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私权VS知情权:巨奖频出背后的机制拷问

自河南安阳3.6亿的“中国彩王”产生后,网民对于其间是否存在造假的质疑也一直不断。为此,河南福彩中心还召开会表示绝无造假。但是,公众质疑也是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我们的发行的公信在一次次事件中蒙垢:扬州“彩世塔案”,西安“宝马案”,从双色球伪造开奖直播画面,到深圳的木马制造3305万元福彩大奖,无一不在告诉我们,万万不可迷信于发行机构的自说自话。那么,谁又敢保证3.6亿“彩王”不是造假的产物呢?

情感上,我们也很想问,但不能暴力求证――抓住得奖人的头发,咣咣踹脑袋:“哎,你哪儿的,这奖怎么回事?”――他是公民,他有隐私权。

但我们可以要求发行机构,必须将资金流动的全过程、全部细节,曝光于世――因为我们是公民,我们有知情权。

中奖者个人权利无关公众知情权

3.6亿元巨奖中出,这件事需要经得起质疑。公众有质疑权,管理当局有释疑的义务,这一点大家不会有异议。但中奖者个人却没有释疑的义务。我看到,网络跟帖、媒体评论中很多主张公开中奖者身份,以满足公众知情权、体现的公信力,我认为这是公众知情权诉求的错位。

公众知情权诉求的对象不应是个体,不应损害公民个体的私权利;公民也没有替官方释疑的义务。有评论人士认为,购买者既然明知买彩是投身于公益,他在买彩需时就应该意识到,中大奖后他的个人信息就不再是隐私,理应对公众公开……这种观点值得商榷。

首先,事业的公益性是指收益,而不必包括奖金;奖金是个人所得,个人所得的性质完全属于私益性,这是个概念界限。其次,既说到游戏规则,规则的设立离不开合理与合法的前提。从法理上说,现代法制理念所推崇的是对私权利的“疑罪从无”原则,而不像对公权力的质疑有理、“有罪推定”。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质疑福彩机构、摇奖程序,有权要求管理当局释疑,却无权要求作为个体的中奖者本人做他不愿意做的事情,更不应让个人隐私权为满足任何知情权服务。从情理上讲,中大奖是一件幸福的事情,而中大奖后暴露身份,对中奖者来说则意味着无尽的麻烦,甚至终身要在压力的阴影中生活。故此,我们不应以一种权利去侵害另一种权利,因为多数人的权益并不优先于少数人的合法权益。

公众也有知情权

诚然,个人隐私权要保护。换个角度说,相信大部分人中了大奖后,可能都希望保密,不想自己因为中大奖而让生活不得安宁。但作为慈善事业,其公益性又决定了公众对其有知情权。这种知情权包括了操作的整个程序,大奖得主的个人信息自然也是其中一部分。而且,购买者既然明知买是投身于公益,他在买时就应该意识到,中大奖后他的个人信息就不再是隐私,理应对公众公开。这就如同你参与了这个游戏,就应该接受这个游戏规则一样。

在国外,比如在业发达的美国,专门立有一部《记录公开法》,里面明确规定,中奖者必须公布姓名和所居住的城市等个人资料,公民则有权到政府部门查询相关资料。而这也是多数国家和地区通行的做法。特别是以政府信用为支撑,向社会公众发行的公彩,更有必要向社会公布其运作的整个过程,尤其是大奖的最终归属。反观我们,在保护中奖者隐私权和保障公众知情权之间,并未取得很好的平衡,以致公众对大奖得主的真实身份存疑待解。而这显然也是管理进入立法阶段必须解决的一个难题。

个人隐私权与民众

知情权,能否兼得?

