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贞:从童养媳到开国将军

1955年9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中南海举行第一次授衔仪式。作为唯一的女性，李贞在那些叱咤风云的将帅之中尤为惹眼。亲手把少将军衔授予她，并握住她的手说：“祝贺你，李贞同志，你是新中国第一位女将军！”

从一名童养媳成长为一名开国将军，李贞命运的巨大改变，本身就是中国革命诗史中的一首赞美诗，即使放眼古今中外的历史，也属罕见。李贞将军83年的人生轨迹书写的不仅仅是传奇，更是那个伟大时代的颂歌。

激情燃烧的岁月，她铁心干革命

1926年，大革命的浪潮席卷了中国南方，工会、农会、妇女解放协会，如同雨后春笋，冲破重重阻力，迅速成长起来。

仿佛一夜之间从噩梦中惊醒，18岁的湖南妹子李贞凭着直觉，意识到“革命”可能会给自己的生活带来改变。于是，她毫不犹豫地加入了当地的妇女解放协会，填表时，堂堂正正地写上了“李贞”两个字。18年了，她终于有了自己的名字，而在这之前，人们都喊她“旦妹子”。

对于出身贫苦的李贞，妇女协会的大姐们格外关怀，她们详细询问了她的生活情况，有空就教她学文化。为了回报大姐们的关怀，每次妇女协会有什么活动，李贞总是走在前，抢在先――随共产党员到各处去发动群众，组织工会、农会、妇女协会、儿童团。最拿手的是送文件，因为她经常上山砍柴、割草，胆子大，山路熟，当时党的许多秘密文件，就是经她的手送到了指定的地方。在火热的革命熔炉中，她天生的组织活动能力也日益显现，因为成绩出色，她先后被选为浏阳县永和乡妇女协会委员长、区妇女协会委员。

李贞入党一个多月后，以为首的反动派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向共产党举起了屠刀。一天晚上，在团防局当伙夫的叔祖父趁着夜色来到李贞的住处，进门就说：“快逃吧，他们的通缉令上有你的名字。”妇女协会的王兴大姐将3枚铜钱递给李贞，让她赶快逃走。

在山里躲了几天后，一天深夜李贞偷偷跑回自己家里。母亲又惊又喜，抱住女儿痛哭。李贞的眼睛也湿润了，一时不知用什么话来安慰母亲，过了好大一会儿，才说：“妈别哭了，你看，我不是好好的么？”第二天上午，本镇的一个自首分子跑来劝李贞去自首，遭到李贞断然拒绝。

南昌起义、秋收起义打响，共产党人从血泊中站起来，对进行针锋相对的武装斗争。此时正隐姓埋名在浏阳县城一个税务局职员家做女工的李贞，零星了解到一些外面发生的情况，她急于离开，但又没有合适机会，只好焦急地期盼着，耐心地等待着。

时机终于来到，领导的秋收起义队伍攻打浏阳城。李贞冲出房门，来到浏阳河边的战斗现场。她找到自己的队伍，把所知道的城里的情况全盘托出，并接受任务去送信，参加了攻打浏阳城的行动。

血腥的屠杀，并不能吓退真正的革命者。敌人的搜捕稍有松懈，李贞便开始外出活动，联络幸存的共产党员。1927年10月，王首道、张启龙等老党员奉中共湖南省委的指示，先后回到浏阳东乡，着手重建这里的党组织。他们与李贞取得联系后，一起组建了中共浏东特别支部。年底，他们又组建了浏东游击队。

在浏东游击队期间，李贞曾有过一次类似“狼牙山五壮士”式的壮举。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在一个叫十八折的地方，游击队遭遇到敌人。战斗从黎明打到黑夜，最后子弹打光了，敌人叫嚣着逼上来。剩下的六七个游击队员最后退到狮子崖上，已经无路可退，眼看就要被敌人俘虏，身为士兵委员会委员长的李贞向同志们发出命令：“不能让敌人捉活的，往崖下跳！”说完，自己带头喊着口号跳了下去。幸运的是，她落在了一棵树上，由于树枝的遮挡才没有死。苏醒后，她挣扎着，与另外一名幸存的同志掩埋好战友的尸体，然后相互搀扶着走了六七十里，才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1933年，湘赣省委派李贞到江西瑞金马克思主义学校学习。在那里，她学习了世界历史、社会发展史和党的建设的理论，并到会昌实习。有了革命实践的经验，加上革命理论的指导，李贞在职业革命军人的道路上又上了一个台阶。

