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改区新特性

从时间的角度看，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在我国加入WTO、中国经济全面融入国际竞争体系、社会经济改革进入“全面、系统”的深化改革阶段提出的，与以往的经济特区、经济开发区相比，体现出三方面的特性：

改革的驱动力从国家政策支持转向地方制度自主创新

以往的改革试点可以认为是“区域性优惠政策牵引、地区性开放搞活拉动”的初级循环，过分依赖政策的势能差和开放的时间差，是一种“外表型”的发展模式，其成功的发展大都是资源和要素短期内向其高度集中的结果，是一种相对剥夺其他地区发展机会的成长模式。如果说以往改革试点的主要驱动力是国家政策优惠，那么，制度的自主创新则是新特区发展的主要推手，中央不再给予试验区更多的实体优惠政策，而是赋予其“先试先行权”。比如，中央对浦东综合配套改革试点采取的是“三不”政策，即一分钱不给，一个项目都没有，一条财税优惠政策都没有。但从另一方面看，国家给予浦东的“最大特权”就是在制度创新方面先行先试的优先权，使地方能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乃至行政体制的探索中拥有更大的自主性。根据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成都和重庆的做法，基本是先由地方自主形成综合配套改革的总体方案，然后上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后进行重整，方案通过后再由国家相应给予制度创新的空间。在这一过程中，地方更多地从各自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和特点出发，通过区域性的体制机制的率先创新，推动面上的改革，而不是依赖国家的优惠政策。

改革的深度从单纯的经济发展转向复杂的综合改革

以往的改革试点主要表现为经济对外开放，着重吸引外资，以增进当地税收，从而带动经济增长。这种改革主要停留在促进经济发展层面，尚未涉及深层次的体制改革。而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则注重社会经济各个层面的体制改革和创新，是一种复杂的系统改革。它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的特征：

第一是强调经济增长的质量。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主导，从招商引资的旧有改革框架跳出，着力于形成健康、生态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注重经济产业的更新换代，改变资源利用方法，提升利用效率，以协调资源的日益稀缺与需求量迅速上升的矛盾；注重整合人才要素、资本要素、科学技术要素、自然资源要素和生产要素，通过合理的产业结构实现可持续发展。

第二是强调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不仅要致力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必须加大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为重点的综合性体制创新力度；在转变政府职能基础上建立一种互补高效的新的管理体制，理顺各级政府的事权和财权；通过政府管理工具的更新和引入提高行政效能，降低行政成本等。

第三是强调社会发展和公共服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必须紧扣当前建设“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以“社会公平”对涉及民生基础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就业、户籍等公共服务进行给供给机制的改革与创新。同时，改革社会管理体制，培育社会治理、社区治理等自我整合和成长方式，减轻政府压力。

改革的广度从单一的城市发展转向整体的区域进步

以往的改革试点以城市为聚焦点，对城市与区域、国家之间的关联性和协调性缺乏关注。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和落实，城市发展必须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注重协调发展，做到城乡之间、城市与区域之间、城市与国家整体战略之间的统一发展。

城乡之间的协调。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必须致力于治理长期以来困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形成统筹城乡发展的体制机制，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城乡协调的重任不仅对位于中西部的重庆和成都尤为重要，即使位于东部沿海的试验区同样责无旁贷。实际上，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障碍，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正是上海浦东新区综合配套改革方案的重要内容之一。

城市与区域之间的协调。从目前进行综合配套改革的试点所处的区域位置来看，上海浦东新区位于长三角经济圈，天津滨海新区位于环渤海经济圈，深圳位于珠三角经济圈，而重庆和成都则位于中西部结合处的大长江经济走廊圈，其版图上的分布很明显能够看出国家侧重城市与区域之间协调发展的用意。这些城市的改革都能够在所处的空间板块产生极大的辐射作用，从而拉动整体的区域发展。

城市与国家整体战略之间的协调。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不仅是地方性的制度创新，还体现了国家整体战略的目标。换言之，试验区必须既要把改革风险和“试错成本”控制在一定区域之内，平稳有序推进改革进程，还必须通过地方性知识和经验的积累，为解决全国共性难题、形成全国层面改革的整体战略提供参考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