正是清政府对广西、云南铜矿垄断经营的结果。

通过以上考察清楚地看到，乾隆时期广西宝桂局的铸息率长期保持在30％上下，而宝桂局高铸息率的取得，实际上是清政府对铜矿垄断经营的结果，即是铜矿垄断利润向铸钱利润的转移，暴露了清政府对矿民残酷地压榨与剥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