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玄学对文学自觉性的提升

摘 要：魏晋玄学作为中国思想文化史上重要的文化思潮，对文学自觉性的提升产生了不可低估的作用。玄学理论通过对作者个人思维、观念的影响，继而发展成对文学作品的影响。文学与玄学理论同步发展，以“人的觉醒”逐渐开启“文的觉醒”，强调文学的独立审美性与抒情性，“文的觉醒”也成为了魏晋时期文学显著特质与时代的最强音。

关键词：魏晋玄学 个人意识 文的觉醒 玄学思辨 审美 山水

魏晋玄学通过对《老子》、《庄子》和《周易》的注解和阐发，旨在用“有无”、“本末”“动静”的主题去概括“天人”关系，探讨宇宙生命本体和人生存在的价值。作为一种儒道兼综的新思想潮流，玄学兴起于三国魏的正始初年。魏晋时期玄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不同阶段：先是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正始玄学；其次是包括阮籍、嵇康在内，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竹林玄学；接着是以裴、郭象为代表的西晋玄学；最后是以张湛为代表的东晋玄学。

何晏、王弼主张“贵无论”、“名教出于自然”、“得意忘言”论，崇尚老庄道家未经人为加工的原始状态，对名教采取肯定的态度，认为自然与名教不是对立的。“贵无论”带有强烈的反叛与怀疑精神，通过对现有秩序的否定和对自身的肯定，引导魏晋士人重新思考宇宙的本质与生命的意义。而“圣人有情”说，则冲破了传统的“圣人无情论”的藩篱，促进了士人对自我价值和情感价值的认知。

竹林玄学主张“声无哀乐论”，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明确攻击压抑个性的“六经”。在嵇康看来，自然与名教是对立的，“越名教而任自然”，就是要通过对世俗的“释”、“忘”来超越世俗名教，实现身心的解脱，达到精神与自然合一的生命境界。“越名教而任自然”观念的提出，是玄学对被名教禁锢已久的心灵的进一步释放，体现了个体生命理性、自我意识和精神进一步的觉醒。

郭象提出了“独化于玄冥”的哲学命题，其实质是精神逍遥自适与个体生命价值实现的统一。由此前倡导以自然统率名教、用自然否定名教，转向自然与名教的合一，认为“名教即自然”，借名教来统摄自然。在思想行为上，提倡任性自然，主张通过自我调节的道德内省来维护社会的等级名分。这在理论上解决了“名教”与“自然”的冲突，肯定了自然与名教的统一。

张湛主张“贵虚论”，“任自然而顺名教”，其本体理论的建构继承了王弼的“无”，以及郭象“独化论”的思想，借鉴佛教的理论建构模式，在现实世界之上为人们创建了一个“至虚”的人生归宿。张湛的理论最大特点是融合性，他继承了玄学、儒、道，将中国本土玄、道思想与外来的佛教思想相融合。

事实上，魏晋时期玄学的发展，其总体趋势是由客观外在转向强调内心调节的，尤其是在司马氏执政的黑暗时间，以嵇康阮籍为首的竹林玄学用其独特的方式追求内心的解脱，士人的思想情感在觉醒和佯狂的徘徊中得到了升华。至于郭象的玄学理论，则希望能够通过名教对自然的统摄，排解由名教和自然冲突所带来的困惑与苦恼。东晋玄学则对玄、儒、道思想进行了融合，对人生观、思想观进行了深刻探索。这一切都是魏晋士人在自我精神、意识、情感觉醒后，对生命存在方式的积极思考，正如宗白华先生所说：“魏晋的玄学使晋人得到空前绝后的精神解放。”

在玄学理论不断发展与建构的基础上，玄学先从思想观念，继而是思维，然后是审美，系统地影响并提升了魏晋士人的文学自觉性：

一、玄学对思想观念的影响

东汉末期，王权的削弱和政治的解体，导致社会礼法普遍破坏，并打破了经学在学术上的垄断。在道家思想的影响和汉魏时期人物品评制度的助推作用下，人们急切地要求突破纲常名教对自身道德伦理的束缚，实现个性的解放。

