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0-12 08:17:35
《韩显祖造像》立于北魏永熙三年（公元534年）六月。志石曾为晚清金石名家端方所藏。原拓高25厘米，宽55厘米，共20行，满行11字～15字不等。字形点画锋颖外露，峻拔自然，风格稚拙天真。佛像为文字所包围，整个造像颇为精美。造像佛龛有的依托山体，高大壮观，有的隐含岩石之身，精美巧妙，《韩显祖造像》属于后者。康有为曾提出魏碑有“十美”，可惜他老人家没有后人的眼福。现在要说“二十美”可能都不止。很多新面世的造像，因为露面时间短，名气可能比不上原来的“龙门二十品”之类，但艺术质量并不逊色，至少是各有千秋。正所谓，前人有前人的先机，后人有后人的福祉。
公元534年，北魏分裂成东魏和西魏。国家分裂，必然导致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振荡和变化。然而从此造像看不到草率和纷乱，一片宁静祥和的气象。这应该得益于宗教的安抚。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儒释道有各自的理论体系，有各自的文化特征，共同具有教化、资治的特点，由此而构成互为包容融合的基础，也由此构成了复杂的历史文化现象，凸显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总的文化特征。佛教修行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破除“我执”与“我见”，让人把贪、嗔、痴、疑等放下，将人通过眼、耳、鼻、舌、身、意等感知世界所获得的“虚幻的表象”打破。这是一个艰难的改造过程。佛教中用“熏染”一词来强调修为的漫长与渐变的特征，提升对于佛的“信靠”和对于觉者智能的“恭敬心”，是完成修行的重要基础。对比来看，书法同样存在有一个潜移默化的“熏染”过程，造像需要敬造，书法需要敬畏，造像有一种神灵，书法有一种神圣，最直接的，造像需要“养”，书法也需要“养”，养心、养气，等等。
由此拓片而观之，运笔随意，起笔不再是方锐形状，斜切入纸，与后来伪托褚遂良的《阴符经》以及版本精美的冯承素《兰亭序》类似的笔意出现。起笔随意，如“士”、“李”、“韩”、“率”等字，许多入纸动作自然保留，流动感极强，十分率意。魏碑中那种刻意僵硬、程式化的用笔，变得很清新。善用短笔画，如蜻蜓点水，意味深长，“士”、“李”二字风姿曼妙，“宋”字有多笔点画，各见不同，妙处全在用笔瞬间之变。“永”字取篆法，起笔点使得字势向右飞动。再看转折处理，“甲”、“是”、“国”、“韩”四字，各有变化的同时，转折中行笔的提按已有细微不同。“韩”字横画多，粗细不同，完全是一种自由自在的书写。“那”字借篆书结构而成，笔画细致锐利，“光”字出钩移位夸张，“老”字波磔顺势放出，隶意很浓。收笔亦随意，有汉简的味道，甚至与后世金农的“漆书”有相通之处。这是“书写性”所产生的解构作用。既是对原有规则的破坏，同时也预示了一种新气象。
结体极具趣味，“就”、“舍”、“饥”、“岁”字形方正中有变化，静中寓动。“就”字左侧三个点画一气呵成，并不在意形状，很轻松。“率”字有意处理成对称之态，不拘一格，“爱”字欹侧变化，“庸”字的瘦高和“那”字扁方形成对比。“愚”字稚拙俏皮。结体变化意味着书法自身的突破能力。汉隶是对篆书严密体式的改造，民间与官方的互动因素，以自由简便来打破体式的固定程式，重新建立一种新的书体。当隶书向楷书过渡之时，在演变的过程中，从晋隶、晋楷到魏碑再到隋碑，最终出现唐代楷书的巅峰。这一变化过程中，魏碑的时间跨度最大，民间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宫廷绘画与民间绘画之间可谓泾渭分明，然而从皇家墓志到民间造像，区分不大，因为书法存在一种普适性。民间书家以各自的趣味来解构，属于外部作用力。“书写性”是书法自身内部的作用力，二者相互交叉作用，创造出精彩纷呈的局面。唐楷是一种逐渐走向封闭的规范，与魏碑的开放性截然不同。魏碑是从一种字体到另一种字体的过渡，唐楷只有风格的变化，并且这种模式不断固化，直至五代纷乱而动摇，最终有宋代行书“意”对于“法”的演绎和取代。书法由此而不断波浪式前进。
