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汪曾祺文风形成与西南联大文化氛围之关系

摘要：1939年汪曾祺考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以下简称联大）中文系。从此他踏上了文学的征程。联大自由民主的文化氛围平添其天真自在的名士气质；以天下为己任的校园文化给予他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可以说，作为其文学人生起点的西南联大，给了汪曾祺极其深刻的影响，使他成为“像现在这样的作家”。

关键词：西南联大；名士气质；社会责任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1）32-0029-01

作为汪曾祺文学的起点，以她民主、自由、开放、博雅的校园文化氛围深深地影响了汪曾祺，使他成为一个“幽默随和，乐观豁达、随遇而安，有时也有点‘狂’，有点‘拗’”（陈其昌）的人。而这无疑对汪曾祺的文学风格的形成有巨大的影响。汪曾祺亦曾言“我要不是读了西南联大，也许不会成为一个作家。至少不会成为一个像现在这样的作家”。在此将从联大的文化生活、教授的影响等方面，就西南联大给予汪曾祺的影响作简略分析。

一

汪曾祺笔下的联大有许多名士：将“痛饮酒，熟读《离骚》，乃可以为名士”挂在嘴边的闻一多先生；在办公室里大声批评“闻一多集穿凿附会之大成。罗膺中集嗦之大成”的唐立厂先生；讲《花间集》，以吟代释的刘文典先生……而能让他们率真地表现自己的环境是自由民主的文化氛围。汪曾祺崇雅异的名士气质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铸就起来的。

自由联大，让汪曾祺在学术、创作上崇尚另辟蹊径。联大给了教授很大的自由。上课讲什么，怎么讲，用什么方式考察，采用什么样的评分标准都是教师的自由。这也意味着，联大的课堂能使汪曾祺得闻来自各方面的的声音：宋诗、《花间词》、甲骨文、王国维、郭沫若、“擂鼓诗人”……不同的知识，不同的思考维度，给了他开垦自己的文学土壤的无限可能。建立在直觉上的感性思考，颇有味道（唐立厂），极具想象张力的理性思考也未尝不可（闻一多）。在这里，学术得以自由，思想得以自由。联大的教师们亦崇尚“独创性的见解”――“不怕新，不怕怪，而不平庸”。这样一个不唯答案是举的学术环境，让汪曾祺拥有更多的自由倾听自己的声音，努力发出自己的声音并且让自己的的声音不落人窠臼，这对作家而言无疑是及其宝贵的。在学期间，汪曾祺就曾以一篇评论李贺的文章，得到闻一多先生的激赏。八十年代初期，当文坛主流还在伤痕、反思的岸边拍击时，汪曾祺就暗自揣摩“是谁规定过，解放前的生活不准反映呢？”，并大胆地写下了反映解放前生活的小说。这篇小说就是日后使他名声鹊起的《受戒》。联大重“创见”的学风影响汪曾祺走出了自己的道路，即使入投沈从文门下，仍然拥有自己鲜明的特色。

自由联大，让汪曾祺充分享受名士的雅致生活。虽然正值战乱，但是联大的文化生活相当丰富。墙报、杂志、社团……都活跃着各式的学生身影。汪曾祺就是其中一个积极响应者。在剧社里他将自己的美术功底发挥到了极致；《文聚》《冬青》承载起他的文学梦想；曲社将他的音乐细胞调动起来。汪曾祺自己评价这种旁人眼里的“才子过的潇洒生活”的人“多半生活清贫，然而在百物飞腾，人心浮躁之际，他们还能平平静静地做学问，并能在高吟浅唱、曲声笛韵中自得其乐，对复兴民族大业不失信心，不颓唐，不沮丧，他们是浊世中的清流，漩涡中的砥柱”。联大的自由民主的氛围给了汪曾祺名士气质以肥沃土壤。它的包容――允许立场各有不同（“左、中、右都有”的学生、教授）在同一屋檐下共同生活的文化环境，它 “博”“雅”的学风，使得汪曾祺找到了顺应自己天性并将它继续发展的生活。而在联大里培养起来的“多方面的艺术造诣”“为他小说文体创新奠定了基础”，“在创作过程中其它文体的艺术积蓄也会自动地走出掩映为他的小说创新提供某些艺术示范，或者说他也会在散文、诗歌、绘画、戏剧各种艺术门类中借取有益的表现方法和手法，丰富小说的表现形式，扩大可供创造的空间”。

