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国”塑法治政府

这是一个具有特殊纪念意义的重要时刻――2004年3月22日，正值春夏之交。国务院印发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十年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浮出水面。“治国者必先受治于法”，真正的法治要求政府必须首先站在依法行政的起跑线上，倾心打造新型的法治政府。以《纲要》的颁布为契机，中国政府在市场经济改革中毅然起航，在依法行政的航道上朝着“法治政府”的彼岸乘风破浪。

山雨欲来风满楼。“现代政府”首先是法治政府，“政府限权”、“让利于民”、政务透明公开、“政府问责”、反腐风暴成为常态，都是“法治政府”的应有之义。不为众人察觉的是，“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烈焰下，一场行革早已悄悄地淬炼成型。

“政府限权”势在必行

曾几何时，老百姓在与政府部门打交道时逐渐发现：以往高高在上的“衙门”已不再专权蛮横，天底下也有“当官的”管不了的事。在市场经济的洗礼中，政府愈加意识到，以往“保姆式”的强权管理再也行不通，政府权力的行使不断受到公民权利的挑战。

1996年，陈锦洪状告佛山市经委行政侵权并请求行政赔偿，开启了“中国民告官第一案”长达6年的诉讼之旅。虽然此案最终没有判决赔偿，但从法律上宣示了行政行为并非可以肆意妄为。1999年《行政复议法》出台，开通了百姓向政府“讨说法”的又一渠道。这些年，“民告官”已告别了长期蛰伏状态，在华夏大地此起彼伏，诸多诉状直指省部级行政部门，状告公安部，状告司法部，状告铁道部……迄今被的中央部委就达几十个。

公民不断向政府“叫板”的背后，深刻揭示出一个真理：政府的权威必须置于法律之下，这是法治政府与非法治政府的根本分野。这对于习惯了计划体制下包揽一切、统管天下的政府而言，将是一次由“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脱胎换骨式的变革。

限制政府权力，必须从法律上准确界定政府的行为边界。无论是2005年成都火车站的“警贼勾结案”，还是2006年李志刚杀死城管队长案，都透露出行政执法权过大、失范等问题，人们在惊讶之余不禁大声疾呼：政府限权势在必行。1996年10月1日，《行政处罚法》施行，对行政处罚的权限、范围、程序进行了全面规范，限制政府滥用处罚权成为重要目标。2005年8月28日，《治安管理处罚法》获通过，加强了对人民警察执法规范的要求，更加鲜明地突出了警察限权的主题。

失去约束的政府权力必将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危害。世纪之交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就是以约束政府权力为目标。2003年8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通过，使我国成为世界上首个为“行政许可行为”单独立法的国家，意味着政府限权将从文本步入现实，政府审批行为从此被套上“紧箍咒”。为了配合许可法的实施，国务院取消和调整了1795项行政许可项目，整个审批事项削减近半，各地也对行政审批以及相应的法规进行了大规模的清理和整顿，让民众发出“公章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的感叹。

与此同时，为了防止一些地方借助立法手段私自扩权、非法牟利，运用“红头文件”侵犯老百姓权利，国务院加强了全国范围内的法规清理和规范性文件治理工作。

2001年4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国防教育法》，公布之日起施行。

2001年12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25次会议修订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公布之日起实施。2003年8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行政许可法》，自2004年7月1日起施行。2004年1月1日，我国110部新法律法规开始施行，其中部级法律法规51部，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工伤保险条例》、《水利工程供水价格管理办法》、《散装食品卫生管理规范》等。

2006年8月27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自2007年1月1日起施行。

2007年3月16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2007年10月1日实施。

2007年6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高票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2008年1月1日实施。

2001年，中央和地方两级立法机关进行了大规模的法规清理，大批与WT0规则精神不符的或过时失效的法律规章被明令废止。六年后，国务院再次决定对现行行政法规规章进行全面清理，包括655件现行行政法规、3031件国务院部门规章和9664件地方政府规章。截至2D06年底，已有90％以上的市级政府和80％以上的县级政府建立了规范性文件备案制度，一度“违法红头文件漫天飞”的现象得到了有力遏制。

在法律缰绳的羁束之下，中国政府经历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瘦身运动”，上至国务院下到乡镇办公室，不断精简裁员。2D05年国家公务员法的出台，更加快了建立廉洁奉公公务员队伍的步伐，打造法治政府又多了一个重要的法律平台。不知不觉中，越来越小的政府在百姓心目中赢得越来越大的威信。

“问责政府”成为常态

西方学者认为，“宪法不是设计来让政府金盆洗手”，大多数公民权利的实现都蕴涵着相应的政府义务，因此，责任总是与政府时刻相伴。然而，现实中不断发生的恶性社会事件，却一再指向政府责任的缺失。

1999年1月4日晚6时50分，跨越重庆市綦河两岸的人行虹桥整体垮塌，40人遇难。2007年，广东九江大桥、湖南凤凰沱江大桥相继垮塌。当悲剧以同样的方式不断上演，人们不禁向政府监管部门发出强烈的责任追问。

2005年2月14日，辽宁阜新矿业集团孙家湾煤矿发生特大瓦斯事故，214人死亡，国务院对辽宁省副省长刘国强给予行政记大过处分，责成辽宁省人民政府作出书面检查。但每年的矿难事故依然不断，让人防不胜防。而2007年震惊寰宇的山西“黑砖窑”事件，不仅让人目睹了惨绝人寰的人类犯罪，更让人看到背后政府部门和官员极度缺失的责任意识。

密云踩踏事件，安徽阜阳劣质奶粉事件，“圆明园防渗工程”事件，齐齐哈尔假药事件，松花江污染事件，哈尔滨550万元“天价死亡”事件，山西左云特大矿难瞒报事件……难以枚举的各类恶性事件，无不将政府监管职责的缺失暴露于众：问责政府成为必然。

