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曼殊写情小说中的新旧矛盾解析

摘 要：清末民初时期是中西文化融合和碰撞的激烈时期，这一交流过程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苏曼殊的写情小说从思想内容上充分地表现出了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小说的影响，新与旧的矛盾在他的小说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因此对这一矛盾的研究和分析对于更加清楚地梳理中国小说的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

关键词：苏曼殊；写情小说；新旧矛盾；思想内容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4-0213-02

清末民初是中国文学界发生变革的“阵痛期”。随着1902年，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高呼“小说界革命”之后，中国小说开始了其新的旅程。虽然梁启超提倡小说革命的主要目的是用于宣传革命，“从政治小说入手来提倡新小说，小说固然是‘有用了’也‘崇高了’，可仍然没有跳出传统‘文以载道’的框架，只不过所载之道由‘忠孝节义’改为‘爱国之思’罢了”[1]1，但是这也为小说的各种类型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可能，加之翻译小说的兴盛、报纸报刊业的繁荣发展，中国本土小说在受到域外思想的影响之下，自觉不自觉地进行借鉴，“先是主题意识，其次是情节类型，再次是小说题材，最后才是叙事方式”“这种借鉴逐步从小说形式的外部向内部转移”[1]10。

新小说有很多类型主要包括这几个方面：社会、言情、侦探、科幻等，关于写情小说又有哀情、苦情、艳情、悲情，而写情小说中有颇高造诣的传奇人物之一就是苏曼殊，他将写情小说的发展推向了另一个高潮。“凭借较为深厚的外国文学、文学修养，苏著小说《断鸿零雁记》颇得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神韵，开创造社第一人称抒情小说的先河。”[1]117苏曼殊一生短暂而又富有传奇，他写得完整的短篇小说有五篇：《断鸿零雁记》、《碎簪记》、《绛纱记》、《焚剑记》、《非梦记》，未完成的《天涯红泪记》只写有两章，以及他与陈独秀合译的雨果的小说后来被命名为《悲惨世界》。他的小说在当时社会中不仅独树一帜，而且他的诗歌、译诗、绘画更是令后人推赞、称颂。因此本文试图在中西文化碰撞和融合这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解析苏曼殊小说中所表现来的各种新旧思想矛盾和新旧叙事矛盾。

一、中、西文化选择的困惑

苏曼殊的小说中通常会有两形象鲜明的女性，这两个女性都非常完美，作者让男主人公在两个女性之间徘徊、挣扎，如《断鸿零雁记》和《碎簪记》在这点上表现得十分明显。《断》可谓是苏曼殊的自叙传，全文主要有两条感情线索，一是余（三郎）与雪梅的感情，二是余与日本表姐静子的情感纠葛，看似老套的情感故事却包含着深刻的思想意识。雪梅“古德幽光，奇女子”，象征着中国最传统的妇人形象；静子“性情娴穆”， 代表着域外女子的形象，面对着两个绝世女子，三郎在痛苦挣扎，最终以自己是三戒为俱戒之人为借口拒绝静子的感情逃离东瀛，回国后可仍无法摆脱红尘，当得知雪梅早已因他绝食而死之后，三郎不辞千辛万苦回到故地想探拜雪梅的墓地，结果却无处找寻，故事由此结束。在这篇小说中我们不仅能够看出作者的情感矛盾，也更能察觉到隐藏在其中的深层暗示，雪梅|静子分别代表中|西二元的对立，苏曼殊所处的民初是西方文化对中国本土文化入侵的时期，中国的文人志士在中与西的文化选择当中不知所措，这是当时社会在苏曼殊身上所产生的影响，也是当时整个社会所共同面对的问题，最终三郎的出逃充分表现出作为当时的文人，曼殊也不知道在中西中是怎么取舍。《碎簪记》与《断》的情结差不多，也是一男二女的模式，一个是中国古典女性，一个新时期受到外国思想浸润的女性，同样难以取舍，只好大家都走向死亡。也许死是最好的解脱，可是留下来的问题仍需要人们去解决。俄国著名的作家巴赫金关于作家的“两种视野”的理论中曾这样说过，作家的第一视野照例会触及到社会现实的本质因素。社会现实作为一种外在的生存空间与结构，毫无疑问地会对作家的写作产生重大的影响。于是苏曼殊的小说中就透露出中西文化选择困境这一思想主题。

二、恋爱自由、人人平等与封建思想的斗争

苏曼殊的小说是才子佳人模式，也就是说明他想要表现的是男女之间的婚姻恋爱。可是虽然主题思想是老旧的，但是以死亡或有情人终不能在一起作为小说的结局却是表现出了另一方面思想主诣――追求婚姻恋爱自由，追求女性的自我权利，反对封建礼教对人的压迫。

