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商关系如何转型

【政商关系的“前世今生”】

私营经济和民族资本家曾在较长一段时期内成为历史名词。直到1998年，改革开放20年后，私营企业主才达82万户。轻商的观念和制度一直残留到上世纪80年代。

进入21世纪，一方面由于国企改革抓大放小的举措基本到位，另一方面产业转型升级和市场化程度提升，使得许多新兴的产业和行业不再需要依赖地方政府的直接支持，而是更加依赖于市场环境本身。新崛起的一代新兴产业掌门人，如马云等电子商务产业和马化腾等即时通讯产业的领军者，基本上是由市场造就的。加入WTO后，国内市场环境也得到改善，由此，商人的独立性大大增强。十以来，在市场主导性不断增强的情景下，很多人开始期待一个政府以商人为“友”的时代。

从中国政商关系起伏跌宕的历史进程中可以看到，经济和企业的命运受到政治直接、深入和长久的影响。演进到今天，政商关系的主要特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商关系总体上由政府主导，二是政商关系以非正式的互动为主要形态。

政府的手触到经济和社会的各个角落。在商业活动的任何一个环节，如生产、销售、交换、消费等，都有政府的身影。有所成就的商人背后，不时有着地方政府官员的影子，政商之间的一些非正式互动是在法律之外、制度之外进行的，这就导致个人之间的交往成为政商打交道的主要形式，甚至涉及腐败等问题。有时候，企业如果要生存和发展，就必须搞明白政府是怎么想的，政策法律出台的基本规程是怎样的，这与企业的生死存亡休戚相关。但问题在于，受传统和体制所限，党政运作具有一定的封闭性。虽然信息公开和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已有进展，但是政府外在于市场、高于市场的基本格局，以及政府内部流程的封闭性并未完全改变。突出地表现在许多重要政策出台前并未与各界充分互动，而只是在内部进行交流，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一种无规则互动的状况，容易导致权力寻租和形成官商交易的温床，甚至造成企业的溃败。像上个世纪发展势头良好的健力宝企业，就是由于无法处理好和当地政府的关系，一蹶不振，沦为二流企业。

【政商关系亟待转型】

近年来，随着中国政治生态的变化，政商关系也在逐渐改变，主要表现在新一代商人的成长、反腐败的深入和政府激励机制的变化。

新一代的商人成长起来并对经济和市场提出了新的要求。马云、马化腾等新一代商人靠技术和创新起家，奉行着与老一辈商人完全不同的生意准则。他们更多地依赖市场，商人之间的联系也比前辈更加紧密，等等。至于新一代商人与政治之间的关系，靠市场起家的商人，应该说其本质上是独立的，而非依附于政治。作为一个群体，其与政治之间的差异也会越来越大。

随着新商人群体的成长，从长期趋势看，商人对于官员依附的关系将越来越淡化。企业家地位的上升使其寻求更多的政治空间和更优化的市场环境。因此，与政府而不是与政府官员建立制度化的关系就成为必然选择。这对政府改革形成了压力和动力。很多企业开始设立政策研究室，以寻求对于政府政策和法律规章的更有效理解，而非像以往那样寄望于和官员个人发展良好关系。

而在商人群体本身发生变化的同时，原有的政商关系的制度框架和原则正在发生改变。特别是十以来，反腐败工作的深入进行，使得原来非规范化、非正式的政商交往正在遭遇危机。而反腐败工作的一个重点即打击政商之间的非法结合。

从政府内部的执政方式看，原有的政绩激励机制也在改变。综合治理要求官员与方方面面的机构和人员打交道。如社区综合治理就必须依赖政府基层、社区组织和公益组织的力量；地方基层治理创新也需要发挥乡贤的咨询作用；而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也要依赖市场的力量。对于市场来说，减少审批、还市场以自等举措，就是对市场最大的支持。如果政府退出成为大势所趋，那么政商关系就存在制度化的可能。这一切表明，原有的非正式的政商关系正在受到挑战和质疑，而制度化的政商关系开始提上日程。

对于政商关系制度化来说，最大的阻碍来自政府本身的治理习惯。对一些官员来说，法治化会限制政府权力，他们并不愿意放弃这种权力。此外，商人群体本身也存在着路径依赖。以往的模糊、非正式的政商关系滋养了规模不小的利益集团。央企的情况自不待言，民企中也有相当部分依赖政府的资源配给。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通过私下交往，一方试图将手中的权力寻租，一方欲借官力谋求不当利润，政商之间形成稳定的利益结构。

同时，政商之间的扭曲关系还不仅表现为利益勾结，也表现为利益争夺。在论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阶层特点时曾提到，民族资产阶级的反动落后的一面，其实是因为其弱小而只能选择成为官僚资本的附庸。这样的判断在今天也并未过时。在新一代商人群体获得完全的成长之前，商人阶层与政府的博弈不可避免地处在弱势地位。更令人忧虑的是，巨大的财富增长往往会刺激某些官员对财富的掠夺，经济高速发展时，不正当交易会使财富从商人手中转移到官员手里；经济放缓甚至下行时，一些地方又可能会提高税费，以保持权力扩张的资源底气。

不能不重视的是，社会上一些极左思潮的存在，对于建立健康的政商关系具有极大的破坏性。时代对于民营企业家的大规模剥夺并非从一开始就发生的。之前经历了个人崇拜、唱红，之后才有“打黑”。事情是一步步发生的，而极左思潮的逐步发展最终一定会影响到经济层面。对商人的污名化解读始终存在，且有着一定的群众基础。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商人的不安全感开始增加，海外房地产投资、资本外流、海外产子等，都在印证这个状况。因此，以制度化为大方向，争取建立健康正常的、法治基础上的政商关系已成当务之急。

【政商关系制度化的可能性】

新型政商关系要突围而出，关键点有三：

首先是划定公权力的边界，让市场成为配置资源的基本力量。主席在2015年11月召开的中小企业会议上讲话，认为政府官员对待私营企业要做到“亲、清”两字――既要以企业家为友，促进企业发展；又要厘清政府和企业的关系，使之规范化，就是这种变化趋势的体现。而国务院最近几年出台简政放权、取消和下放审批权、推行工商登记制度改革，以及计划以新股发行“注册制”取代“审批制”等，都是有利于遏制权力之手乱伸的举措。

其次，商人阶层要主动建立规则意识和制度化的博弈程序。包括激活各种行业协会及企业家团体。通过代表企业利益的商会、行业协会、同业公会与政府进行沟通。通过行业组织化的方式与政府沟通，不但可以降低沟通成本，提高沟通效率，更重要的是将一种非正式的、个人关系为主的政商关系转化为组织对组织的制度化的政商关系。

最后，商人们对短平快政策的向往远远超过对法制的向往，这就制约了他们的眼光和境界。今天的商人阶层不但可以通过行业协会等方式强化彼此之间的联系，也可以通过公益活动、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等方式强化与社会其它阶层的联系，寻求更广泛的法治化的社会平台。在柳传志的回忆中，上世纪联想集团的进口业务曾饱受折腾，其原因仅在于得罪了一个小小的海关官员。也因如此，柳传志在接受人民网记者专访时说：“社会地位有时候让我们深感荣耀，有的时候觉得是不是有这个地位，仍然有怀疑。企业家首先还是很希望得到社会的认可，特别是党和政府的承认，是用法律的形式来保证和完成的。”但是，这样的前景并非恳求就可以得来，还需要社会其它阶层的支持，建立在广泛的阶层合作基础上的政商关系、商民关系，才能共同促使国家治理体系的变革。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政治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