“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现实中随处可及的死亡惊醒了人内在的生命意识。玄学观中事物所被赋予的短暂时空规定性，促使魏晋士人从当下去体认个体生命。由于中国传统文化本身的滞重性与内倾性，魏晋士人的觉醒和思考，集中于人性的本质、个人的价值以及社会伦理等内在方面。玄学的几个主要命题：“言意之辨”、“才性四本”、“声无哀乐”、“养生”等，其基本精神就是尊重人的个性，呼唤人的主体意识。向秀说：“有生则有情，称情则自然，若绝而外，则与无生同，何贵于有生哉。”王戎言“情之所钟，正在我辈”。在这种重视情感表现的背景下，魏晋的文学创作较少受经史礼教的羁绊，“文的觉醒”与“人的觉醒”时代到来。所谓“自觉”是指文学逐步摆脱了此前附加于其上的政治功利、道德教化等外在的“道”，开始以其自身为目的，表现出对于文学审美特征的高度自省。当陆机提出“诗缘情”，钟嵘提出“吟咏情性”，他们是以诗作为情性的写照，把诗歌由外在功利引向了内在心灵，重视创作中自我情感抒发。

儒家主张“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并用“发乎情，止乎礼义”，对感情加以限制。而老庄玄学注重个体的人，注重不受礼义束缚的自然情感。正因为有玄学的“生为贵”，才有魏晋士人重自我，重抒情的写作特点。玄学以自然观的本体论破除了西汉神学宿命论，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意识，使人们真实地看待人生、认识自我。再加上社会的动乱，朝代频繁的交替，这在客观上也造成了文人的悲哀心理。因此，重视感情和抒发悲情，就成为这一时代文学创作的典型音调。

二、玄学对思维的影响

嵇康、阮籍、葛洪等人的说理文章，形式洒脱，逻辑井然有序，都普遍表现出了层层深入、环环相扣的思辨特质。其首尾衔接，前后呼应，与此前虽洋洋洒洒，但论证过程并非整饬严密的两汉文章明显不同，这很大程度上是受魏晋玄学思辨和名士清谈的影响。

何晏、王弼玄学“以无为本”的本体论，要求人们从有限的、局部的事物中超脱出来，以达到和把握整体、无限、抽象的本体。这是由现象向本质、由表层向深层的跨越。这种思维方式引导人们超越感性、具体、有限、偶然的现象，而去追寻、把握理性、抽象、无限、必然的“本体”。这个“本体”，与其说是宇宙本体，又不如说是人格本体。这种思维方式发散了魏晋士人对事物的观察面，指引了一种新的理解问题的方法。

玄学中的“才性”、“言意”、“本末”说，这些带有对立意义的哲学思辨，引导士人开始思考文学本质，引起了关于作品风格、文体和作者个性关系的讨论。由此提高了人们的抽象思考能力和理性思辨水平，为以后的文艺批评和文学理论提供了系统性的思维方式。魏晋以来出现了系统的文学理论著作，如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和钟嵘《诗品》，它们的理论的形成，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了玄学思辨的影响。言意之辩通过“言不尽意”、“得意忘言”，一扫汉儒治经拘于象数和章句的陈腐方法，为魏晋知识分子重新解释经典，提供了方法和理论前提。而玄学思维和文艺理论系统的提高，开拓了作者和读者的思维，提高了审美和阅读标准，有助于作者创作出更具有文学性和更加缜密的作品，进一步促进了作品文学性的提高，有益于文学的自觉性的发展。

三、玄学对审美的影响

1、“得意忘言”的审美方式

玄学的思辩较之经学的实证，更重“意”的传达而不重言“象”。认为象的功用是存意，言的功用是存象，只要得到象就不必遵守原来的用以明象的言。把得“意”看作是目的，把言、象看作是得“意”的一种手段。玄学追求“得意忘言”的审美方式，很大程度影响了文学艺术和审美活动，促使人们摒弃了繁藻的语言、细腻的形象，而追求简淡、玄远、超脱的美，追求恍惚、抽象、深刻的诗歌意境。启发着魏晋诗人在创作中突破语言文字、具体物象的限制，诗的意蕴更丰富，抒情特质更加明显。例如嵇康《赠兄秀才入军》诗：“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不仅留给读者很大的想象空间，同时创造出一种玄远的意境。陶渊明《五柳先生传》：“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不求甚解，表明作者重在会意，而不拘泥于章句。这种淡泊的意境偏离了汉代气势恢弘以博大为美的审美标准，正是深受玄学得意忘言审美方式的影响。

