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女枪王”易思玲:报不尽下岗父母养育恩

古都女孩中科院出彩，研究生领导博士生完成重大课题

记者（以下简称记）：你大学学的是法医专业，毕业后就顺利成为法医了吧？第一次出现场还有印象吗？

邓亚军（以下简称邓）：就业时，因为性别原因还是遇到了一些麻烦。我到省公安厅求职，对方说不需要女性。多次碰壁后，西安市公安局灞桥分局收留了我。我觉得灞桥分局对我有知遇之恩，就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干。正式报到那天，我就出了现场，现在我印象还很深：田埂上躺着一具女尸，身上盖着破烂的草席……当时，刑警队长问我：“小邓，敢不敢过去把草席掀开？”队长是在测试我的胆量。我没有回答他，而是慢慢走近尸体，掀开了草席，对死者的伤口进行了初步检查，并将结果报告给队长。队长对我的表现很满意。

记：后来你为什么又考研了呢？你家人同意你辞职吗？

邓：当法医那两年，是一段非常快乐的时光。刑警队里女性少，我成了大家照顾的对象，与同事相处得非常融洽。因为工作没有压力，我的体重从大学毕业时的45公斤一下子增加到65公斤。生活太安逸了，我就有了考研的想法。考研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工作后发现自己的技术水平还需要提高。1999年，我成了一名在职研究生。硕士毕业后，我正式从灞桥分局辞职，开始攻读博士学位。母亲对我的辞职想不通，说我放着好好的铁饭碗不端，非得读什么博士，真是瞎折腾！好在有大哥的支持，帮我做通了母亲的思想工作。

记：读研第二年，你就被导师带到中国科学院工作，还被提升为生产办公室主任，在人才济济的中科院，算是相当出色了。

邓：这要感谢导师对我的欣赏。2000年，导师把我带到中科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工作，参与“人类基因组”百分之一任务的项目。第二年，我又参与了袁隆平的超级杂交稻基因组测序工作。我们在做这个项目的同时，日本的一个实验室正在做另一品种水稻基因组的测序，而且宣布2001年内完成。为了能比日本先完成课题，更是为了一份民族荣誉感，研究所要求我们最好两个月内完成任务。没想到的是，我这个硕士在读生被破格提拔为生产办公室主任。后来我才知道，所里让我担任这个职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和领导聊天时说的一句话。我们工作的地方位于郊区，一天，我和领导在市区办完事回单位途中，领导无意中说起，前天从市区返回单位，因为一起不太大的交通事故引起了大堵车，一直从晚上9点堵到凌晨2点，弄得他都快崩溃了。我接过领导的话茬说：“如果我遇到这种情况，我肯定会拿出警官证疏导交通。”领导可能认为我责任心比较强，工作也很出色，就把生产办公室主任的职位交给了我。

记：你研究生还没毕业，就领导着一群有不少博士学历的精英搞研究，压力很大吧？

邓：压力太大了。当时参与这个项目的工作人员有150多人，其中有不少博士生，和这些精英同事一起工作，而且还要领导他们，不但要求我在业务上能独当一面，在团队合作上也得让大家拧成一股绳，把心聚到一起。在任务分配上，我发扬民主原则，争取让每个人都把自己的特长发挥出来。有些又脏又累的实验，我主动承担。有一个清华大学毕业的博士生同事，对于我这个硕士还没毕业的女孩当他们的领导很不服气，就想在业务上为难我一下。在一次试验中，他故意漏掉了一个程序，这样就无法得到想要的结果。他向我“请教”，我让他再演示一次试验过程，结果，我一眼就看出了他的纰漏，不动声色地纠正了他，他这才心服口服。除此之外，同事之间因为工作有了矛盾，我还得及时调解，不能让他们带着情绪工作。由于我业务上让大家信服，处理事情公平公正，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这个项目终于如期完成，总算不辱使命。

率团队参加国际救援，征服外国同行获赞“超级明星”

记：你是国内DNA鉴定领域知名度颇高的专家，多次参与国内、国际重大事件的研究和救援，哪一次经历让你最难忘？

邓：最难忘的还是“非典”期间从事SARS病毒的检测和分离。那时候，SARS病人的血清谁看见谁害怕，而我就带着血清坐飞机。SARS病毒被解码之后，为了验证病毒靠什么途径传播，我们从各地收集了500份SARS病人的血液、粪便和唾液，进入P3实验室进行检测和分离。P3实验室里是负压，对女性危害更大，如果在生理期内进入实验室，整个生理机能就会立刻发生紊乱，而我在里面待了整整3个月，体重下降了4公斤。因为样本量太大，我每天在实验室要工作9～12个小时，身边很多人受不了这样的负荷以及危险，纷纷辞职，我却坚持下来，这也是我离死亡威胁最近的一次。

