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难成都之“唯一”

在全球性城市化浪潮激荡中，中国的城市化运动也可谓汹涌澎湃。在西方强势国家引领下，以“现代化”为追求目标的世界各国城市建设蔚为大观，且城市风貌趋同化日益明显。这种情形，也体现于中国的城市化运动中。宽马路热、大立交桥热、大草坪热、移植大树热，一样的马赛克、玻璃幕墙，一样的高层建筑，一样的商业街、步行街、立交桥，……千城一面，却失掉一个城市本来的特色。“与国际接轨”口号成为时代最强音，以至于占全国667座城市总数的27%的城市均提出要建“国际化大都市”。纽约、巴黎、伦敦、东京这样的超级都市，顿时有资格成为我国城市决策者和建筑设计师绘制蓝图的样本。据有关资料统计，截至2008年，已投入使用的世界排名前10位的最高摩天楼，亚洲占了8幢，而中国大陆及港台又在这前10名中占了6幢。

近年来，随着世人对西方霸权引发的危机感，民族和国家意识逐渐觉醒，民族化和本土化的呼声日益高涨。立足本地历史文化特色的城市文化形象的梳理与张扬，渐成为中国各级城市的一致主张。培育城市“软性竞争力”“文化软实力”等，其实就是实现经济发展欲求，其最根本的内容还是“得品牌得市场”和“品牌的一半是文化”。它们已成为近年来中国城市化运动的突出特色。

在这样的背景下，城市管理者与本地文化学者共同努力，纷纷寻找自己所在城市的应有特色甚至“唯一”，以打造“独具个性”的城市文化形象，即所谓把“地域特色文化转化为城市个性形象的视觉符号，并加以合理利用，是现代城市建设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它关注本地特色文化，强调城市的独特魅力，使之“成为人们解读一个城市的最好符号”。大家相信，通过不懈努力，一定会引来外部的源源投资，不断吸引旅游者从八方涌来，而来了就不想走。

关于成都的历史和最大文化特色，本地学者已经归纳了很多“唯一”。各类官方文件、各类新修本土方志及相关著述，几乎不假思索地使用这些“唯一”定论，以显示一种豪气和自信。只是细究起来，很多说法颇令人生疑。

一

说法一：成都城――中国唯一两千多年城名、城址不变的特大型城市！

这是涉及成都历史和文化的诸多文字常常使用的定位说法，包括“成都方志网”也这样明确地说。《维基百科・成都历史》亦云：成都也因此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罕见的自建城起便未改名称的城市。这种定位真的准确吗？

我的答案是否定的。先说时间范围。所谓“两千多年”，一般说来是从秦代开始计算的。汉代有一个著名的“五都”提法，因为《史记》而深入人心。它指的是大汉帝国除京城长安之外的洛阳、邯郸、成都、临淄（淄博）、宛（河南南阳）。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五个“特大型中心都市”。但一般人较少注意和几乎没有提及的，则是成都属于古代西南“唯一”的特大型中心城市。这才是该强调突出的。其次是“城名、地址不变”之说。一个城市一旦形成，其地址一般是不会变移的，除非特大自然灾害导致城市消失（比如新疆的楼兰城等）。立城之后地址不变的城市太多，仅就中国的历史名城而言，有几个变换过地址？这里不多说。再说城名，在中国，一直不变的至少还有邯郸。当然，邯郸现在已经不再是“特大型城市”了；还有，成都确实也短暂地改过名字。唐代玄宗时期，成都有一年多时间改名叫“南京”，李白《上皇西巡南京歌》说的就是这个历史现象。所以我的结论是：“中国唯一”“世界罕见”说法，其实只看到自己的历史而缺乏横向比较研究，都不准确。

邯郸市政府和文化人，也在这个问题上讲自己是“唯一”的。《邯郸政府网・历史沿革》就明确标举为：邯郸二字作为地名，三千年沿用不改，是中国地名文化的一个特例......古本《竹书纪年》中，就有商末殷纣王在邯郸建“离宫别馆”的记载。至迟在殷纣王时期邯郸一名就已经出现，证实邯郸古城距今已有3100多年的建城历史。

苏州市政府和文化人，也有同样说法。《维基百科・苏州历史》说苏州今天的其规模位置迄今基本未变，为世界罕见；《姑苏晚报》刊发的《苏州老地名：跨越历史的城市元素》文章，如此张扬道：2500多岁的苏州，竟然完整地保存着同样2500多岁的地名谱，这已能算得上是历史文化名城中的一个突出典型。

