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皇帝论秘书之道

永乐皇帝是明朝第三任皇帝，也是明朝继太祖朱元璋之后又一位雄才大略的皇帝。他即位不到两个月，就先后命解缙、黄淮、胡广、杨荣、杨士奇、胡俨、金幼孜等七人直文渊阁，参与机务。这七人品秩均未过五品，挂衔翰林而无公开身份，但从性质来说，近于皇帝的顾问或机要秘书。七人中的杨士奇著有《三朝圣谕录》，记叙了永乐皇帝对秘书的一些要求，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养清谨之风

永乐五年（1407）冬，曾任都给事中的广东布政使徐奇进京，带来了一些岭南土特产送给朝中诸大臣。永乐皇帝不仅知道了这件事，而且掌握了受馈赠大臣的名单及每个人收受的物品。就此事，永乐皇帝单独召见杨士奇，把名单给他看，问：“这上面为何独独没有你的名字？”杨士奇答道：“徐奇曾做过都给事中，原来在朝廷任职时就与名单中的这些官员有交情。徐奇离京时，这些人都去送行，并作诗文赠之，现在徐奇馈赠这些土物，乃是答谢当初的这份情谊。这也是官场上的人之常情，不算是行贿。他离开京城时我正好生病，没有去送行，所以他送来的礼物就没有我的份。”

永乐皇帝再问：“如果当时你没病，是否也会去赋诗送别？”杨士奇对曰：“肯定会。那么今天的这个名单上也会有我的名字了。”

永乐帝听了杨士奇的解释后就没再追究此事，但他诫谕杨士奇：“为臣当戒私交，为士当务清谨。”戒私交就是不拉帮结派，不搞庸俗的关系圈子。务清谨就是要清正廉洁、两袖清风、谨言慎行、缜密细致。

2.行务实之举

明太祖朱元璋规定，皇帝要定期学习，并由大臣组成教师组进行讲授。最初担任教师的都是翰林院学士和殿阁大学士等。永乐二年（1404）六月，杨士奇等进呈讲义给永乐皇帝审阅。讲义述古论今，通俗易懂，永乐皇帝看后很满意，指示杨士奇等：“尔等于讲说道理处，必举前古为证，庶几明白易入。”又强调：“帝王之学，贵切己实用，著讲说之际，一切浮泛无益之语勿用。”

切己实用、勿用浮泛无益之语，这既是永乐皇帝对大臣讲学提出的要求，也可以说是对秘书工作提出的要求。杨士奇等七人在永乐时期承担着“进呈文字、商机密、承顾问的职责”，无论是进呈文字、参谋顾问，还是商议机密、参与机务，都必须行务实之举，否则会给皇帝的判断和决策带来失误。

礼部尚书郑赐奏对时屡屡失措，永乐皇帝因此十分讨厌他。永乐六年（1408）六月，郑赐突然去世，永乐皇帝得到消息后问翰林诸臣：“以前从未听说郑赐生病啊，他是不是因奏对失旨而自尽的呢？”杨士奇答道：“我看郑赐生病已有些时候了，只是因胆小而不敢请假，强撑着上朝。昨晚我和他同立右顺门外，他体力不支倒地，有呼无吸。我当即请他的随从送他回去了。”没等杨士奇讲完，永乐皇帝即谕翰林诸臣道：“郑赐是君子啊，只是能力稍差而已。赶快撰写祭文，遣官致祭。”当晚他又单独对杨士奇说：“早上要不是你将实情说出来，我差一点就错怪郑赐了。自今有事，但直言勿隐。”

“自今有事，但直言勿隐”，就是要忌虚假、讲实话。

3.作有用之文

永乐二年（1404）某日，杨士奇等进呈草拟的发于边将的敕令，请皇帝定夺。永乐皇帝见敕令文采斐然，便说道：“武臣边将不谙文理，只用直言俗说，使之通晓，庶不误事。他日编入实录，却用文。”这是对秘书的文风提出要求，即要根据对象和用途作文，这样才不会误事。

受赋体和骈体的影响，汉唐以下的公文一直存在词藻华丽、浮躁不实的毛病。对这种文风太祖朱元璋非常反感，洪武二年（1369），他向翰林学士詹同提出：“自今翰林为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务者，无事浮躁。”洪武九年（1376），茹太素上书一万七千余言，直到一万六千余字时才讲明意图，太祖责备道：“彼浮词者，徒乱听耳。”太祖提出公文要“实”，永乐皇帝进一步提出公文写作要看对象，比如针对武臣的公文就要用通俗易懂的大白话，那些卖弄词藻的公文不利于政令的贯彻执行。

永乐皇帝所论的秘书之道，在今天看来都是常识，这些常识是古人和前辈的经验总结，也是被无数实践证明为行之有效的理论和方法，今天的秘书人员更应该以此为准则开展工作。

（摘自《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