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颜色》中的生态意象及女性形象的塑造

摘 要：分析了《紫颜色》中生态意象的象征意义及其在女性形象塑造上的重要作用。在《紫颜色》中，生态意象得到了巧妙地应用。植物，动物以及自然界中的其它存在分别与书中各个女性形象的描写紧密相连。生态意象的转换贯穿了故事的发展进程和女性人物命运的变迁。对女性形象的生态塑造反映出艾丽斯・沃克前瞻性的艺术视角和高超的写作技巧。

关键词：生态女性主义；《紫颜色》；生态意象；女性形象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101（2014）02-0080-04

收稿日期：2013-10-28

作者简介：范小红（1983-），女，安徽芜湖人，讲师，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在读博士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The significance of ecological images and the molding

of women characters in The Color Purple

FAN Xiao-ho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symbolic meanings of the ecological images in The Color Purple and their significant effects in molding women images. Not only are the eco-images skillfully applied in The Color Purple， plants， animals， and other existences in the natural world are also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e molding of women characters. As it i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ecological images threads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tory and the changes in women’s lives， and the ecological molding of the women characters mirrors Alice Walker’s prospective viewpoint on art and her superb writing techniques.

Key words：eco-feminism； The Color Purple； ecological images； women images

黑人女作家艾丽斯・沃克在《紫颜色》中对黑人女性的伤痛与快乐，以及她们从脆弱屈服到自强自立的成长过程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写。小说以主人公黑人妇女西丽的生活轨迹为蓝本，以书信体形式讲述了她在备受摧残折磨的困境中如何觉醒而成长的过程。作为黑人女性的一员，艾丽斯・沃克在此书中以文学的方式探讨了对黑人群体，尤其是黑人女性的生活造成深刻影响的多种因素，也探讨了黑人女性改变自身命运的出路和希望。

《紫颜色》不仅是一部反映社会、政治、经济等多维度的思想性的作品，更是一部具备了高超写作技巧的文学作品。作为自然中众多颜色中的一种，《紫颜色》从题目就已经将女性的命运与自然联系在一起。在作品中，作者巧妙地将自然的意象与故事的发展和人物命运的变迁相贯穿。为此，本文着重分析《紫颜色》中生态意象的象征意义，并分析生态意象在女性形象塑造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一、生态批评与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生态意象在中外文学作品中并不罕见，但是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生态主义批评的出现，人们才开始将生态意象与文学作品的艺术性和思想性联系在一起。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主要倡导者和发起人彻丽尔・格罗费尔蒂（Cheryll Glotfelty）指出，生态文学批评是把以地球为中心的思想意识运用到文学研究中，探讨文学与自然环境之关系[1]。一方面，生态批评突破了传统的以人类为中心的文学批评模式，将环境意识引入文学批评，通过文学来重新审视人类文化，探索人类的发展如何影响甚至决定人类对自然的态度和行为，如何导致环境的恶化和生态的危机。乔纳森・莱文（Jonathan Levin）总结到，生态批评就是要“历史地揭示文化是如何影响地球生态的。”[2] 另一方面，生态批评家又把对自然生态的关注扩大到社会、文化甚至人的精神领域，充分重视自然对于文学的本源意义。“尽管作为人类生命基础、生存环境和实践对象的自然已被社会中介化了，但它并不因此消失其自然本性。自然之所以能生成为人，是因为自然本来就存在并生成着属人的本质。”[3]总之，生态批评就是要保持文学批评的基本方式，又体现出生态的精神和价值，从而改变人类对文学和自然的认识方式。

生态批评兴起之后，女权主义者弗朗西斯娃・奥德博纳于20世纪70年表了两部作品《女权主义或死亡》和《生态女权主义：革命或变化》。她把生态观点和女权观点相结合，揭示了自然和女性之间某种天然的联系。这种联系，正如生态女权主义主要代表人物斯普瑞特耐克指出的：“西方文化中在贬低自然和贬低女人之间存在着某种历史性的，象征性的和政治的关系。”[4]生态女权主义的基本观点认为，造成性别歧视和生态危机的原因是相同的，那就是父权制世界观。著名的生态女权主义者凯伦・沃伦（Karen Warren）在《生态女性主义哲学》一书中还提到“要充分研究和解决诸如森林减少、水污染、农田和食物生产、有毒物和水环境破坏等环境问题，就必须将其与对妇女、有色人种、贫穷人口、儿童等所处的困境联系起来理解……以期更好地了解主流环境行为和政策是如何反映，加强或者造成那些贬低、颠覆、漠视妇女、有色人种、下层社会人口和儿童的需求及贡献的行为和政策。” [5]在父权制世界观中，自然和女性都被视为被征服与统治的对象，被放到了“人类”的对立面。正是由于对自然和女性无节制的压迫带来了现今的生态危机和人类自身的危机。因此，生态女权主义者认为，要解决生态问题并达到和谐发展，首先就需要破除以父权制为中心的世界观，重视女性和自然的声音。正如S・格里芬等人强调的，女性身体功能与自然接近，女性与自然的这种联系应当得到张扬，把建构和弘扬女性原则、女性精神、女性文化作为解决生态危机和实现妇女解放的根本途径[6]。

