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文化作品的生态学考核述评

中国文化作品的外译处于多重维度交织的生态位上,一方面,文化资源丰富且有输出的要求,而现实中却常遭遇西方的抵制和限制;另一方面,中西文化和语言的差异与中国翻译现状为文化作品的翻译带来了客观和主观上的困难。面临一推一拒的矛盾和译事之难的现状,如何更好地实现中国文化作品的外译和传播,可从以下几个阶段探讨。译前决策译前决策的内容既包括翻译对象即“译什么”,也包括翻译策略即“怎么译”。“译什么”是对外翻译的首要问题,文本选择正确与否直接决定着翻译及后期传播的成败。当前形势下,主要涉及国家翻译及传播政策的制定和翻译群体的译本选择,其影响因素众多。由于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受到主客观的种种限制,首先要考虑能不能译,即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的“合适度”,需斟酌是否符合中国对外传播的需要,是否符合目的语国度的规范。其次,要衡量有没有价值译,文化作品本身是否具有足够的吸引力,能否激发西方读者主动接受的兴趣。“怎么译”则是翻译的第二步,需要进行深入的跨文化研究,对文化作品外译和传播进行生态位的历时考察。选取的文本是否已经翻译过,如果已有译本,在国外的传播情况如何,成功的经验何在,失败的教训是什么;如果尚未有译本,则本次翻译应当采取何种策略和形式,本文本其它语种或同类作品有无翻译及其经验与教训。特别提出,中国文化作品由于其独特性,可采取多样化翻译策略。如唐诗在法国的译介曾有多个译本,其中德理文、朱迪特和程抱一的唐诗法译集风格迥异,尤以朱迪特的《玉书》独特,甚至引发了是否属于译作的争论,但却得到了“奠定了中国诗歌在法国乃至欧洲的传播基础”[12]的评价,同样的例子还有庞德的中国古诗英译。在翻译的忠实角度上,他们可能稍逊一筹,但其对文化传播的贡献却不可磨灭,其效果往往是出人意料的。生态学上,“环境是多样化的,并且是不断变化的,生物对环境的适应性也是多样化和变化的”[2]66,同样,生态翻译学提倡译品的多样性,应承认并肯定其对译介与接受做出的贡献。

翻译操作只有对所处环境及环境中各种生物和非生物因素有清醒的认识,明确“物竞”之规律与“天择”之本质,才能做生存之“适者”,翻译活动亦是如此。翻译行为并非“独立于其他因素之外的纯语篇操作,在翻译行为实施之前,已经存在先在的系统结构,影响和制约将要实施的翻译行为”[13]。“译文必须遵守译入语文化规范或社会政治权力的制约。翻译生态环境对任何翻译主体都是一个统一体,不可超脱,不可逾越,只能顺应”,“翻译活动受两种权力话语的制约,要在……种种矛盾中,处处寻找平衡点”[14]。过去我国多以译入为主,译者熟悉目的语社会文化,对翻译中“合适”与“不合适”判断较为容易。“翻译者和翻译研究者通常甚少甚至完全不考虑翻译行为以外的种种因素,……而只关心语言文字转换层面的‘怎么译’的问题。”[15]而今日面临中译外的课题,把中国文化介绍给外国读者,就不能按照“译入翻译”的理念指导“译出翻译”了,“译入语文化中的读者的接受状态往往会不同程度地作用于翻译过程,介入译者的审美判断和语言选择”[16],“诸如传播手段、接受环境、译入国的意识形态、诗学观念”[15]等都要纳入考虑范围,因此必须调整翻译策略。具备译入语和译出语双重优势的译者自然是最佳,其译品将建立在对中国文化作品较为透彻的理解和领悟基础上,必要时甚至可做文献考证,以保证翻译的准确性;又可熟练驾驭译入语,并基于对西方文化的了解,用西方读者可接受的方式阐述中国文化。法籍华人程抱一先生堪称楷模。他自幼受传统文化熏陶,奠定了扎实的古典文学功底;20岁远渡重洋赴法留学,50多年的文化浸淫,使他对法语驾驭自如,汲取了西方文化精髓;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的执教,面对文化背景和思维方式皆与东方不同的西方学生讲解唐诗,为其积累了丰厚的跨文化传播经验。其唐诗译本便表现出“介于两种倾向之间的特征”,既非自由体,又非移植式的格律化,而是“兼顾原诗的意义与形式,努力达到两者的平衡”[17]。无怪乎“在巴黎文化界几乎是人手一册,他们中的不少人是通过程抱一先生的这两部书①来了解中国文化,进而来接近中国、热爱中国的”[18]。然而,双文化优势对于多数译者常常难以兼得。在此情况下,可尝试寻求中西合作,集双方优势于一体。例如,中国外文局与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于1990年启动的“中国文化与文明”系列丛书,便是中外合作翻译、介绍中国文化的项目典范②。此项目同时开拓了中外合作的广度,外国专家由此前仅进行文字润色拓展到参与从选题到出版各个步骤的合作。此外,加强译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将有助于其素质和能力、翻译效率与译本质量的提高,包括国内译者之间、国内与国外译者之间的交流和学习。

