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音乐硕士”的学业历程(下)

五

完成了所有“音乐硕士”的课业，作品也交了，文章也交了，独奏会也结束之后，这时候便是等待“结果”的日子。“十月怀胎，一朗分娩”，既兴奋又期盼，更多是痛楚、焦急不安的骚动。只是到了此刻，心里面的紧张心情才油然而生――先前太专注投入学习及操作，一心一意地在学习、创作、练琴，根本没有空隙的时间来“紧张”。紧张的，只是生活的节奏及时间的“不够用”；紧张的，只是自己英语“不够好”，与他人的会话对话中，生怕有什么没有听懂或听漏了的语句。(其实，在作曲课程当中，竟有好几次是因为我英文不好，没有听懂“关键词”，或者常把英法沿法的时态、动词、背动词、主语宾语、单数复数等弄错了，从而根本上，把一句简单的话，理解成为相反的含义，而铸成大错。把功课做错了，到下周上课时方知，需要“返工”，把“简单”的作业，照着相反的含义，再做一遍。)

几天来食不甘味，夜不能寐，心里在想着：自己远隔重洋，负笈求学，含辛茹苦，殊不知最终能否如愿以偿通过考试，获取硕士学位，不辜负了祖国的期望，不枉此行及师长亲友家人们的殷切嘱托盼望。

我去询问导师：“Peter，do you think I can pass or not?”(“彼得，你觉得我能通过吗?”)记得，这样的问题我大概问过他两三次。而他每次的回答都是“Likely”。

“Likely”?我似乎懂了，却又不大放心，再次去查询英汉辞典，“Likely”的意思就是“有可能、有希望”，遂又去问问英语好的同学，他们的回答和字典上的解释。样。就这样，一直到“发榜”，正式收到书面通知之前，我心里好一阵七上八下、忐忑不安，为这个“音乐硕士”学位能否拿到，心里紧张了多时多日!

1985年初，在经过两年多的丰富多彩而又艰难重重的学习、努力、奋斗之后，我终于收到墨尔本人学音乐系的来信，祝贺我取得了该校的“音乐硕士”学位!

直到这时候。导师Peter才告诉我，考官及校方一致认为，我的“音乐硕上”学位是具有很高的水平，即比通常该校的“硕士”水平远远高出一截。我才“‘如获重释”地松了一口气，心想在学习的过程中，Peter你却从来没有流露过这种意思?!――这就是优秀“教育”的高明所在!

到墨尔本不久，我对作曲导师的称呼，即从原先的“陶尔顿先生”(Mr.Tahourdin)，改称为“彼得”(Peter)。这是澳大利亚社会各界当中广泛的社会习俗之一。如果亲近、亲切，则不必带“先生”或什么“辈分”之称谓，而直呼其名，二人反觉随意亲热。在不少澳洲家庭中，对长辈也不必称呼其辈分如“父亲”、“叔叔”、“婶婶”等，而可直呼“Peter”、“Helen”等等。我是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不习惯如此，觉得“没大没小”、“成何体统”，没了“礼貌”和“辈分之尊”。但社会不同、文化不同、习俗和观念不同，也只有逐渐“入境随俗”了，整天“Peter、Peter”地叫着自己的导师，他反而觉得不生分和自在。后来，我自己也习惯了。如果外人称我为“储先生”，倒不如称我为“望华”，我反会觉得亲切，一下子拉近了二者之间的距离。

下面来介绍我在墨尔本大学读硕士学位两年期间上课、听课、出勤的方式和形式内容：

1　由于过去大学时已完成了音乐史、和声复调课等理论作曲基础课，所以硕士研究生期间这类课一律不上，没有听课、做作业和考试之忧。

2　“作曲个别课”，每周一小时，从写最简单十二音序列的吉他独奏曲开始，写了数十首十二音序列的练习习作，之后写小段中段的十二音序列习作，一律严格遵守戒规。学了半年后，1982年底，开始写《第一弦乐四重奏》和《钢琴随想曲》。重点就是吃透了十二音序列的基本规则要点。我通过《钢琴随想曲“中国之诗”》在严格十二音序列及探寻中国民族风格上去找到平衡点，在严格十二音序的前提下，探索五声音阶的融入，使之不失中国民族风格。第二年，进一步放手写大作品，形式手法不再拘泥于十二音序，可是“现代风格”这条主线不能缺失。创作的选题、题材、风格、内容，一般导师不过问，多由学生自己笃定选择安排。在教作曲中，导师很少关心创作作品的“内容、形象”，更遑论“观众如何反映”及“观众是否听懂”。老师最为满意的就是学生所具有的可贵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具有较强创新创意的思维。

3　钢琴课。目的明确，就是准备一场独奏会，每周一小时，上课一年，独奏会完毕后，课程结业。之后，钢琴老师推荐我把这套独奏会节目中的普罗科菲耶夫、巴托克和我的作品共三首乐曲，到澳大利亚ABC电台去录音，向全澳洲公众做了演播。

4　除了作曲课和为时一年的钢琴课，我就觉得“没什么课了”(英语课除外)。仅有的一门课，是不定时的、大约每个月进行一次，就是所有研究生同学与老师共处一堂的“研讨课”(Seminar)。这种课的形式内容时间都很松动，既不考试也不考勤。大都是就近期参加过的“新音乐”的音乐会做些泛泛的交流，各抒己见，对音乐会的作品、演奏，谈谈自己的“观感”。我是有“观感”的，可是我拙劣的英文，让我“说不出”我的“观感”，而无法“畅所欲言”或“直言不讳”。我大多数只是一个“旁听”的角色。

有一次的“研讨会”是太家听了我所创作的《第一弦乐四重奏》所引起的讨论。我那个弦乐四重奏有一个相当“哲学”及“抽象”的副标题――“偶然一必然”(Fortuity-Necessity)。为什么(为《第一弦乐四重奏》)起了个这么抽象的“副标题”?我自己也说不清道不明，正如有的“抽象派”绘画或音乐，究竟想说的是什么，创作者并不一定能说清楚。研究生们对这首《第一弦乐四重奏》颇有好的印象，其所用十二音序列技巧作曲手法以及三个乐章的展开，发挥了每声部和乐器的特性，复调及重奏的处理也得当……就是有人询问，“为什么要用‘偶然一必然’的副标语”?我一时语塞!若以中文来阐述表明，我或可口若悬河地、海阔天空地一通胡侃，可现在是需要用英语表述，“你的英语表述，差不多要和你的《第一弦乐四重奏》作品作曲的水平大抵相匹配吧!人们都知道从中国来的访问学者或留学生英语还不够好，可是起码自己写的作品和定的‘标题’，你也得解释说明得清楚吧!”

我万般无奈，就信口开河的举一个例子：“这是一个哲学命题，世间凡事，都有其‘偶然与必然’，比如，我本人来澳大利亚留学吧，这件事就隐含着其偶然性与必然性。”

听我这么一番介绍和解释，有一位同学发言了：“原来你这部作品是如此的‘私人的’(Personai)!”我听后愕然、哑然!由于语言不通，我内心深处的构想及心底语言，竟全然无法表达出来，我觉得十分的尴尬和愧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