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虞世南书法地位的确立

摘要：欧阳询和虞世南都是初唐著名的书法大家，但是对二人书法地位的评价却有着高下之别，“君子藏器，以虞为优。”这种抑欧扬虞现象，不仅和中国传统的儒家中和审美思想密切相关，更重要的原因是：在初唐社会的南朝化背景下，唐太宗李世民对南朝文化的偏爱，因此使出身于南方世家大族的虞世南成为“君之友”，其地位超越于欧阳询之上，从而独步书坛。

关键词：南朝化倾向；唐太宗；虞世南

中图分类号：J292.1 文献标识码：B

欧阳询、虞世南同为初唐时期的著名书家，欧阳询仅仅大虞世南一岁，两人同时经陈入隋，又同时从窦建德的东夏王朝归降李世民，并且一道参加太宗时期设立的弘文馆任书学教师。在李世民麾下二人既是同僚，又是好友。

然而，尽管欧阳询“比肩智永，雄峙一时”，最终其名逊于虞世南。尤其是张怀如下评论：

“欧之于虞，可谓智均力敌，亦犹韩卢之追东郭也。论其成体，则虞所不逮。欧若猛将深入，时或不利；虞若行人妙选，罕有失辞。虞则内含刚柔，欧则外露筋骨，君子藏器，以虞为优。”②

一语成定论，以此为由，朱长文曰：“世南貌儒谨，外若不胜衣……故其为书，气秀色润，意和笔调，然人合含刚特，谨守法度，柔而莫渎，如其为人；虽欧、虞同称，德义乃出询右也。”③

梁t曰：“……欧阳询险劲遒刻，锋骨凛凛，特辟门径，独步一时，然无永师之韵，永兴之和，又其次也。”④

这些言语则更为尖刻，在他们的影响下，“抑欧扬虞”的观点遂成为时风之所向。生活在相同时代环境下的两位书家，他们的书法地位却迥然不同。虞世南之所以独在贞观年间琅琅成名，不仅其书法“下笔如神，不落疏慢，无惭世珍”， 影响其地位差异的原因与初唐时期的社会制度、思想观念乃至帝王的喜好、审美情趣甚至封建君臣之间的私人关系等都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一、初唐社会南朝化倾向

唐代上承隋、北周、西魏等北朝王朝系统，唐初的统治核心也是属于前当权者宇文泰主导下所形成的所谓“关陇集团”(陈寅恪语)，而唐代的变化却具有“南朝化”倾向。

唐长孺先生在《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 中有这样的观点：“……唐代经济、政治、军事乃至文化诸方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它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的转变，但是这些变化，或者说这些变化中的最主要的部分，乃是东晋南朝的继承，我们姑且称之为‘南朝化’”⑤。

实际上在隋唐两朝建立之初，制度文化中的南朝因素已经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只不过随着唐代社会的发展、变化，南朝化的倾向愈加明显而已。

从文学艺术方面看，早自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江左文风即为北方所崇尚。魏、齐间最负盛名的魏收、邢邵，即分别模仿梁朝的任P、沈约。西魏破江陵后，以梁末徐陵、庾信为代表的南方文体，风靡北方文坛，史称从“朝廷之人”到“闾阎之士”，竞相效仿。入隋后，流行的依然是被指斥为“轻薄”、“浮华”的南朝后期文体。颜师古《大业拾遗记》称，隋废后梁、平陈后，“硕学通儒，文人才子，莫非彼至”。这些北迁的文士中，不少人受到隋唐两朝君王的优遇。唐前期，“文章承徐、庾遗风，天下祖尚”，号称“初唐四杰”的王勃、卢照邻、杨炯、骆宾王，正是“江左余风”的代表人物，他们以模仿南朝文体而蜚声文坛，也因为“轻薄为文”而受到后人的批评。

初唐社会的南朝化倾向，突出表现在文化艺术之上，唐太宗李世民倡导书学，并竭力推崇王羲之的书法，可以看作是初唐南朝化文化艺术的一个重要特征。

二、唐太宗对王羲之书法的仰慕

王羲之书法代表了南朝书法艺术的最高水平，太宗对南朝文化的仰慕，进而酷爱王羲之书法，也就毫不奇怪了。

首先太宗对王羲之的墨迹尽力搜求，“备集王书，圣鉴旁启”。太宗尝谓:“学书者，先须知有王右军绝妙得意处。真书，乐毅论；行书，兰亭；草书，十七帖。”⑥然后意会王羲之书法精髓，达到神形兼备。其次，亲自为王羲之撰写传论，并最终确立了王羲之在中国书法史上的“书圣”地位，这在封建帝王中是十分罕见的。

汉末至魏晋，今体书法迅速发展，群贤备出，南朝书论力倡魏晋以来新字体（楷、行、草），逐步确立了钟、张、二王新体“四贤”的突出地位，虞和重子敬，梁武帝尊钟繇，谁为至尊，并无定论。唐初论前人书必定绕不开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唐太宗《王羲之传论》论及张芝、师宜官、钟繇、二王，兼及萧子云等书家，除了王羲之以外的其余书家，皆有所不足，即使钟繇，亦是“论其尽善，或有所憾”，“尽善尽美”唯有王羲之一人，确立了王羲之书法至尊的地位。