传播阶段文化作品译出后,面临的将是传播考验。能否将翻译作品成功地向目的语国度输出和传播,决定了翻译工作价值能否实现、文化走出去战略最终能否落实。重视研究文化传播规律和充分进行文化市场调研,对中国文化外译作品的传播至关重要。“不同体制的国家,有不同的文化传播途径,既然是面对国外,就必须要非常清楚国外出版发行体制的惯行方法,要融入对方的社会,习惯他们的操作流程,例如经纪人、机构与出版系统之类。”[19]掌握翻译和传播活动固有的规律,将使我们的文化走出去事业事半功倍。而文化市场调研则可以提高传播的效率,掌握译入语国家不同地区的文化市场情况和受众喜好,便可有的放矢地输出和宣传;此外,借助市场外力,撬动经济杠杆,将有助于实现文化输出与经济收益的双重效果。拓宽生态位宽度亦非常重要。“生态位宽度是物种利用资源多样性的一个指标”,即“有机体单位所利用的各种各样不同资源的总和”[20]。包括仅能利用一小部分资源的“狭生态位”和能利用很大部分资源的“广生态位”。表现在作品传播中,即借助外力实现“东学西渐”。例如充分利用当今发达的科技成果,广泛运用多种传媒渠道,有效组织文化交流活动,为文化作品的输出做好宣传,提供平台。此外,还可考虑采取与他国文化传播合作的方式,将不利条件转化为有利条件,将竞争对手变为合作伙伴,共同为文化市场呈现一场饕餮盛宴,在合作中实现共赢。优化提升一次翻译活动是独立的,但翻译活动总体是无限循环的。此次的翻译经验和教训应当为彼次翻译活动所汲取和借鉴。在完成一项中国文化作品的译介后,应当对全程中的问题及时归纳总结,并制定出更为完善的策略和优化方案。例如译者的文化优势问题,尽管可寻求中西合作,但仍不能放松对具有双能力译者的培养,国家和组织应致力于为其提供良好的成长环境,为更有效的文化传播提供智力支持。此外,促进再译复译是必要的。“翻译生态环境是动态的、不断变化的,……因此一些译品的‘再译’、‘复译’也就可以视为翻译活动中的一种自然现象了。”[21]随着中西交流的加深和社会文化的变迁,读者的审美观念也在变化。不同时代社会将会提出不同的文化需求,而翻译研究和译者本身也在不断成熟完善。提倡译本的多元化、多样性是客观需求,也是社会发展和翻译发展的必然[22]。最后,在翻译和传播过程中要尽力拓宽生态位。学习借鉴他国的成功经验,博采众长,取他人之长补己之短,加快自身的发展。例如法国文化传 播战略很值得借鉴,战后法国文化霸权面临失落,国家迅速启动法语联盟政策,2008年奥运会期间又专门派出专家协助中国译者翻译相关术语等等,诸多措施有力地提高了法兰西语言的地位和国家的形象。我国在翻译行业规范方面也借鉴了德国和美国的经验,于2003年11月颁布了中国首个《翻译服务规范》,这对于翻译事业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