清末民初的小说在题材方面比较单一和集中，不外乎官场和情场两个大方面，而情场小说则具体表现为“无情的情场”和“三角恋爱”两个主题模式，苏式小说通过死亡这一极端的表现形式，沉重地控诉了封建社会对年轻男女身体和心灵的残害，深刻揭示了封建制度的黑暗与无情。在苏曼殊小说中最能表现这一思想主诣的要数1916年创作的《碎簪记》，文中的余经历了男主人公庄在感情上的痛苦挣扎直到最后去世。《碎簪记》的故事还是比较老套的才子佳人模式，但是揭示封建社会对恋爱的残酷之深，数这篇小说为最。男主人公庄从小失去父母是由其叔婶抚养长大，庄的好朋友出国时将自己的妹妹杜灵芳托付给他，但两人日久生情，可是这段感情却遭到他叔婶的强烈反对，其婶欲将她的侄女嫁给庄，虽然他的表妹性情端庄、贤蕙，可是庄已经在前爱上了灵芳，他就不愿意接受另一段感情，然而叔婶之命难违，“始吾不也有违叔父之命也”最后他在左右为难痛苦中死去，更为凄惨的是两个女主人公也都自杀殉情而死。“苏曼殊小说中常常出现三角恋爱的场面，而且都是两个美丽而痴情的女子主动追求一个柔弱多情的男子，其中恩恩怨怨，自是扣人心弦，可惜最后都是落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1]224自古描写男女恋情反抗封建礼教的小说不在少数如《孔雀东南飞》、《西厢记》，虽然情节曲折但是最后的结局都是圆满的，大家欢欢喜喜。可是苏曼殊小说中的男女反抗封建礼教是以死亡作为代价的，作者想以死亡来警醒世人，因为悲剧的力量比较喜剧的力量更加震撼人心，喜剧只会麻痹人心，让人在不知不觉中忘乎疼痛，自我安好而停滞不前。直到外国大炮击碎了国家大门，才敲醒正在做美梦的士大夫。千年的封建社会孕育着吃人的社会，残害了多少无辜少男少女的鲜活生命，扼杀了多少“觉新”“梅”们，使他们成为封建礼教的祭奠品。除了《碎簪记》之外，表现追求自由恋爱的还有《非梦记》。 “所谓‘苦情’‘怨情’云云，十有八九是要死人的；死一个还不够，经常是恋爱双方，三方全都死光，如果主人公只是自我放逐或者落发为僧尼，那已经得感谢作家的心慈手软格外开恩了。”[1]264在《非》中作者就没有那么残忍，手下留情了很多。男主人公海琴与薇香相爱，但是他的婶氏嫌弃薇香家境贫寒，想要海琴娶累家千金的自己侄女，最后迫使海琴出家，薇香死亡，可见封建等级观念对男女婚姻自由的残害。

虽然苏曼殊的思想中有新的意识，但是在他的小说当中仍旧存在着传统的观念。在《碎簪记》他有这样对男女恋爱自由误识，“方今时移俗易，长妇姹女，皆竞侈邪，心醉自由之风，其实假自由之名，而行越货，亦犹男子借爱国之义，而谋利禄”，并且还喊出“天下女子，皆祸水也”这样自相矛盾的话；《焚剑记》又借阿蕙之口说“女子之行，唯贞与节，世有妾人，舍华夏贞专之德，而行夷女猜薄之习，向背速于反掌，犹学细腰，终饿死耳”[2]243。在此我们可以看出在曼殊思想意识上守旧的方面，这是处于中西冲撞时代的文人志士身上所不可磨灭的印记。

反对封建礼教，追求恋爱自由，同时我们还能发现苏曼殊小说中对人的发现，尤其是对女性的悲惨命运的描写。《梦剑记》写于1915年，主要写阿兰为了婚姻自由而反抗其姨氏的逼迫而最终出走寻找心上人狂士陈善的坎坷遭遇。她的这一形象是变化发展的，经历了两次逼婚，她勇敢反抗无所畏惧，从她身上反射出两方面的主题：一是作为封建传统女性，她反抗姨氏也即是封建家长的代表对她的压迫，充分表现出她的反抗性；二是作为人，她央求掌握自己的命运，追求自己的理想至死也不会改变。从这两个方面可以清晰地看出苏曼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和同情。封建社会对人的压迫，尤其是对女性的压迫已经有着非常久远的历史了，纵然到了现代社会由男权话语领导地位的社会女性的地位都是属于从属的“一种以儒家文化为主轴的儒家女性――是守法父权社会底下一种最基本的压抑概念”[3]14。在《焚剑记》中作者更加深刻地刻画了几个惨遭蹂躏的女性形象，更加明确揭露出封建社会将女性的物化，致使她们丧失最基本的人权。老妪从小就被父亲卖给别人作，当父亲想将她赎回时，她的身价已经上涨，“吾仅收四十金，而是时余身价已张至三千”，然而当她有幸被胡别驾“慨然以四千金为余脱籍”，“可吾夫又日日虚词诡说，视我为一玩具”在这里人是可以用钱来购买的，老妪由人变成了金钱符号，变成了玩具，可见社会对女性人权的漠视。后世评论苏曼殊为南社的“异类”，同时他也是近代文学的“异类”，在大多数作家都在揭露官场黑暗，宣传革命思想之时，曼殊大师却在用他的笔控诉整个封建社会。

三、结语

苏曼殊大师的一生可以用传奇两个字来概括，他放荡不羁却为人坦诚；一生孤苦伶仃、四处漂泊、穷困潦倒却视金钱如粪土，他的一生都在情与僧之间痛苦挣扎，直至死亡才有个了结，他的一生虽然短暂却给后人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中西文化的碰撞和融合这一特殊历史造就了苏曼殊，使他与生俱来的才气得到展现，这不仅指的是佛学与绘画还有诗词与小说。尤其是在小说上更是表现出苏曼殊对西方小说新的思想主题、叙事技巧的吸收和运用。他的小说在传统才子佳人的模式中注入恋爱自由、人权等新观念，充分地表现出他对封建社会扼杀恋爱、残害妇女身心的种种罪行批判和揭露；他运用第一人称叙事手法直接呈现人物痛苦、迷惘的内心世界，深度刻画了人物形象，这些手法的使用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生产了巨大的影响。

参考文献：

[1]陈平原.20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2]苏曼殊.焚剑记[G]//苏曼殊全集（二）[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

[3]林幸谦.荒野中的女体――张爱玲女性主义批评[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