记：在你近十年的DNA鉴定经历中，最艰辛的是哪一次？

邓：东南亚海啸国际救援是我所经历过的最曲折、最艰辛的一次。当时，我和其他4位同事被派往泰国，代表中国进行DNA检测与识别工作。忍着高温、腐臭等不利因素，我们在尸体堆里投入地工作。然而，我们第一批采集出来的DNA样本受到了污染，必须重新采集。当时，我们向国际DVI组织提出用骨骼作为鉴定样本，却遭到了西方一些专家的反对，他们开始怀疑中国DNA鉴定的水平和能力。经过争取，我们只能带着100份牙齿样本回国。可没有料到的是，经过多次检测，这批样本始终无法得到准确的鉴定结果。对于DNA样本鉴定来说，没有准确的鉴定结果就是失败。这个情况好像给我浇了一盆冷水。

记：下一步你们如何应对呢？

邓：我带着一位同事再次赴泰国，把实际情况向国际DVI组织做了汇报。国际DVI协作组的专家们召开会议，我用英文把检测结果做了详细讲解。一位韩国专家当场就摇起了头，意思是中国不行，只有一位美国专家对我的意见表示认同。我向国际DVI协作组建议更改流程，不再采集牙齿样本，全部改为骨骼样本进行鉴定。我的建议并未被协作组接受，他们始终对中国的鉴定能力表示怀疑。最后，协作组重新修改流程，每份样本既采集牙齿又采集骨骼。同时，对方还提出一个要求，将第二批样本送往中国的时候，国际DVI组织还派出5位专家一同前往。在专家组成员的全程监控下，牙齿样本仍然做不出来。国际DVI组织随即决定向英国、韩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实验室发送样本再次检测。这时，我们的领导坐不住了，问我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我说：“我们没检测出结果，其他国家也检测不出来！”

记：其他国家检测出结果了吗？

邓：澳大利亚承诺一周内出结果，等到第10天，他们才返回结果。他们拿了10个牙齿样本，只有1个做出了不完全的检测结果，这就等于没结果。韩国三周后才返回3个结果，但是没有提供必需的阴阳性对照，因此也属于不准确结果。英国、德国则始终没有返回结果。尽管如此，外界已经出现了对我们非常不利的舆论。就在我们向外交部提交解释报告的当天，局面出现了转机，国际DVI组织执行委员会正式宣布：鉴于以前从海啸遇难者身上采集的牙齿样本无法检测出DNA结果，现全部改为骨骼样本进行检测。当年4月，第三批500份骨骼样本从泰国发了过来。

记：改用骨骼检测后，结果如何？

邓：整整两个月，我和同事反复做着样本检测工作，最后终于取得了突破。到6月份，500份样本一共检测了473份（其他27份已通过指纹和牙齿等方式完成了识别）。在这473份样本中，有404份提交了准确的DNA数据，成功率高达85.4%，当时，国际上对骨骼样本的检测准确率仅是50%。我派一位女同事将检测出来的样本数据送到泰国。到泰国的第一天，同事就利用这批数据确定了7名遇难者的身份。在此之前，所有确认身份的尸体都是通过牙齿、指纹或医疗记录完成的，虽然数目并不多，但这是第一次用DNA数据完成遇难者的身份确认。短短一个月，依靠中国提供的DNA数据，有180多名外国遇难者、60多名泰国遇难者的身份得到了确认。整个救援过程中，中国共为1981名海啸遇难者做了DNA鉴定，做出准确结果的超过1800份，鉴定成功率超过90%，其中包括一些在其他国家无法完成鉴定的样本。我们用出色的表现回击了别人的质疑。整个工作完成后，国际DVI专家称赞我们这个团队是“超级明星”！