2004年6月，一场“审计风暴”揭开了政府问责制的新篇章，随后的“环保风暴”更点燃了社会各界对问责政府的热切关注，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引咎辞职，向社会传递出了“高官问责”的强力信号。2005年7月9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内容涉及定职定责、评议考核、责任追究，利剑直指行政“不作为”、“乱作为”和随意执法。在中央立法的带动下，深圳、成都等地出台了行政首

长问责暂行办法等，将问责制不断推向末端。

在经历磨难中成长，中国政府在一次次问责的压迫下逐渐成熟起来，面对各种突发事件时少了几许彷徨，增添了几分自信。2003年的春天，肆虐的“非典”考验着政府应急处置能力，国务院花了不到20天就颁布《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条例》，各种责任机制确保了政府行政效率，在很短时间内遏制住了疫情蔓延。2005年下半年，面对肆虐的禽流感，国务院又出台了《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从非典防治初期的手足无措，到禽流感的从容应对，这反映了政府公共服务主体意识的回归和应急能力的提高，也预示着中国政府在疫情的考验中越来越走向成熟、理性、负责。

“玻璃缸中的金鱼”

“政务公开”是现代政府的生命表征。对中国的老百姓而言，法治政府最直观的感受莫过于“透明度”了，在一系列公开机制运作下，各级政府成了“玻璃缸中的金鱼”。

在“入世”之初，中国政府就加快了政务公开的步伐，酝酿政府信息公开立法。2005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颁布《关于进一步推行政务公开的意见》，明确提出“经过不懈努力，使政务公开成为各级政府施政的一项基本制度”。全国31个省区市普遍建立了政务公开领导机构和办事机构，国务院38个部委建立了政务公开领导机构。10月1日起，中央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开通，成为政府的一扇新窗口。也在这一年，我国首部民主政治白皮书亮相，坦陈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改革和完善政府决策机制。2007年1月17日，国务院最终通过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阳光下的政府法”清晰地描绘出一条“政务公开”的路径。

听证无疑是新世纪中国政府政务公开的核心关键词。自2002年1月铁路票价首开全国听证会以来，各种听证会如雨后春笋，虽然有些沦为了花瓶式的摆设，但其背后蕴含的政府运作透明化、行政决策民主化的程序价值依然不可小觑。

政务公开蔚然成风，公民权利才有坚实保障。一周内“105次违章，10500元罚款，210分记分”，这是安徽来京务工人员杜保良在首都创造的交通违纪记录，由此引发的“暗中执法”讨论，促进了行政执法公开的步伐。从当年的8月份起，北京的违章司机就会接到“处罚通知书”，其他各地交警部门也纷纷采取了通报举措。“便衣”测速、“伪装”设备统统叫停，江苏、广东等地警方陆续出台了“透明执法”新举措，极大地保障了公民的知情权。

如今，政府不再“侯门深似海”，敞开了胸襟接受阳光的普照。2002年《政府采购法》，使政府采购成为“阳光下的交易”，“裸”的政府行为更加受到百姓欢迎。《行政许可法》的实施，终结了以往“办一个证要跑十几个部门”的历史，上海和深圳的市民办理护照只需要两三分钟的时间，地方各级政府和国务院各部门共建立2100多个综合性政府服务中心，采取“一个窗口对外”、“一站式办公”等方式，为纳税人提供最便捷的优质服务。

反腐肃贪，走向廉洁政府

法治政府必须是“廉洁政府”。如何根治腐败毒瘤，成为人民政府增强自身生命力的重大历史性课题。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反腐也到了危急关头。广东湛江特大走私受贿案，创了建国以来的两个“最”走私数额最大，涉及党政机关、执法部门受贿人员最多。

愈演愈烈的腐败案件，昭示了反腐斗争的艰巨性和长期性，也坚定了党和国家整治吏治的决心。据统计，党的十五大以来，全国省(部)级以上机关共制定党风廉政方面的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2000余项，其中中央纪委、监察部制定的有120余项。江西省原副省长，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安徽省原副省长，黑龙江省政协原主席，安徽省政协原副主席，北京市原副市长，国家统计局原局长，上海市市委书记等巨蠹陆续落马，破除了旧社会“刑不上大夫”的迷信。而2007年原药监局局长案更是让人始料未及，600余万元的受贿金额居然让其走上“不归路”，打破了近年来省部级腐败高官“坦白、认罪、退赃”即可免死的惯例，不仅彰显了政府擎剑反腐决心，且透露出中国反腐的新动向。

政府腐败，以居多。为此，中国政府在2006年开始向商业贿赂全面宣战，剑指工程建设、土地出让、医药购销、政府采购、商业保险、银行信贷、证券期货等腐败高发的重点领域。6月，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表决通过了刑法修正案(六)，将商业贿赂犯罪的主体扩大到公司、企业以外的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一时间，全国68名厅局级干部涉嫌商业贿赂纷纷落马。截至2007年6月，全国共查处商业贿赂案件24879件，涉案金额61.56亿元。其中，涉及国家公务员的案件5523件，占案件总数的22.2％。与此同时，全国检察机关的反渎职侵权工作也如火如荼地开展，在每一次重大责任事故中都挖掘出一批“不落腰包的腐败分子”。

种种迹象表明，党的十六大以来，腐败现象滋生蔓延势头在一定范围内得到遏制，违纪违法案件总量呈下降态势，这也获得了民众广泛的认可和赞许。反腐肃贪未有穷期，但中国政府已然高举法治利剑，朝着廉洁政府迈出了坚定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