设想一下，如果召开一个各历史文化名城政府首长和文化专家参加的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唯一”论证会，场面一定会很壮观，很富戏剧性。

二

说法二：《维基百科：成都历史》说：成都在中国历史上创造了两个奇迹：一是它的名字，两千多年来从未变更过，这在中国地名史上实属罕见；二是两千多年来，成都一直是四川地区的郡、州、府、道、省等行政区划的首府所在地（包括几个独立王朝的都城），从未变更过。

对此，我亦不以为然。此说实际是本土文化人一直坚执之论。这里单挑第二个“奇迹”以诘之。所谓“四川地区”应该是有意或无意地包括了今天的直辖市重庆，即以大盆地为基本行政区划的“巴蜀”。时限又是“两千多年来”――直到今天。把空间和时间的范畴确定后，就好解读了。首先要提醒人们注意的是：至少，清初顺治早期，阆中就是四川地区的首府。这个时段晚明军队游走在四川各地，成都很难说具有晚明政权四川“首府”的地位。更重要的是，在秦王朝时期，四川设有巴郡（现在重庆境内）和蜀郡（现成都），这是两个并列的“首府”；秦灭亡后，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在今四川地区又新增设第三郡广汉郡，形成三个“首府”并列格局。那么，又何谓四川地区的“首府”？西汉初期设置的广汉郡，治所先后在涪县、雒县（今广汉市）。尤其需要注意的是：雒县同时为益州刺史治所，也就是说，它是当时四川地区“行政区划的首府所在地”，而成都不是；益州刺史部，是汉朝十三刺史部之一，东汉治所在雒县（今广汉市），灵帝中平年间移治绵竹县，献帝兴平年间才移治成都。所以，“两千多年来，成都一直是四川地区的郡、州、府、道、省等行政区划的首府所在地（包括几个独立王朝的都城），从未变更过”这个定论，令人困惑。

三

说法三：秦灭巴蜀时张仪“筑成都城”作为成都城市历史的开始。

这个说法也不确切。而这应该就是成都城市史“两千多年”或更具体的“至今已有两千三百多年”时限之由来。秦灭巴蜀，张仪率军占据成都，将之作为秦王朝“据有巴蜀”的象征，也把成都作为统治巴蜀的大本营，而不是选择临邛、广汉等。这件事至少说明：成都已经有相当的城市规模。因此成都的立城历史，应该较此更早。最起码的证据，史籍已经有的记载是“春秋末期（约公元前4世纪），第五世开明王把都城迁至成都”。既然是“都城”，那么作为城市的基本要素、城市格局以及城市规模，应都已具备。考古证明，今天的十二桥街上，成都博物馆旧址的地下，有面积超过1万平方米的干栏式巢居遗址。这应该就是《华阳国志》卷三蜀志所载：“开明王自梦廓移，乃徙治成都”。我赞成“依据成都市境内如金沙遗址等文化遗迹推算，成都市出现高度发达文明的时间至少已有四千年”这一说法。因为羊子山祭祀台恢弘的规模、金沙遗址辉煌的文明，实实在在地昭示出成都曾作为古蜀地区人类密集聚居过的城市特征。

张仪“筑成都城”，实际上应该是“依咸阳制”――即按照秦王朝首都咸阳的城市格局和形制，对成都进行城市化改造，具体做法就是拉直和拓宽一些主要街道，新建一些大型建筑，构筑和完善城墙等。扬雄在《蜀王本纪》中载：“秦惠王遣张仪、司马错定蜀，因筑成都而县之。成都在赤里街，张若徙至少城内，始造府县寺舍，令与咸阳同制。”这就是后来常璩《华阳国志》所说的“营广府舍，置盐、铁、市官并长、丞；修整里_，市张列肆，与咸阳同制”。请注意：扬雄所说的张仪“筑成都而县之”，关键是设置官衙机构的“县之”，晋代的常璩对此解释得更为清楚。

不过，从根本上看，张仪等重建成都，还是不能改变其原有的城市格局和状貌，最突出的证据就是：成都仍然不是正南正北的布局，而是往东偏离15度左右，且四门皆同一偏向，直到如今仍然如斯。大家可以看看民国至20世纪90年代的成都地图，除了原明代“皇城”和“”中的“万岁馆”――即后来的省展览馆（现四川科技馆），是标准的坐北朝南（成都籍著名作家李氯耍20世纪50年代在成都市副市长任上，据此剖分华西坝，把人民南路拉直为正南朝向并拓宽街道）外，多数街道尤其是东南西北四条出城大道，都是偏斜的――这也是成都城市形象的一个特色。

最后，须强调的是：修志要谨严，用志要慎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