《紫颜色》正是在生态批评与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的思想浪潮中诞生的杰出的文学作品。作者艾丽斯・沃克不仅将“妇女主义”的思想在书中表现的淋漓尽致，而且她对于生态意象的巧妙使用也值得我们做更深入的探讨。

二、《紫颜色》中的生态意象

在《紫颜色》中，自然的意象不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也不是一个没有区别的整体。这些意象的出现不是随意或偶然的，而是经过作者精心挑选的，是与书中女性形象的描写紧密相连的，体现出女性命运在不同阶段的不同特征。

首先，植物的意象，象征着遭受多重压迫、丧失人格自、失声的黑人女性，女主人公西丽是最典型的代表。书在开篇时西丽尚处于青少年时期，却已饱尝人间痛苦。西丽的悲剧起源于其生父被白人以私刑处死，加剧于其继父对其多次施暴，恶化于其母子分离，最后绝望于冷漠无情的婚姻家庭生活。故事中没有全知全能的讲述者，只有一个孤立无援的黑人小女孩向日记默默哭诉，在无尽的黑暗中艰难地探索。难以承受社会和家庭的多重苦痛，西丽选择的是将自己的神经麻木以求得生存。“我把自己变成木头，我对自己说，西丽，你是棵树。我就这样知道了树是怕人的”。对生活绝望且缺乏被爱的西丽也失去了爱人的能力。西丽对很小失去母亲的继子哈波很好，但却没有感情。“拍哈波的后背就跟拍条狗一样。更像是一块木头在拍另一块木头。不是一颗活的树，而是一张桌子，一口五斗橱。”[7]22西丽将自己以及一切被生活伤害过的人统统认同为失去自与行动力的“树木”，而那些造成伤害的力量则是与“树木”对立的“人”。西方长久以来以“人”为中心的哲学观强调的并不是所有人类，而是特指那些特权阶级，即白人和男人。在这种哲学观的指导下，对自然的掠夺，对女性的束缚，对不同种族的歧视，都是为了满足特权阶级的发展需求。至于被压迫者，则长期受到冷漠与忽视。西丽看似无意的归类，实则包含着作者的匠心独运。西丽的成长历程其实也正是一部自然被异化、被边缘化的血泪史。

另一个被异化为植物意象的女性形象是西丽的好友莎格・艾弗里。莎格是一名歌手，在传统社会中这是一个遭人误解、被人鄙视的职业。就连牧师讲道时也拿她作话题，使用“、轻佻的女子、娼妇、”[7]32等极尽侮辱之名词。莎格原本是要跟某某先生结婚的，却因为其职业被某某老先生断然拒绝。他说：“我地里长野草的话，我就把它们拔了。要是有垃圾刮到我的地里，我就烧了它。”[7]39可见在某某老先生看来，他对土地以及土地上一切物品拥有绝对的所有权和支配权。而女人，尤其是莎格这样充满自由思想的女人，不过是地里的“野草”和“垃圾”，是威胁到他利益的“有害”力量。因此他可以随时将其拔起，排除异己。在书中出现次数有限的某某老先生仅凭这一句话，活脱脱塑造出一个典型的父权制体制下自高自大的黑人男性特权阶层。

其次，《紫颜色》中的女性形象也多次被异化为动物意象。沃克在《寻找我们母亲的花园》一文中指出：“黑人妇女在民间歌谣中被称为‘世间的骡子’，这一称呼十分贴切地反映了黑人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8]埋头苦干的“骡子”意象形象地描画出处于社会最底层任劳任怨的黑人女性。哈波的妻子索菲亚勤劳善良、操持家务、养育孩子、做事有主见。而最后一点却成为哈波对其家庭暴力的缘由：“都是那头骡子把我害的。你知道她脾气暴躁。那天她在地里发起疯来，等我制服她往家走的时候，我挨了好几蹄子。”[7]27然而动物的意象并不总是失声的。书中提到莎格・艾弗里时，称其为“蜜蜂王后”[7]31，她生病的时候像只猫，“可她的嘴巴却刻薄得像尖利的爪子一样”[7]36。这些具有自我防御能力的动物意象，暗示了即使在强大的父权制社会背景下，黑人女性中仍然有为自由而斗争的勇士。