2、重神遗形的审美鉴赏

何晏、王弼的“贵无论”影响并改变了士人的审美观：由“错采镂金”转向了“芙蓉出水”。这种审美转变对魏晋士人的影响表现在作品中，是要着重表现自己的思想和人格，而不是追求文字的雕琢。陶潜作诗和顾恺之作画，都是突出的例子。

玄学是清谈的主要内容，在对人物进行品藻时，清谈家不仅欣赏人形体的自然因素，而是更多的鉴赏人的风采气度。一些传统的美学范畴，如“道”、“言”、“自然”、“滋味”等，在魏晋时期被重新建构和解读，并赋予了新的意蕴。同时出现了一些全新的美学命题，如“气韵”、“传神”、“形神”等，这些在玄学和佛学影响下产生的美学新范畴和新命题，注重个体的内在情感特质，使美学关注点向内转移，体现着对人性价值的尊重，和对自我价值的发现和肯定，促使人的觉醒，从而带动了文的觉醒。

3、对自然山水美的崇尚

两汉时期文学作品对自然景物的描写，大多只是对大汉帝国歌舞升平的点缀，“自然”并没有作为独立的审美对象被加以观赏和描绘。东汉末年时局动荡，士人们难以从政治中寻得安身立命之所，于是转向山水田园寻求精神安慰，向内的自我关注与向外的山水观照同步进行、互为生发。同时，魏晋玄学通过“言意之辩”、“有无之辩”揭示了自然山水与最高范畴“道”的微妙联系，强化了自然山水在文化结构中的地位。自然之美、山水之美，逐渐从附庸走向了独立，成为文士的自觉追求。

玄学中以简驭繁、得意忘言的思维方式渗透到士人生活中，化作了现实的审美意识，引起了文学上审美情趣的变化。魏晋士人不再把道德观念加诸于自然山水，而是把山水上升为纯粹的审美客体来看待，游览山水成为士人们生命体验的一部分，从最初的赏心悦目到最终的怡情快意，外在的自然山水与内在的心灵世界充分结合起来，生命主体更能深切地探求人生存在的意义。这就使魏晋的艺术得以自觉，使美学得到了勃兴。然而东晋诗人（如孙绰、许询、庚亮）很多诗作并未能将审美的艺术化贯彻落实到诗歌创作中，而是把山水作为表达玄理的媒介，以致其诗“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缺少感情，没有形象，充满了抽象的说理。陶渊明将平淡无奇的田园生活惟妙惟肖地展示于世人面前，把玄学的思索、人生的思绪化为一种诗思，化为诗歌的艺术形象，形成了玄学思想的诗化表现，开创了新的审美领域和艺术境界。同时期谢灵运的诗虽然以表现玄理为旨归，但是他更加注重山水形象的刻画，注重在诗中加强山水描写的成分，从而加强了诗歌的形象性，使诗中的山水形象逐渐独立，山水诗成为独立的审美创作对象，为魏晋士人所崇尚。

总而言之，魏晋玄学多方位、多角度地促进了文学的自觉性。有些玄学家本人就是文学家，有些文学家也擅长玄学。玄学以“人的自觉”，促进了“文的自觉”，通过影响作者的观念、思维、和审美意识，使作者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有了独立的追求。“文学”逐渐脱离广义的“学术”概念，加强了与作者自身的联系，文学具有更强的抒情性，地位也更加独立，这就是魏晋玄学在时代背景下对文学的自觉性的极大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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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靳谦（1988.12-），西北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魏晋南北朝方向，硕士研究生（研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