二

汪曾祺自己很反感被人称作是闲适作家，他认为“作家的使命感、社会责任或艺术良心”对作家是“相当重要的”。

西南联大的一段往事，在四十余年后仍萦绕在他的心间，也是他有此坚持的原因之一。它记载于散文《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中。文中记述了他与友人在联大新校舍附近看到一个即将死去的士兵，友人当即开口“对于这种现象，你们作家要负责”。汪曾祺认为这句话给了他很大触动，使得“以后我的作品里表现了较多的对人关怀”。

西南联大作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的联合体，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三所学校的传统。这其中包括了其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无论学生、教师，虽身处抗战大后方的西南边陲，但忧国之心并未消退。汪曾祺是个政治绝缘体，甚至因未参军而未拿到毕业证书。但这并不代表他于国于民，无心无担当。他只不过和闻一多先生站在了同一战线：“学生是一个民族文化精神的传人，他们肩负着一个民族的使命，比军人本身更伟大”。未参军的汪曾祺留在了云南当地，成为一名教师，为云南教育做出自己的贡献。或者有人认为这样的“曲线爱国”多少有些圆滑，多年后，汪曾祺又用自己的笔承担起了一个作家对社会的责任。

他对于文学的社会功能的定义是这样的：“一个作品对读者总会产生这样那样的影响，这事不能当儿戏。但是我觉得作品的社会影响不能看得太直接，要求立竿见影，应该看得更宽一点。我以为一个作家的作品是引起读者对生活的关心，对人的关心，对生活，对人持欣赏的态度，这样读者的心胸就会比较宽厚，比较多情，从而使自己变得较有文化修养，远离鄙俗，变得高尚一点，雅一点，自觉地提高自己的人品”。

汪曾祺的作品关注人。他不惮于对人物外貌作具体描写，而讲究“传神”。无论是小说或散文，在近乎白描的笔法中专注“传神”地将人物凸现出来。他笔下的人物占据着制高点。他认为“小说是谈生活，不是编故事”。因此在他的小说中，情节被明显地淡化，往往只是一种气氛以衬托人物的人性或人格魅力。他关注的人多半是小人物，有村姑、和尚、校工、锡匠、小摊贩……关注他们的仇恨（《复仇》），他们的爱（《大淖记事》），他们的欲望（《小姨娘》），关注他们的生活状态（《星期天》），他们对掌控命运的无力感（《陈小手》）……他小说中的人物，常常拥有微乎其微的社会资本，根植于社会的底层，却总是以他们的生活感动着与他们一纸之隔的人们。他们卑微却不卑鄙，贫穷而不贫贱，是拥有健康不受压抑的人性，拥有高尚的人格的小人物。他关注社会。“汪曾祺终究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对我们传统文化、民族心理中的弱质，他也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在沉醉于其中美的质素的同时，也常常伤痛于其间的丑恶”。但与鲁迅正面、深刻的人性批判的方式不同，汪曾祺通常以侧面的形式来呈现传统文化中的“丑恶”，以此表达对社会的忧虑。他认为小说是要“有益于世道人心”，“让人觉得生活是美好的，人，是美的，有诗意的”。因此他总是留给人们一些正面的人物，告诉人们什么是真、善、美。以潜移默化地力量，完成引人向善的目的。

联大以其自由、民主、开放、博雅的学风，移默化中影响着汪曾祺的精神、气质，进而间接影响了汪曾祺的文学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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