《紫颜色》中“鸟”的意象能很好地反映出父权制社会下两性之间权力的争夺与制衡。西丽的丈夫曾这样评价她：“我过去老觉得你像只鸟，好久以前，你刚来我这儿住的时候。你真是瘦小，天哪，他说，出了一点点小事情，你就吓得跟小鸟一样，像是要飞走似的。”[7]175两性间的矛盾就在于，男性将女性置于其设置的牢笼之中，企图加以控制，然而却又担心其随时会飞走。而女性则被异化为笼中之鸟，自由成为奢侈品。两性之间的互相制衡正如自然界法则早已设定的那样，是世界发展的不竭动力。两性关系也正如生态关系一样，平衡永远是追求的主题，却不那么容易实现。

艾丽斯・沃克认为，自然界中的“花朵、风、水、大石头”[7]133等美好的事物是女性力量的来源。相反，男性对女性的欺压正如“闪电，洪水和地震”[7]133一样给人类带来巨大的伤害，而且“他在那个座位上坐了很久，他不肯动弹了”[7]133，以致毁灭了这个世界的和谐和平静。然而，女性的“搏斗”在《紫颜色》中，并不是体现为战争、抗议、阴谋或者其他暴力的、破坏性的改变。她们以强大的内心世界来制衡这些破坏性的力量。这也反映出艾丽斯・沃克所期望的两性平等，更多的是建立在互相尊重和理解的基础上。生态和谐及两性关系的和谐才是人类最终应该达到的美好愿景。正如“贝壳”在某某先生与西丽的最终和解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那样：“事实上，就是这些贝壳让我又走进了他的屋子。”[7]175“贝壳”这一意象象征着大海，象征着宽广的心胸，象征着和谐。贝壳让西丽重新认识到某某先生对自然界的东西开始有了爱心，开始尊重自然界的存在。也正是因为某某先生的这一变化让西丽重新认识了他们之间的关系。从这个时候起，西丽跟某某先生之间才有了正常的平等对话。她甚至觉得“唯有某某先生好像懂得我的心思。”[7]179某某先生也说：“西丽，我现在心满意足， 我第一次像个正常人那样生活在世界上。我觉得我有了新的生活。”[7]180

可以看出，《紫颜色》中的植物、动物以及自然界中的各种生态意象都显示出作者对女性与自然之间天然联系的深刻认识。通过将女性命运与生态意象相联系，作者为读者展开了一副生动的画卷，将黑人社会的幸福与苦痛以各种色彩、各种声音的方式展现得淋漓尽致。

三、生态意象与女性形象塑造

《紫颜色》中索菲亚、莎格和西丽三个主要女性形象的塑造，都跟自然界中的意象紧密联系。作者巧妙地通过不同意象的转换实现了人物形象在岁月的洗礼中那微妙、却又有着翻天覆地的改变。

索菲亚代表的是黑人女性最初始的那种顽强。出生于典型的父权制家庭，她却没有屈服于命运，而是在逆境中培养出了顽强斗争的精神。“我这辈子一直得跟别人打架。我得跟我爸爸打。我得跟我兄弟打。我得跟我的堂兄弟、我的叔伯打。在以男人为主的家庭里女孩子很不安全。”[7]29面对某某先生以家长制的权威对他们婚姻的刁难，与哈波的沉默不语形成强烈对比的是，索菲亚毅然决然地离开了他们家，她对哈波说：“我和娃娃等着你，等到你自由的时候。”[7]24当遭遇家庭暴力时，索菲亚毫不犹豫：“我爱哈波，上帝知道我是真心爱他。可我会揍死他的，如果他想揍我的话。”[7]29-30然而，索菲亚的顽强仅仅局限于家庭生活。面对更强大更难以撼动的社会枷锁时，她却被彻底打败而萎靡不振。白人市长的老婆看到索菲亚将家庭和小孩理得干干净净，觉得她非常能干，想让她去家里做佣人。索菲亚暴力反抗这一公然剥夺人身自由权利的行为。然而，她的反抗换来的却是十多年的牢狱之灾。在牢中，她被打得遍体鳞伤。在时间的冲刷下，索菲亚的斗争精神日渐消磨。“她说话的嗓门有气无力，好像是死人在坟墓里说话。”[7]136最后当莎格和西丽要去大城市孟菲斯时，索菲亚却再没有当年的勇气和斗志了。“不是我，索菲亚说。她的神情好像在说，去，你们居然敢有这种想法。”[7]137索菲亚这一形象经历了“有声”到“无声”的变化，正如“骡子”这一生态意象所暗示的那样，象征着大多数被社会磨灭掉斗志、沦为父权制牺牲品的黑人女性。