在战场浴血奋战多年，李贞经历了红军、八路军、各个时期，走上了一条艰险但终将通向辉煌的人生道路。

绝望的日子，她挑战命运的安排

有谁能想到，新中国首位英姿飒爽的女少将竟是童养媳出身。

1908年深秋，湖南省浏阳县永和镇小板桥乡的一户贫苦农家又添了一个女婴。年近40岁的父亲李光田愁眉苦脸，唉声叹气，这已是第6个女儿了。失望的父亲连女儿的名字都没有心思取，于是，人们便都叫她“旦妹子”。

李光田是个穷苦的农民，全家8口人，全靠租种地主的两亩半田和捕鱼为生，收的粮食不多，除了交租剩下的更少；捕鱼更是靠不住，时多时少，有时干脆没有。李贞小的时候，经常听到父亲辛苦一天，回到家时不住的叹息声。

因为家境贫寒，迫不得已，李贞的几个姐姐都被送给人家当童养媳。李贞也难逃苦难命运的安排，6岁时被父母送到一户姓古的人家当童养媳。父母哄她说，那一家因为没有女孩，喜欢她才让她去的。

临走的那天清早，无奈的母亲把李贞从睡梦中唤醒，拿出一身新衣服让她换上。长这么大，李贞还是第一次穿新衣，但穿上新衣，就要给人家当“闺女”。她喜欢新衣，但要是让她在新衣与母亲之间选择，她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母亲，可是她连选择的权利都没有。

古家是医生，虽然日子过得也不宽裕，但比一般人家好得多。出于礼貌他们对李光田还是客气的，答应好好对待李贞，可当李光田一离开，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更使李贞想不到的是，古家有3个女儿，而且都比她大，其中的一个对她说：“你还不知道吧，你是来给我弟弟当老婆的！”

当老婆？小小年纪的李贞还不知道老婆是怎么回事，可她从对方那口气神色上猜到了，当老婆不如当闺女。她哭了，叫着喊着要回家，要找她的妈妈去。可小小的她怎能抗拒得了命运呢？她不可能回去，只得在古家住下来，开始了她的童养媳生活。

旧社会，童养媳是底层的底层，是奴隶和下等佣人的代名词。李贞的童养媳生活就如同一场噩梦――这个6岁的小姑娘要担负起古家繁重的家务，打水、砍柴、洗衣、做饭、带孩子……大盆的水端不起，倒掉了，要挨打；砍了柴不会捆，捆了又背不起，回来迟了，也要挨打；背一个比自己还大一岁的孩子，背不起把孩子摔着了，就更要挨打……就连比她大4岁的未婚夫古天顺也常常抓住她的头发拳打脚踢，打得她鼻嘴出血，身上和脸上青一块紫一块。在古家生活的那些日子里，李贞记不清挨了多少打、受了多少骂。

光阴荏苒，李贞长到十四五岁，已出落成一个漂亮的少女，但沉重的生活和心理负担，压得她不长个头。人长大了，胆子也随着大了起来。一次，李贞跟几个要好的童养媳悄悄商量，想偷偷离开婆家，到城里去做女工。李贞的这些想法，被古家人察觉了。婆婆怕她真的要走，便决定马上让她跟儿子圆房。

1924年正月，16岁的李贞与丈夫举行了旧式婚礼，正式开始了她的婚姻生活。然而，这段酝酿了整整10年的婚姻并没有给李贞带来幸福。古天顺是个耿直忠厚但脾气暴躁的青年。由于长期受虐待，李贞对古家人怀有一种难以化解的敌意，对丈夫也是如此，虽然表面顺从，但内心却毫无感情可言。古天顺对于这个从小被家里当作丫环看待的妻子，也很难生出多少柔情蜜意。因此，两人婚后的生活并不怎么融洽。

