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案件中说理释法机制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说理释法的困境 我国《刑事诉讼法》在基本原则明确了“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反映了立法者对无罪推定理念和疑罪从无原则的推崇。在此基础上,一些司法解释先继规定、明确了证据不足不,即疑罪不诉,和证据不足无罪判决的适用条件和证明标准。但是为何依旧有许多死刑案

件当事人对法律适用提出质疑呢?

应当说,疑罪不诉、证据不足无罪判决制度等在实现无罪推定理念和疑罪从无原则、保障案件事实认定准确性、促进司法权有效行使。但在实践中,很多死刑案件的疑罪从轻、从拖,或者从挂。留有余地裁决的个案并不少见。对此,一些学者将其归责于证据规则不完善、程序构造不科学等等。社会公众认同感也较低——许多人怀疑其中具有“权力寻租”的可能。

在实践中,这类“留有余地”的案件,主要是涉及证据问题。从现有证据看,定不了,也难以否定,存在疑点,排除不了合理怀疑,为了留有余地,留下“活口”通常是判处死缓。所谓死刑案件要办成铁案,经得起历史和法律的检验,就是要求证据达到证明的案件事实得出唯一无疑的结论。有些留有余地判处死缓是必要的,体现少杀、慎杀政策精神。为了缓解死刑案件中说理释法的困境,减少涉诉上访,一些高级法院吸纳社会公众的代表参与死刑案件审判。在审判过程中,强化他们对案件事实、法律、程序等问题的评议,促进司法过程的公开性和公平性。

二、说理释法困境的基本原因分析

(一)司法过程的简约性

说理释法最终需要落实在法律文本上。解释、说明为何证据不足,如何证据不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对“存在疑问”、“必要的证据”、“合理解释”等,实务中理解的差异或争议也较大。在一些个案中证明标准甚至出现被“人为拔高”和“人为降低”的“两极”情形。1这些言语的笼统性,也会影响说理释法的精确性。在司法实践中,不决定书、无罪判决书的说理普遍不充分,内容简约,忽视对证据能力、证明力的综合判断,对为何不能达到证明标准要求缺乏充分、细致的论证。在司法实践中,殊少见到进行证据“说理”的不决定书。“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或者“证据不足,该事实难以认定”成为信手拈来的套话。

(二)司法过程的封闭性

在司法过程中,疑罪不诉案件的处理决定,必须由检察委员会作出。在死刑案件判决中,审判委员会拥有事实上的决定权。检委会、审委会内部的决议事实上是属于“秘密”,而且一般装订在诉讼内卷中。即使在公检法内部存在认识差异,也往往能通过“非正式沟通”、政法委协调等方式解决。

(三)被害人证据和程序意识

由于教育程度、法制环境等因素影响,许多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的法律意识,尤其是证据保全意识和正当程序意识还很薄弱。我国先后发生一大批重大有毒有害食品药品案、非法经营案等,民愤极大。有的是缺乏证据意识,一旦非法证据排除,认为司法不公,证据采用瑕疵。

三、说理释法的法律功能及未来走向

(一)法律功能

应当说,相比普通刑事案件,在死刑案件中,说理释法具有许多法律功能,对于实现被害人的诉权,解决涉诉上访等问题都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1. 保障被害人的基本诉权

“说理释法”蕴含了实质性的“有效沟通”机制,有利于实现被害人、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等的参与权、知情权和异议权。在公正层面,“说理”的本质,好比阳光,可以防止滋生暗箱操作等腐败因素,进而促进司法公正。没有有效的程序参与,仅仅依据办案人员司法理性是很难实现证据“说理”的。通过“说理释法”,他们可以及时对案件发表意见和质证辩论的机会,并积极影响决定的作出。“说理释法”可改变传统法律文书机械、简约的“痼疾”,加入充分、细致论证,有利于抑制随意断案,提升司法机关认定案件事实的准确性、实现不冤不纵。

2. 实现权威性司法

“以理服人”在当前转型社会中有利于定纷止争、维护社会秩序,是刑事司法和谐化的表现。法国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的描述十分贴切,在现代法律中,权威而非威权才是秩序的最大保护者。2在司法领域,如果说“权力型司法”强调客观意义上的强制和服从,忽视说理的话,当代“权威型司法”是以说理为重要凭介的。“权威型司法”强调对弱势一方的精神感召和理性论证,从而获得实质权威。在死刑案件中,“讲理”是促进司法机关实现“权威型司法”的一个重要制 度。 3. 提升民众法治意识 “说理释法”,有利于规范司法机关在证据收集、审查判断上的合法性要求。排除不具有证据能力的证据,并对此进行专门“说理”,是贯彻证据裁判主义应有之义。“说理释法”应密切结合犯罪构成要件、证据锁链和证明标准、死刑的量刑等进行说明,可引导被害人和其他