与索菲亚相反，莎格・艾弗里象征的是黑人女性在更广阔社会背景下的坚强不屈顽强抗争的先驱精神。莎格追求的是精神的自由。莎格坚持自己的演唱事业，即使整个社会都将她看成毒草和娼妇。由于某某先生的儒弱，没有为莎格而与某某老先生及社会舆论进行抗争，莎格沦为了别人眼中的情妇。在病中，她依然对男人的软弱表示出十分的愤恨：“放开我的手，她对某某先生说。你怎么回事，你疯了吗？我不需要一个软弱无能的、不敢对爸爸说一个‘不’字的小娃娃抓着我不放。”[7]34-35尽管她的形象被社会丑化成了 “野草”和招摇的“蜜蜂王后”，然而从另一方面却表现了莎格对男权社会和传统的挑战，以及男性对其自由精神的惧怕。莎格・艾弗里形象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她是黑人女性梦想中的完美形象，还在于莎格作为先驱者对其他女性的帮助。莎格尊重人格和自由。她把西丽带到酒吧听她唱歌。当西丽想当然地认为没有人会注意到自己的存在时，却听到莎格叫她，并给她写了一首歌。西丽第一次感受到被人尊重。莎格还帮助西丽找到被某某先生藏起来的西丽妹妹耐蒂的信件，让西丽重新获得了亲情的温暖。莎格带西丽到孟菲斯，帮助西丽建立了自己的裤子公司，她对西丽说：“你不是我的佣人，我不是把你带到孟菲斯来伺候我的。我把你带来是爱你，帮你站起来做人。”[7]144-145莎格还帮助哈波的女友吱吱叫发现其唱歌的天赋，找到谋生的手段。莎格的形象具有超前的意义，她突破了传统对女性的束缚，是黑人女性独立之路的开拓者。

西丽的形象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索菲亚和莎格形象的一种融合，是作者更主张的一种和谐的状态。西丽从一个沉默的黑人女孩成长到独立女性的过程，一直都与自然的意象联系在一起。从最初将自己“树木”化，麻木自己的痛觉以求得生存，到发现生命力的存在与顽强。“我在树木中发现了生命力；后来我在空气中发现了生命力；后来在鸟身上；再后来是在别人身上。有一天我安安静静地坐着，觉得自己像个没娘的孩子，它突然来了，我觉得我是万物的一部分，不是跟万物毫无关系的、割裂的东西。我知道如果我砍一棵树的话，我的胳膊也会流血” [7]132。西丽的成长历程伴随着其对自身、对自然感受的恢复和认同。从最初被剥夺话语权、沉默无声、只能给上帝写信以支撑自己的世界，到内心与外部世界的接触，直至发现自己的才能、建立信心，创建公司，西丽从父权制家庭的牢笼中走出来，开创自己的天地，获得了经济和精神上的自由。面对社会桎梏，西丽的精神没有被磨灭，在友情和亲情的支撑下，西丽实现了从“无声”到“有声”的转变，从“无助”到“助人”的转变。虽然亲生父亲死于白人之手，西丽并没有选择报复，反而在店里保留了一个白人雇员。虽然长期遭受某某先生的家庭暴力和冷遇，西丽没有选择仇恨，反而因某某先生收集的贝壳认识到他的改变而成了一对相识已久的老朋友。在故事的最后，西丽不仅实现了自身的价值，也建立了与自然、与社会、与男性的多重和谐关系，赢得了社会的承认与尊重。

《紫颜色》通过生态意象描绘出三类典型的黑人女性及其生活的命运变迁。索菲亚代表了黑人女性最初的顽强，然而却在社会多重打击下被磨灭掉棱角和意志，象征了黑人女性成长道路上的苦痛与失败。莎格代表了黑人女性有意识的觉醒，是黑人女性中的领路人。西丽的成长历程既是黑人女性苦痛的写照，也是一部励志传奇。西丽的形象正如枯木逢春，只要去争取，一切皆有可能。

四、结语

总之，《紫颜色》中植物、动物和自然界的意象体现出了艾丽斯・沃克在女性形象塑造上的用心良苦。这些意象不仅仅反映出每个黑人女性形象的命运，更体现出了黑人女性与彼此、与自然、社会之间的联系。通过黑人女性形象的生动塑造，艾丽斯・沃克表现了她对小说艺术形式的探索与追求，创造性地运用了生态意象来贯穿故事的变迁和发展。通过对女性形象的生态塑造，艾丽斯・沃克表达了她对于性别问题、种族问题以及生态问题的展望和期待，提出了前瞻性的解决方案。正是这样的“前瞻性”，使得《紫颜色》直至今日依然拥有众多的读者，激励着世界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肤色的人们共同为改变命运而不懈努力着，也使得这本书成为了文学史上璀璨的经典之作。

参考文献：

[1] Cheryll Glotfelty & Harold Fromm.The Ecocriticism Reader：Landmarks in Literary Ecology[M].Athens：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1996：xviii.

[2] Levin，Jonathan.On Ecocriticism （A Letter） [J].PMLA，1999（10）：1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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