有一次，李贞上山砍柴，碰上了倾盆大雨，待她把柴担回家时，浑身已湿得像从水里捞出来一样。这时候，古家其他人从田里劳动回来，也被雨淋湿了。因为没有干衣服换，婆婆就责骂李贞没有把衣服洗出来。李贞辩解说：“我也上山砍柴去了，哪里有工夫洗衣呢？”古天顺见她竟跟母亲顶嘴，抄起一根棍子就朝她劈头盖脑地打来。

丈夫的粗暴行为，使李贞伤心透了。她对自己的前途感到非常绝望，觉得天地虽大，却没有自己的一线生机，于是，她穿着一身湿衣服，披头散发地跑出去准备投塘自杀。左邻右舍连忙把她追了回来，邻家的刘婆婆含着眼泪劝她说：“旦娃子啊，女人生来就是受苦的呀！你看我，60多岁的人了，还要上山砍柴，还要挨丈夫的打骂，这是命呐，女人的命啊！我们女人就要认命呐……”

如果没有以后的变故，也许李贞也会如刘婆婆所说的“认命”，做一个对丈夫百依百顺的“贤妻良母”。但当社会变革的潮流汹涌翻滚，在李贞身边腾起巨浪时，不屈服命运的她岂会放过改变自己人生的机会！她加入共产党积极参加革命活动，思想落后的婆婆、丈夫百般刁难、威吓也丝毫不能阻挠她干革命的决心。

1928年，李贞被反动政府列入黑名单，街上贴出了通缉她的布告，她那胆小怕事的婆家被这种阵势吓坏了，反复申明这个儿媳已与婆家断绝了关系，并急急忙忙给李贞的母亲送去了一纸休书。当时的李贞正躲在娘家屋后的深山里。当送饭的母亲把这件事告诉她时，李贞欣慰地笑了，她庆幸自己终于彻底挣脱了封建婚姻的桎梏，可以完全自由自在地投身革命斗争了。

战火纷飞的年代，成就一段“双子将星”佳话

李贞一生经历了3次婚姻，在血与火交融的戎马生涯中，饱尝了爱情与婚姻的酸甜苦辣。

当童养媳是旧社会强加给她的不幸，因双方人生理想大相径庭而分道扬镳。参加革命后，她与入党介绍人张启龙结合，但在红军“肃反”时期被迫离婚。后来，任弼时夫人陈琮英做媒，李贞和甘泗淇组成了一个家庭，这段婚姻成就了一段“双子将星”的佳话。

1934年10月，领导的红二军团与任弼时领导的红六军团在贵州印江的木黄会师，两支队伍转战到湘西，开创新的根据地。当时，李贞从红六军团组织部长任上调任省军区组织部长，在任弼时的领导下发动群众、组建武装，开展游击战争。

一天，李贞从农村刚回来，任弼时夫人陈琮英找到她，询问了农村工作的情况。而后，陈琮英若有所指地说：“女人结了婚，事情是多一些，可又不能总单身一个人呀！”见李贞没反应，陈琮英就挑明了：“我给你介绍个人怎么样？”李贞问：“谁？”“甘主任，你熟悉的！”甘主任就是甘泗淇，此时已由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调任红二军团政治部主任。

对甘泗淇，李贞很熟悉。他原名姜凤威，别名姜炳坤。1903年出生于湖南省宁乡县一个贫农家庭。李贞在吉安县委任军事部长时，湘赣省委有意调她担任省委宣传部长一职，但李贞考虑到自己文化不高，坚决让贤。于是，1930年刚从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回国不久的甘泗淇，即从独立一师党代表调任湘赣省委宣传部长。当时李贞恰好也调到湘赣省委工作，两人从此就认识了。

甘泗淇与李贞后来又曾一起在红六军团工作，互相接触的机会多了，相互了解也比较透彻。有几次，他俩在一起谈工作、谈理想，一直谈到了爱情，甘泗淇还帮助李贞写了一篇总结工作情况的报道。李贞见这位知识渊博的首长这么平易近人，这么关心她的工作，极为感动，特意做了一双布鞋送给他。

