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情绵绵绝无期

钱正英与辛白是一对革命夫妻，两人在战火中相识相知、相恋相依，同甘共苦67年。辛白去世后，钱正英写下本文怀念辛白。钱正英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曾任水利部副部长。

他离开我们一年了，但在我们家里，他仍无处不在。有时我会想，如果有“来世”的话，我自己——我也相信我们全家——都会依旧选择我们今生的家庭。我们家庭的感情基础是夫妇间的感情，而我们夫妇间的感情基础是长达67年的相识、相知、相托和相依。

相识于地下党时

他叫我“钱”，我叫他“黄”，这是在上海地下党时的相互称呼，我们一直保留到现在。

1941年秋，我在上海大同大学入党，当时我是土木系三年级学生，也是全校“女同学联谊会”的负责人之一。他1939年在光华大学附中入党，毕业后按照党组织的安排，放弃报考重庆中央大学航空工程系的志愿，留上海进入大同大学电机系，并成为另一全校性组织“课余参观团”的负责人之一。我们俩是在学生团体交往中认识的，当时互相并不知道是同志。

我和他在党内“相认”，完全是组织的安排。当时，他也算个“老党员”了，但很骄傲，又爱“较真”，常和领导他的邱同志发生争论。在地下党时，都是单线领导，领导同志就是党组织的代表，需要对被领导者有绝对的威信。显然，邱不可能再领导黄了。组织上决定由领导我的甘信孚（解放后任上海市的区委书记，“”中被迫害致死）去领导他。甘向我介绍了黄和邱争执的经过，说这人很骄傲，但尊重功课好的同学，因此决定把他和我编为一个组，希望我协助做他的工作。确实，我们编成一个组后，工作很融洽。

1942年10月，由于大同大学的一位群众被捕，组织考虑我们有被捕的危险，决定将我们紧急撤退到淮北解放区。根据党组织的安排，在去解放区的路上，黄和我扮为表兄妹。送别时，甘笑着对我说，本来想叫你们扮夫妻的，怕你扮不像，还是扮表兄妹吧。

那时他21岁，我19岁。

相知在战争中

我们进入解放区时，正值党中央号召全党进行整风。为了避免影响上海的亲友，我们决定改名。大家商量以“正”字“排行”，以自己最需要改造的主要缺点为名，以表示整风的决心。商定后，我第一个报名，因为我的缺点最明显：“个人英雄主义”，因此就改名“钱正英”。后来有人提出，如果都这么排行，可能给人小宗派小团体的误解，还是另起名字吧。于是黄就用他原来的一个别名“黄辛白”。

1943年初，适应期满，正式分配工作。黄和我被分配到淮北解放区的一个边区县的县立中学工作。从1943年到1949年，在农村和部队生活了六年，思想感情起了极大变化。

从离开上海那一天起，我和黄之间就好像有了更亲近的感觉。当组织上通知我当夜乘火车离开上海时，我回家只偷偷告诉了我的大姐，她带我到银行取了点钱，我什么衣物也没拿，就去了黄的家。那天，正逢他的生日，我们一同吃了碗“鸡汤面”。他的母亲以为我们的关系已不同一般，拿了她的一件有口袋的长袖内衣为我穿上，让我把钱放在口袋里，然后替我把袋口缝好，一边缝一边叮嘱我们要互相照顾。到解放区后，在反扫荡的那段日子，天天在一起，互相更加熟悉。1943年在泗五灵凤县中学，他在总校，我在靠近淮河的分校，虽不在一起，但经常通信。那年寒假，我们集合在总校总结工作，当时另外有一位女同志追求他，被他拒绝。他向我提出，要求确定我们的恋爱关系，我同意了。我还记得那天晚上他得意洋洋吹着口哨离开我住处的情景。

1945年抗战胜利后，我被调到淮阴任苏皖边区政府水利局的工程科长。当1946年内战风云初起时，我们两地间的交通联系就中断了。

1949年春，北平、天津解放，全国胜利在望。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在京召开，我作为山东省的妇女代表，参加了大会，并去燕京、清华等大学作了报告。妇代会后，全国青年代表大会接着在京召开，黄作为安徽省的青年代表，参加了大会，并得知我的情况。他随即写信给我：“当初我在几十人中选择了你，今天我在千百人中选择了你。”

共甘苦相托终生

1950年春，我被调到新成立的华东军政委员会水利部工作，重回上海。不久，黄也从安徽省团委调到上海，任华东团委统战部长，这大概也是组织上对我们的照顾吧。但是，谁也没想到，当年夏季，淮河发生严重水灾。1951年秋，在治淮第一期工程安度汛期后，经组织批准，我们在上海结婚。从1943年确定恋爱关系到1951年结婚，整整经历了八年。后来，他还经常向儿女们谈起这段历史，小女儿笑着说：“八年了，抗战都胜利了，你们也该结婚了！”

1953年，我们先后调到北京，才真正组成了家庭。“”以前，他的工作比较顺利，从交大调到高教部，任工业司副司长，以后任司长，1965年任高教部副部长。我在工作中却不断遭遇挫折。1952年生第一个孩子时，淮河中游遭遇涝灾，我受到责难，作了检讨；1954年生第二个孩子时，淮河遭遇百年一遇的洪灾，我负责修建的润河集水闸被冲毁，中游的淮河大堤决口，我向国务院自请处分；1960年生第三个孩子后，黄河三门峡水库蓄水后严重淤积，冀鲁豫平原又发生严重涝碱灾害，我疲于奔命。我自嘲地说，生一个孩子检讨一次，不能再生了。1958年中央确定“三主”的治水方针（“蓄水为主，小型为主，群众自办为主”，我在党内有的领导眼中，成了与“蓄、小、群”对立的“排（水）、大（型）、国（国家举办）资产阶级路线”的代表人物，在思想上和工作中内外交困。但回到家里，还是能得到黄的理解和宽慰，体会到家的温暖。

1966年“”爆发后，黄受到的冲击远比我大。从1966年他在高教部副部长的职位上被打倒，到1979年重新担任教育部副部长，整整13年间，精神上的负担一直很重。

相依白首偕老

改革开放后，我们真正过上了一段能够全身心投入工作又心情舒畅的好日子。

1998年后，他完全退出公职。我到2003年后才完全退下，但仍在中国工程院承担一些咨询研究项目，他仍尽力支持我继续工作。他不止一次自豪地说：“都说一个成功的男人后面，必定有一个女人；其实，一个成功的女人后面，也同样需要一个男人。”

去解放区时，组织上要我们俩扮表兄妹。结果，长期以来，我们在生活上一直是这样的关系。他一直留意照顾我，现在两人的年龄都这么大了，他还老是对我不放心。每逢出差，他都要叮嘱我的随行人员：“到了地点不要忘了打电话回来，报个平安。”

每天的生活就是这样恬淡而有韵味，原以为我们就会这样渐渐老去，谁知……

在泪水中写下了这篇回忆。我现在只希望尽完自己的责任后，和他同归大自然。我给子女们留下的遗言是：将来把我们两人的骨灰，合在一起，撒入大海。借用白居易的诗，只改一个字：

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情绵绵无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