亲子鉴定“鉴”出世相百态，遵守道德法则才能乐享人生

记：从2002年起，你负责的鉴定中心开始涉足包括DNA亲子鉴定在内的司法业务。在亲子鉴定领域，你应该目睹了许多人间悲喜剧吧？

邓：10年来，我所在的鉴定中心受理了2万多例亲子鉴定委托案件，我们所做出的每一个鉴定结果，都会对鉴定者的婚姻和家庭造成一定的影响。面对种种的聚散离合，我常感到困惑与无助。有一个前来做亲子鉴定的女人，她怀孕后不顾危险，连续在三家鉴定机构做了亲子鉴定，鉴定结果都显示孩子是她老公的。但她还是不相信，一遍遍给鉴定中心打电话，说她结婚两年了，一直没有怀上孕，同情人发生“”后，再与老公同床就有了孩子。她不知道孩子到底是谁的，就不停地做亲子鉴定。找到我后，我就耐心和她沟通，说你这样折腾自己，其实是克服不了自己的心魔，你要相信科学，安心和老公过日子，不要再做对不起老公的事情就行了。那个女子听后，心里这才释然。

记：亲子鉴定中，最大的受害者应该是无辜的孩子吧？

邓：是的。我曾接待过一个三口之家。小男孩才四五岁，来时，他爸爸给他买了一大堆好吃的。采血的时候，小男孩哇哇大哭，他爸爸还心疼地亲吻他。然而，7天后，当那位爸爸带着孩子再次来到鉴定中心时，一张排除他是孩子生物学父亲的结果让一切都改变了。鉴定结果让这个年轻的爸爸面如死灰。这时，鉴定书的发票掉了出来，孩子抱着他的腿说：“爸爸，这个可以刮奖！”让人没想到的是，孩子的爸爸一下子把孩子推得远远的，然后扭头就走。这个场景让我感到十分心酸。当晚，我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作为职业鉴定人，我尊重科学的结论；作为一个女人、一个母亲，我实在无法面对孩子那清澈无辜的眼神。我真的想过去抱住孩子，告诉他：这不是你的错！

记：有没有鉴定人请求你出假证明的？

邓：有啊！2010年8月，一对男女带着一个孩子来做亲子鉴定，当我把鉴定结果告诉他们时，那个女的当场就痛哭起来。哭过之后，她跪在我面前，苦苦哀求我帮她一个忙，因为她老公打算下周带孩子来做亲子鉴定。因此，她才提前一周带着孩子和情人来做亲子鉴定。她恳求我，下周她老公带孩子来做鉴定时，希望中心能出具一个假鉴定结果，就说这个孩子是她老公的。出于职业道德，我没有答应她的请求。然而，她一次又一次地打来电话，诉说这个孩子只是她七年前的一次“意外”，她现在的夫妻感情有多好多好，说她当年只是年轻不懂事，一时糊涂怀上了这个孩子。她三番五次的哭诉让我很纠结，同为女人，我也想让她的家庭更加和谐美满，可这些都不是我违背职业道德的理由。

记：亲子鉴定在寻亲领域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这方面的个案很多吧？

邓：很多。2011年2月，一位中年男子向我求助。18年前，他刚出生的孩子在医院离奇失踪，此后，他走遍全国各地，到处寻找自己的孩子。2006年，他发现一个与自己长得很像的少年，但当地公安机关调查后发现，这个孩子不是他的。尽管如此，半年后，这位中年男子再次到当地公安机关报案，称这个少年就是他失踪多年的孩子，要求做亲子鉴定。后来，我把这个少年的DNA与这位中年男子的DNA进行了比对，结果显示这个孩子确实不是他的。得知结果后，这位中年男子的眼神立刻涣散了，丝毫没有刚来时的精气神。希望再次破灭，他受到的打击无论怎么形容都不过分。

记：听说你给自己的一对双胞胎儿子也做了鉴定，为什么呢？

邓：没错。我在医院生下双胞胎儿子后，因为孩子是早产，老二一直躺在我旁边，老大有黄疸，我只看了他一眼，就被护士带到监护室去了。19天后，老大才从医院抱回来。抱回来的时候，这孩子头发特别黄，皮肤也很白。我就问我老公：“你是不是抱错了？这孩子怎么像个外国小孩？”老公认真地说：“不会搞错的，手牌上写得清清楚楚的。”但我还是有些疑虑，于是在护士为我儿子采血时，我把止血的棉签放进了口袋里。回到办公室，我就让实验室把两个孩子的DNA数据做了出来，我和老公两人的数据已经有了，经过一比对，我这才彻底放心。现在，我的一对双胞胎儿子已经5岁了，两人一高一低，一黑一白，一个外向，一个内向，如果不做DNA鉴定，我也会为此疑心烦恼。总之，DNA是把双刃剑，不仅能“鉴”出世相百态，还能让你吃个定心丸。但我想说的是，科技并非万能，要想乐享人生，还得遵循基本的道德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