与甘泗淇交往的情景一幕幕在李贞头脑里闪过，她非常敬仰这位有知识有才华的战将，但从来想都没想过要和他谈婚论嫁。“恐怕不行吧。”李贞心有顾虑，“人家是到苏联留过学的，我可是个童养媳出身，没有文化。”“那怕什么，你说他的文化高，这不正好让他帮助你学嘛！”陈琮英认真地说。见李贞还是摇头反对，陈琮英又说：“甘主任对你印象可是相当好，他说你泼辣能干，作风扎实，是个了不起的女同志……”这句话说得李贞心里一动――甘泗淇对她这样评价，而这个人又是自己所敬慕的。她的心不觉地向甘泗淇靠近了。

次年元旦，由任弼时主婚，李贞和甘泗淇举行了简朴而又热烈的结婚仪式。在婚礼上，风趣地说：“今天，甘泗淇和李贞结婚，完全是新式的，没有封建色彩。一不拜天地，二不拜祖宗，就是一心一意干革命，他们是很好的一对革命夫妇。”大伙儿全被逗乐了。

了解甘泗淇和李贞的人都知道，他们夫妻二人晚年虽然有20多个孩子，但那都是烈士遗孤，没有一个是他们亲生的。实际上，他们曾生过一个儿子，但由于长征中艰苦恶劣的环境，小生命仅存活了十几天便夭折了。

长征征途漫长而艰难，战斗频繁，供应紧张，气候多变，人地生疏。为精简机关，军团组织部只留下3个干部，人员少，工作量大，这对于已经有身孕的李贞来说，困难就更大了。当时，李贞有一匹马，有一顶小帐篷，但她常将这些让给伤病员。由于过分劳累，加上饥寒交迫，李贞病倒了，但她没有告诉任何人，还是艰难地跟着部队。战友们发现后，纷纷来看她。伤员流着泪将马还给她，可她坚决不要，最后大家不由分说，用一条长布带将她强行捆在了马背上。

由于战斗的需要，甘泗淇和李贞并不能常在一起行动。当得知妻子病重时，他急速赶到了她的身边，把自己唯一的私产――莫斯科中山大学奖给他的一支金笔卖掉，买来了针剂，才把李贞的高烧退下来。

恰恰是在最艰难困苦的过草地途中，怀孕7个月的李贞早产了。没有充饥之粮，李贞缺乏奶水，孩子饿得啼哭不止。热心的战友们送来了破衣服、尿布，送来了自己也舍不得吃的青稞面作营养品，但这毕竟非常有限，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还没等李贞走出草地，这可怜的小生命便夭折了。

孩子的夭折、产后的虚弱、伤寒病的侵袭，这一重又一重的难关，使李贞病痛缠身，常常昏迷不醒，甘泗淇只要有机会，就来照顾她。李贞不宜骑马，甘泗淇就背着、扶着她走。战友们见这样下去不行，临时做了副担架硬要抬李贞。甘泗淇很受感动，坚持自己抬一头，尽量减少战友们的负担。就这样，夫妻二人患难与共，终于顺利地到达了陕北。

解放后，有些老同志见到甘泗淇，非常遗憾地说：“老甘啊，太遗憾了，你革命几十年，连个孩子也没有啊！”李贞也经常觉得内疚，觉得对不起丈夫。可甘泗淇对她说：“我要的是爱人，不是孩子！”这句话虽然看不出半点柔情蜜意，但谁又能说它没有完全表达甘泗淇对李贞的一腔爱意呢？

1955年9月，中国人民实行军衔制。李贞、甘泗淇夫妻二人同时被授予将军军衔，丈夫是上将，妻子是少将，他们是开国将星中唯一一对“双子将星”，这在古今中外都不多见。从此，中国光辉的革命史上，有了第一对将军夫妇。