造像是一种记忆，能够无声的交流。叙述是一种语言能力。造像可谓最具“辨识度”者，有文字，有图像，可以镌刻出悠缓浓稠的抒情笔调，令后世人物发出赞叹惊羡的声调。将各类人物的名字，一些简单的事迹组合而成的文字，连接成一种新的“语言形式” 造像。通过图像，可以扩大文字的理解范围。无论起初熟悉还是不熟悉，无论是有怎样的理解，总能从已知的部分感受到未知的部分。一个人的经历、才华、家世，决定了个人叙述世界有多宽广。“邑”是当时出于佛教信仰而结成的团体，有邑子、邑老、邑主的区分。《韩显祖造像》中多个“邑”字并列重复出现，宛如赞美诗，咏叹调，能够感受到语言文字的“弹跳能力”。如此多的相同字形，书写无一重复，不正是古人高超的书写技巧之见证吗？
造像以日常生活中的平淡与重复，能够说出一些回味来，绝非易事。对于日常生活厌倦之人，必然缺乏体验和感动。只有热爱生活，对日常生活保持兴趣和敏感的人，才可以让后者在阅读时浸入在造像的事迹中，感受角色，仿佛体验到“塔主”的许多年。精确点染，自己陷入，抛洒同情。墓志或造像内容非常简略，不可能详细如同流水账，只能选取极小的题材，大而化之，其余的，都是在后世人的想象空间中了。在阅读时思维飞快地流动，很多细节并未说明，点到即止，反而易于让观者与作者的心情同步。认同生活的平淡，感受到自己不过是平凡人的角色。情感似乎无任何可记忆之处，却有一些细节琐事留在记忆深处。生活的艰难，有时并不是大灾大难，而是不断出现琐碎与平庸的磨损。
人生正是由无数的小小事件累积而成的。若比做一场演出的话，没有彩排，永远都是现场直播，直到谢幕为止。阅读造像的人，常常带着感伤和回忆，流入时光的缝隙中，来体验和感知。所有的记忆不可能被说尽。人对于一件事物的记忆限于高峰和结尾，过程几乎没有任何影响。高峰出现之后，重点出现的愈迅速，这件事能留下来的印象就愈深刻。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内曼就此而提出“终峰定律”。人生也许永远都没有高峰，只是一个不断寻找归宿的过程，涵盖身体、心灵、灵魂。首先是身体的归宿。屈原曰：“狐死必首丘。”人把魂梦交给故乡保管。乡土带给世人的，不仅仅是物质上的享受，更有精神上的慰藉和希冀。其次是心灵的归宿。生命就如同一片绚丽、光灿、变幻、漂流的云，随心所欲地舒展变化。记忆留下很多，也会模糊、遗忘很多。再次是灵魂的归宿。无论多么伟大的人物，生命最终都要画上终止符。“一切世界，始终生灭，前后有无，聚散起止，念念相续，循环往复，种种取舍，皆是轮回。未出轮回，而辨圆觉；彼圆觉性，即同流转；若免轮回，无有是处。譬如动目，能摇湛水，又如定眼，犹回转火，云驶月运，舟行岸移，亦复如是。”一个造像就寄托了一个灵魂。死亡即是平静。活着的时候，心灵安定下来也是一样，“一切与你无关”。朱光潜说：“一般人不能感受到趣味，大半因为心太忙，不空，所以不灵。你的心界愈空灵，你愈不觉得物界喧嘈。”从造像中，可以体会到宁静、安详。个人内心最宁静的时候，才能够做出正确判断。詹姆斯·艾伦强调：“心态的平静是智慧的一块美玉。它是在自我控制方面做出长期而耐心的努力的结果。一个人心态平静，表明他具有丰富的人生经历，而且洞悉思想的法则及其运作。 一个人只有领悟到自己是一个思想得到进化的人，才能渐渐步入平静的佳境。”书家远离尘嚣，保持内心宁静，不断凝聚分散的思想能量，克服所有的困难，也就是一个人修心养性的过程，最终获得内心的自由。
外部的自由就是所谓的话语权。人更主要是坚守内心的自由，以个人方式与世界对话。人生存在天地之间，生活在自然之中，才能够安身立命，自由自在。传统的人生哲学的最高境界，与天地同流，与万物共荣，即儒家所强调的天人合一境界。先要懂得生活、热爱生活、感悟生活，印度哲学大师克里希那穆说：“活在当下一刻，让自己的心灵体会这一个的宁静与幸福，生命就是完满的。”书写过程中的自我控制和发挥，某种愉悦的自足，属于个人内心深处的自由，类似于佛家修行。书法是一个人的世界。对于书家来说，孤独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由此而成为一个诗人、哲学家，其次才是书法家。与造像相关者，首先是一个佛教徒。现如今的书法家仅仅是书法家，不免与书法存在隔膜。不但不能从书法中体悟到自由，反而可能因为功利，以为是书法阻隔了自由。自由的心可以包容万物，不仅需要海纳百川，也有思想的深邃，有大智慧，更要有回归自然的本真，恬淡惬意。心灵自由的境界说穿了，便是一个“淡”字。人生在世，大味必淡，以游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