社会公众重视证据、尊重法律。在一些无罪案件中,也可普及无罪推定、疑罪从无、程序正义等原则和观念。

(二)未来走向

在死刑案件中,坚持以证据“说话”,并实现“说理释法”在中国的制度化,需要与我国刑事诉讼法实施密切结合,并积极考虑来自被害人的诉权保障、证据与程序意识等因素。

1.在裁判文书中明确证明力与证据能力说理

在说理释法中,涉及证据问题的,应明确以证明力和证据能力为方向进行说理。说理要结合犯罪构成要件分析单个证据的证明力与整体证据的综合证明力。在死刑案件中,较难处理的是, 一些侦查机关出于破案压力,在侦破案件过程中,尤其是对于那些性质恶劣、手段残忍、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往往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获取证据。新刑事诉讼法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依据法律和有关司法解释绝对排除、裁量排除或不排除非法证据,都必须进行细致进行说理。

2.以合法性原则为基础实现法与理的融合

在死刑案件中,司法人员执法理念需要积极转变,修正以往“拒绝说理”、“说理有害”等心态。说理释法作为对案件事实、证据、法律适用等的分析论证,应遵循如下基本规则:遵循合法性规则,说理必须围绕法律展开,不允许随心所欲地解释,尤其需要明确一罪还是数罪、此罪还是彼罪等的证据不足。要实现法与理的融合,说理要做到以理服人、寓情于理,情理交融。

在实践中,也要约束、震慑无理上访的被害人及其近亲属。对确属无理上访的,向被害人宣传法制,耐心解释,引导其依法;对无理缠诉的,可采取批评教育与讲法律讲事实相结合的方法处理。

针对涉诉上访人员,需要区分没有心理问题和有严重心理问题者。在接受心理测试方面,应当坚持自愿原则。对有严重心理疾病的,心理矫治应该免费的、容易获取的、没有强制风险的。要实现这一目标,在根本上,不仅要依据正当法律程序以及发达先进的心理科学,还要密切结合社区建设,提升心理咨询师的数量和质量,促进矫治的社区化。

3.强化被害人的程序参与

根据程序参与原则,要实现说理的充分性。在死刑案件的侦查、审查、审判程序、死刑复核程序中,应积极听取被害人意见。检委会、审委会研究讨论疑罪死刑案件,无论形成多数人意见,还是形成少数人意见,只要无法排除所提意见中对案件事实的证据的质疑和疑点,都按照疑罪不诉决定处理。3在被害人就死刑案件进行申诉、上访时,既要尊重法的安定性,也要认真倾听其意见,结合法和理进行疏导。

4.提升说理释法主体相关业务素质

对待有心理等问题的被害人及其近亲属,如何进行说理释法,司法人员可通过专业的业务培训、完善心理学只是等提高相关素质。针对这些被害人群体,要取得辩法析理,胜败皆服的效果,需要办案人员强化语言、历史、政治、社会等领域的多元知识基础,并根据经验法则进行能动的理性的分析、论证。有些上访案件在“官方法”失灵的时候,还可允许合理的风俗习惯介入死刑案件处理。有些民间调解高手深入浅出地讲国际、国家、大家、小家的和平、和谐、和睦,按民俗的方式讲谦让、礼节、讲恩怨不解决的后果和危害,反而能真正劝访息讼。从司法权威的角度,只要不给被告人带来重大羞辱或者明显违反自愿,如在街头面对乡里邻居道歉,甚至坟前跪拜,并没有损害司法权威。

对心理矫治,它不仅着眼于医学意义上的心理治疗,而且延伸到社会意义上的心理干预和行为改变,囊括改变相关的思想、情感与行为,帮助重新适应社会的一切活动。譬如,心理卫生与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学业和职业技能训练、社会适应技能训练等。在心理矫治中,正规的心理矫治人员,不仅要有健康的人格素质,还需要精通于医学相关的医学心理学、精神病学,还要有哲学、法学、社会(心理)学等相关学科知识。

参考文献:

[1]奚玮、孙康:《论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8年第1期。

[2][法]托克维尔着:《论美国的民主》(上卷),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305页。

[3]谢效珉、陈广计:《论疑罪不诉证据制度及其适用规则的完善》,载《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参见谢效珉、陈广计:《论疑罪不诉证据制度及其适用规则的完善》,载《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