而虞世南作为王羲之七世孙的嫡传，自然是深得王羲之书法精髓，关于虞书的师承，见于史料记载的主要是智永，

《宣和书谱》记载:“释智永善书，得王羲之法，世南往师焉，于是专心不懈，妙得其体，晚年正书，遂与王羲之相先后”。

《旧唐书・本传》：“世南同郡沙门智永，善王羲之书，世南师焉，妙得其体”。

正是说明了自唐以后，确立了王羲之书法的正统地位，而虞世南得智永真传，自然受太宗推崇。

虞世南入唐之后，笔力虽然渐加遒劲雅正，然而，仅从书作来看，相比欧阳询乃是王书积习深久，未见改易，所“恭守无舍”者仍然是智永制度。

虞世南的楷书，笔圆而体方，外柔内刚，锋芒内敛而气宇轩昂，无一点雕饰与火气，风神潇洒，自开面貌，尽得右军笔法。太宗以虞世南为书法老师，君臣二人在书法理论上相互唱和，也就是很自然的了。事实正是如此，史载虞世南碑文书成进呈墨本后，太宗特赐王羲之所佩“右军将军会稽内史”黄银印，以示褒奖。世南死后太宗“尝叹无与论书”，也很好的说明太宗对虞世南的推崇。

三、唐太宗与虞世南“为君友”之君臣关系

虞世南受知于李世民，起初为秦王府参军事，后转为六品记室。是时，李世民“乃锐意经籍，于秦府开文学馆，广引文学之士，下召以府属杜如晦等十八人为学士，给五品珍膳，分为三番，更直宿于阁下。”①“每军国务静，参谒归休，即便引见，讨论坟籍，商略前载。”②文学馆初置，虞世南以记室充任学士，成为著名的十八学士之一。他“笃行扬声，雕文绝世，网罗百世，并包六艺”③的文才更受到李世民的器重。从此君臣一体，成为一代名臣。“虞永兴之从建德……盖大渴不能择泉而饮，大暑不能择阴而息耳，非不识其饮憩之所。及文皇帝揭三辰而烛天下，群贤雾集，人知所奉，方得跃鳞天池，擅价春山，为一代之至宝，则所托之势异也”。④

前文提到，李世民独尊王羲之，使王书盛极一时，确立了王羲之“书圣”、“书法至尊”的崇高地位。诚可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而作为王羲之书法的嫡传虞世南，也因此与太宗的关系更加亲密。

《贞观政要》载:“贞观初，太宗引虞世南为上客，因开文学馆，馆中号为多士，咸推世南为文学之宗，授记室。与房玄龄对掌文翰。……累拜秘书监，太宗重其博物，每机务之隙，独引世南与之谈论，共观史籍。一尝临朝称世南一人遂兼五绝；一曰博闻，二曰德行，三曰书翰，四曰词藻，五曰忠直。有一于此，足谓名臣也，而世南兼之，宁非绝类也。寻卒。太宗悼之，举哀于别次，哭之甚恸。丧事官给，赐以东园秘器，手敕魏王泰曰：‘世南与我，犹一体也，拾遗补阙，无日暂忘，实当代名臣，人伦准的也，吾有小善，必顺而成之，吾有小失，必犯颜而谏之。今云其亡，石渠、东观之中，无复人矣。痛惜岂可言邪？’未几，太宗为诗一篇，追思往古治乱之道.既而叹曰:‘钟子期死，伯牙不复鼓琴，朕之此篇，将何所示?’因令起居郎褚遂良，诣其灵帐，读讫而焚之。其见重也如此。”⑤

虞世南辞世后，太宗痛心地说：“石渠、东观之中，无复人矣”。不仅如此，他还更把他和虞世南之间的关系比作俞伯牙和钟子期。伯牙死，钟子期不复鼓琴，世南死，太宗诗作无复有人能解，虞世南是唐太宗身边的良臣，又被太宗视为文学知音。自古臣与帝王的关系以“为君友”为最难，而虞世南和唐太宗之间的关系则达到了这一点，这不是其他人所能比的。

四、结论

虞世南“常祖述徐陵，陵亦言世南得已之愈，又同郡沙门智永善王羲之书，世南师焉，妙得其体”，⑥他在初唐书法史上地位的确立，和当时的文化大背景及唐太宗的个人因素是分不开的。从虞世南的南方文化大族出身及其为学渊源来看，将他视为南方文学甚至南方文化的代表人并不为过。在进入北方文化占据统治上层地位的隋唐王朝后，他依然受到时人的推崇。对唐代及后世书法史而言，虞世南生前备及荣耀，一字千金，历代书评家都对虞体竭力褒扬，经久不衰。他的书法地位的确立一方面除了自身书法水平的因素外，另一方面也不能不说与唐太宗对南朝书法风格的喜爱、以及对他的宠信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