有钱容易招贼。彩民出于自身考虑,希望保守他的个人隐私;而公众为了公共利益,为了增强发行的透明度和公平性,要求公布中奖者个人信息,以加强监管和监督,这就存在利益的博弈。有人认为,“购买者既明知买是投身于公益,中奖后他的个人信息就不再是隐私,理应公开。”我个人并不十分赞同这种做法,我认为这种博弈并非零和博弈,不一定要牺牲一方的利益来保障另一方利益,完全可以考虑平衡两者的利益冲突,找出平衡点。

发行公信力问题,说明我们最大的问题在于缺乏有效监管,我们需要一个外部监管机构。这个监管机构与发行机构不可同根、同源而生,不能是老子与儿子的关系,而是在组织、利益上完全独立的中立监管组织。在公众对大奖质疑时,监管机构能独立、公正地进行调查。此外,还可以考虑成立民间的、半正式的监管组织。这个组织对于发行等程序能经常性监管,可以独立调查,了解中奖彩民的个人信息,但对于其信息要保守秘密。如此,既能满足公众的监督要求,又能保守中奖者个人隐私,或可达到两者的利益平衡。

我们质疑的不是,而是公信力

河南省福彩中心显然意识到公众普遍质疑的“危险性”,即刻在第一时间自辩清白,声称此次双色球巨奖产生“不存在任何疑点”,其“真实性不容置疑”。然而,言之凿凿非但未能证得清白,相反进一步加深了舆论的质疑。质疑并非公众无事生非,而是基于由政府垄断操办(民政部门和体育部门)的福利和体育发行,惊天弊案接二连三(其实,被媒体曝光的只系“弊案”的冰山一角)。简言之,由于政府发彩公信力反复被“弊案”所践踏,无论是福利抑或体育,其社会公信力不能说早已荡然无存,至少已被侵蚀大半。

具体到本次中“重彩”之幸运彩民,其个人信息迄今仍处于保密状态,保密理由源自现行《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该“条例”今年7月1日起方才生效施行。然而,质疑之声集中到一点,在于同为发行,国外系专门中介机构进行操办,并受法律和多个社会主体从不同角度进行全程监督,国内则系政府行为而实行残缺不全的“自我监督”。

如此而论,在中国,发行系典型的政府行为,中奖彩民无疑成为此种政府行为的直接当事人之一。倘若该判断逻辑上能讲通,那么中奖彩民的基本信息是否仍属个人隐私就得打一个大大的问号。2007年10月11日,黑龙江一彩民独中一税前“大彩”6500余万元,4天后,该省福彩中心安排该彩民接受多家媒体公开采访,尽管此乃“孤案”,却发生于“条例”实施之前,多少为“中式发行”挽回了些许公信力。

根据财政部规定,国内收益做如下分配:50%作为奖金返还中奖彩民,35%作为公益金收缴国库,15%为发行费用,其中发行中心提取3%作为管理费用。然而,实际操作时因缺乏政府之外的“第三方监督”,收益的分配是笔糊涂账,公益金的投向和使用更系一笔糊涂账。

我国从1987年发行福利,1994年发行体育,时至今日,除政府之外,有哪个机构和民众知晓国家这些年累计发行了多少?其中上缴国库的公益金总额又有多少?巨量公益金收入具体实施了哪些公益项目或“转移支付”?而总量同样惊人的3%的管理费又是如何花掉的?鉴于“弊案”之烈,国家在2000年将“法”纳入立法规划,可10年将过,令广大彩民望眼欲穿的“法”连“只闻楼梯响”都仍属奢望。何也?众多部门利益从中作梗矣――政府在“行业”既做裁判又做运动员矣。如是,撇开发行之成色,作为推进社会公益的一个筹资渠道,它早已嬗变为由行政垄断产生“巨额既得暴利”的腐败重灾区……

具体到3.6亿元“重彩”之真假,受《管理条例》所限,人们的质疑并无答案。但这样的质疑价值却不可小觑,由一桩桩个案所引发的质疑一旦集腋成裘,公开性和知情权保障当会渐进式前行,尽管过程之中曲折和反复将始终相伴。

中国管理的公益导向不强

近日,新华社受权了《管理条例》。在经历了20余年的发展之后,早已经融入百姓生活,《条例》的结束了我国领域长期法制空白。

我国的发行始自1987年,发行分别归属于民政部下属的中国福利中心与国家体育总局下属的中国体育中心。而伴随着市场规模的逐步扩容,“一夜暴富”心态泛滥、公益金使用的暗箱操作问题、市场恶性竞争问题等也渐次浮出水面,对社会造成了不良影响。此次《条例》的刊发是对前期监管环境宽松问题的及时补救,彰显出主管部门对规范市场的重视。但是,从《条例》的一些具体设定内容看,尚存在一定值得商榷改进之处。