坎坷而又荣光的一生，她无怨无悔

1964年2月5日，甘泗淇60岁生日刚过2个月，因积劳成疾，医治无效，匆匆离开了相依为命30年的妻子。此后，李贞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沉浸在悲痛之中。然而，更大的磨难在3年后汹汹而来，因为长期在、领导下工作，李贞被扣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之流为她成立专案组，把她发配到湖南长沙，专门接受审查。这期间，她4年失去自由，6年没有工作。

专案组勒令她揭发、的“罪行”，李贞对此采取了两个办法：一是软的，共产党人最讲实事求是，你们去调查好了；二是硬的，没有什么好揭发和交代的，历史就是历史，都在那里摆着，谁也改变不了！

接连的审讯逼供，使李贞的身心受到了严重的摧残。在几十年的战斗生涯中，李贞身上本来就留下了不少后遗症。抗美援朝时期，她落下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后来又得了心脏病，还做过胆切除手术。被关押在长沙的日子里，她每天都忍着病痛应付专案组的折磨。在那愤懑和压抑的生活中，李贞始终坚信真理，坚信乌云遮不住太阳的光辉，历史终有一天会恢复本来的面目。

1975年，在邓小平的关怀和过问下，李贞恢复了名誉。后来，经党中央、中央军委批准，李贞的级别定为大军区副职级，担任总政组织部顾问、全国人大常委、全国妇联常委等职。可是，她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的一位老战友帮她买了一双大头棉鞋，她穿了十几年，仍不肯换新的；晚年穿的衣服，大多是60年代留下来的青布衣服，都是一个补丁接一个补丁。平时去参加会议，她就穿一身褪了色的青布衣服；冬天外出，就是一件旧的棉布军大衣。她住在一套窄小的房子里，一到节假日，老同志和亲属们来看望她，小小的会客室就挤得坐不下。直到在组织上的反复要求下，她才搬到北京市紫竹院附近一幢公寓的一套军职干部楼房里住。在这儿，她度过了一生中最后6个春秋。

李贞还是个不折不扣的“种菜高手”，这在全军是出了名了。早在战争年代，她在打仗闲暇便抢时抢工种菜，就连后来上朝鲜战场，她还精心选了一袋菜种带着。在北京香山一所平房里住的时候，每年春天一到，李贞就坐不住了。清明节前，她带着身边的工作人员，把院子前面的土地翻了又翻，施上有机肥，然后撒下各色菜种。五一节后，园里的西红柿、黄瓜、辣椒等都挂果了，一派生机。家中走廊上，李贞摆上了十几个大小不一的坛坛罐罐，这都是她亲手腌的咸菜。生前，她曾风趣地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她之所以身体好，种菜有一份功劳。

1985年，在党的十二届四中全会召开前夕，李贞给中央和军委的领导写信，申请辞去最后身兼的中顾委委员和总政治部组织部顾问职务，为党和军队干部制度的改革带个好头，这一举动赢得人们发自内心的拥戴。

1990年3月22日，83岁的李贞走了，她在遗嘱中交代：将平时节省下来的工资，一部分交党费，一部分捐献给宋庆龄儿童福利基金会，一部分捐献给丈夫甘泗淇的家乡湖南宁乡县作办学补助。她最后一次履行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对党的忠贞使命，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对祖国下一代的殷切关怀，作为一个妻子对情深意笃的丈夫及其家乡的无尽爱意。

李贞走完了她波澜壮阔的一生，祖国和人民给了她这个英雄女儿至高的评价。几十年戎马倥偬、南征北战，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战功、奉献毕生，李贞这位童养媳出身的将星已从历史天幕上陨落，但她曾经发出的光和热将永远在宇宙中回荡。（题图为1959年国庆节，在观看将军合唱团演出时与女将军李贞亲切握手。）

链接

李贞，1908年2月出生于湖南省浏阳县，有“开国女将”之称。1926年参加革命，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曾任红军第六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第二方面军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妇女学校校长、一二师直属政治处主任、晋绥军区政治部秘书长；新中国成立后，相继任西北军区政治部秘书长、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秘书长、防空军政治部干部部部长、军事检察院副检察长、总政治部组织部顾问等职。1955年，她被授予少将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