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人出庭作证的权益保障机制研究

证人是知道有关案件情况并提供证言的人。证人要如实提供证言，如果作伪证或隐匿罪证，要负法律责任。对于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控辩双方的质证并且查证属实之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由于证人当庭所做的证言与庭前证言笔录在证据能力上都不受明显的限制，法庭很少传召证人出庭作证，对大多数证人证言都是通过宣读证言笔录的方式进行法庭调查的。结果是多数证人不出庭作证，法庭实行以案卷笔录为中心的庭审方式，成为严重困扰我国刑事审判制度的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在刑事诉讼中，证人是重要的诉讼参与人，查证属实的证人证言作为定案根据，会直接决定犯罪嫌疑人的罪与非罪，所以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由于证人证言具有主观性，不管是目击证人、传言证人或者是专家证人，都有可能因为主体思想观念的变化、情绪的变化、意识表达体系等个人认知能力的差异，或在外界因素的影响下，导致证人证言在证明案件事实的真实性程度方面发生变化。因此，各国司法机关都希望能够通过制度设计排除证人证言的主观差异性，保障证人证言的客观真实性。因此，只有充分的保障证人权益，才能够保障证人证言的客观真实性。不少国家通过专门的证人保护法，防止证人受到来自犯罪嫌疑人、被害人或者其他外在力量的干预。保证证人真实意志的自由表达：通过控辩双方在法庭对证人的询问、质证和辩论，保证证人证言最大程度的真实性与客观性：并以刑罚手段防止证人逃避作证义务或者作伪证，干扰正常的裁判。

2012年3月14日，我国新修正的《刑事诉讼法》根据现实需要。结合2010年6月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对刑事诉讼中证人资质、证人证言的效力、证人出庭权益保障等问题做了详细的立法规范。

一、我国证人出庭作证的现状分析

证人出庭作证的意义在于保证直接言词证据的真实性、可靠性。法官通过在法庭上亲自听取被告人、证人以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陈述，直接审理调查案件事实和证据，由控辩双方经过口头辩论和质证，确保证人言词证据的客观陛，最大程度的减少证人证言的主观臆断色彩。但是在我国，证人出庭率一直较低，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社会整体缺乏助人为乐、关心他人的公民精神，公众的道德底线在滑坡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尽管公民的个人权利意识和自我意识在增强，但他们往往只关注个人利益，漠视国家、集体和他人利益。近年来，常有路遇抢劫、偷盗等犯罪活动的受害者与见义勇为者，遭遇“有人围观、无人相助”的困境。多数人，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防止犯罪分子的报复，不愿意参与配合国家司法机关的执法活动。

(二)证人出庭的法律规定不明确

《刑事诉讼法》并没有明确规定刑事诉讼中所有的证人都必须出庭作证，允许某些情况下证人可以不出庭作证，并认可证人询问笔录的效力。由此，证人在尽可能的情况下，都会选择便宜的不出庭方式，完成作证。此外，法律也没有明确规定证人拒不出庭作证应承担的责任。不出庭作证不会招致不利后果，证人自然可以选择不出庭的方式。再次，我国缺乏有效的证人保护制度。目前的规定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尽管法律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但并没有明确公、检、法三机关在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人身安全方面的分工，同时也没有规定被证明人刑满释放后，证人保护由谁负责的问题。

(三)司法机关工作人员为节约工作时间、提高司法效率，也不希望证人出庭作证

实践中，法院审理案件，如果证人不出庭作证，仅是当庭宣读证人证言，审判程序会很简单：但如果证人要出庭作证，除了需要通知证人出庭的时间、安排有关人员保护之外，还需要在庭审时接受控辩双方的询问，之前案卷中的书面证言可能会发生变化，导致认定的事实发生变化，因此增加案件判决的时间和难度。为此，法官通常也不会积极倡导证人出庭作证。

基于上述原因，在我国刑事司法过程中，证人出庭作证始终是一个难题。但必须指出的是证人不出庭作证，仅以证人书面证言做以定案，必然会削弱与限制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妨碍法官审查和判断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可靠性，也不利于侦查人员和公诉人员切实履行举证责任，最终损害司法的公平与公正。

二、证人出庭作证的义务

只有切实保障证人出庭作证，才能实现刑事司法程序对实体真实、程序正义和诉讼效率的价值追求。因为证人出庭有利于发现案件的真实情况，保障法官的中立地位。社会公众可以通过控辩双方对证人的询问。直接了解案情的实际情况、监督审判活动，最终实现司法的公正。此外，在证人出庭的情况下，如果法官或控辩双方怀疑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可以通过面对面的方式当庭询问证人，提高案件的审判效率，也有助于当事人通过庭审程序在心理上接受法官的裁判，避免不必要的上诉或抗诉。

依照新《刑事诉讼法》第60条规定，证人有作证的义务，即“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但“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不能作证人”。笔者认为此条规定将证人的资格限定的过窄。证人应该是能够证明案件事实情况的人，即使年幼、生理或精神上有缺陷。不能正确表达，但如果他对发生的案件事实能够以他通常的表达方式加以认定和说明，也应该被认定为有证人资格。关键在于。要通过控辩双方的询问和质证，来决定此类人的证人证言能否被法官采信。新《刑事诉讼法》在第59条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质证并且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法庭查明证人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的时候，应当依法处理。”

对包括警察在内的证人作证的义务，新《刑事诉讼法》第187条规定：“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且该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人民警察就其执行职务时目击的犯罪情况作为证人出庭作证，适用前款规定。”此条规定将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作为出庭作证的证人之一，属于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规定。但问题是，人民警察通常是案件前期侦查机关的工作人员，在犯罪嫌疑人受到指控的情况下，怎样保证警察作为证人证实犯罪情况的公正性、客观性和独立性。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此外，一线警察工作通常非常忙碌，如何有效保障警察出庭作证的时间，也需要进一步加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