从世界范围看,的历史悠久,甚至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期。时至今日,已成为世界第六大产业,在我国的发展速度也十分迅猛。据统计,在我国发行之初,年销售额不足2000万元,而如今彩民人数已超过两亿人,相关从业人员达上百万人,年销售量已稳定在上千亿元的规模。之所以会发展得如火如荼,主要在于通过的发行,有关部门能够在不增加财政压力的情况下,以合法形式、公平原则来吸引配置社会闲散资金,实现造福社会公益事业的目的。

然而在现实中,一方面,国内所承载的社会公益属性由于人性的贪婪问题出现了一定的扭曲。幽默的法国人曾笑称“公众购买是微笑纳税”,而国内彩民却鲜见这样轻松的心态。有调查显示,目前我国彩民以低收入者居多,其中期望通过购买致富的比例高达70%。在一次次“某某人中大奖”的刺激下,被许多彩民幻想成为快速致富的投资手段。然而,中奖概率毕竟渺茫,能够受到重奖垂青之人终究是少数。多次中奖的失败和对暴富的渴望,甚至让部分彩民沉迷于此,无法自拔,继而引发社会不安定的负面影响。资金的投向本就是要扶助中低收入群体,但是他们却是资金的主要来源,从这个意义上讲,理应对整个发行募集体制进行深刻的反思。

但遗憾的是,领域始终没有类似于股市的“投资者教育”制度,本次公布的《条例》除了对彩民的年龄做出限定外,也并没有对此做出进一步的要求。

另一方面,我国发行方争利现象频发,道德风险在约束弱化的情况下膨胀。同时,的同质化竞争也时有发生,其结果就是经营者竞相提高返奖率,由此导致销售成本增加,集资率随之而降低。

作为国家允许的行为,募资本身并不是目的,让社会资金投入社会公益事业才是关键。因此如何考核发行制度,使其资金投入产出比达到社会效益的最大化才是能否生存的关键,也应该成为既有发行品种的淘汰标准。虽然《条例》要求,“应每年向本级人民政府报告上年度公益金的筹集、分配和使用情况,并向社会公告”,但行文中“应当”字眼表明,这样的规定没有硬性约束,而且政府部门等其他权力机构是否拥有否决权力,也并未明确化,也为运转部门痼疾延续埋下了伏笔。

【链接】各国管理的先进经验

法国

法国的由国有企业游戏集团运作,其在经济上、金融上除了要接受预算部等政府部门的监管外,游戏集团还要接受审计法庭、行政法院和有关财政、金融主管部门的监管和约束。此外,法国内政部还设有游戏警察,专门负责 检查、赌马、内有无作弊行为,调查假案件等。系统监管保证了法国业的安全性及透明度,也让彩民对有了较为客观的监督标准。

日本

日本政府对发行实行地方政府和国家两级管理体制,即发行的各地方自治体需要将发行的议案提交各地方自治体议会讨论。议案通过后必须向作为政府官厅的自治省申请发行许可,一旦获得自治省的批准,便通过官报公布发行。为了统一管理发行业务,日本政府指定日本第一劝业银行全权管理日本 全国的发行业务,其他银行不得插手。

澳大利亚

在澳大利亚除了维多利亚州有两个小公司为私营外,其 他管理局(委员会)都为国家或半国营机构。管理局一般设总经理1名,直接向州主管部长负责;管理委员会则由5人 组成,主席1名,委员若干,任期3年,均由州政府任命。

管理局(委员会)的职能为:负责本州业的经营、管理 工作,保证其收入直接或间接地用于社会福利事业,更有效地为公 众提供投彩服务。其宗旨是:进一步促进业的发展,为非赢利 组织募集基金;应由慈善机构或非赢利组织经营或主管。

加拿大

加拿大从1970年通过立法,批准设立业。现有大西洋、 魁北克、安大略、西加拿大和不列颠哥伦比亚5家官办公司。

以安大略省公司为例,其理事会的9名理事均由政府任 命。公司总部设有负责市场、销售、计算机服务和信息等部门,统 一筹划彩券的发行、销售、广告和财务等。

(材料据自《大河报》《 东方早报》《长江商报》《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