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雀台幽思录

位于河北省临漳县南部的邺城，是我国历史著名的“七大古都”。2002年5月去临漳，参观了铜雀台和鬼谷子故里。当地几个搞文史研究的朋友请我谈一谈自己的思想。我讲了两点：一是临漳可实施“文化后发型战略”，即在吸取其它古都文化开发的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利用自己独特的优势，通过古邺文物的保护和开发，古邺文化的宣传与弘扬，推动临漳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二是加强建安文化的研究。现将第二部分录于后，以供参考。

历时一千多年，铜雀台已成草木荒疏，但它在我心中的地位，仍然是那样地伟岸。这是因为自东汉至六朝，是我国文学的觉醒时期，亦为人性的觉醒时期。在这个时期，文学开始从文化学术中脱胎而出，逐渐争得独立地位。关于人的个性和追求，逐渐从文学作品中反映出来，在这一发展进程中，建安文学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

曹操和曹植是建安文学的代表。曹操资兼文武、才略出众，不但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而且是位伟大的文学家。他酷爱学习，御军三十余年，手不释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在诗赋、书法、音乐等方面有很高的造诣。他的诗苍凉古朴、气势雄浑、真切感人。其子曹植更是一位才华横溢、彪炳古今的大诗人。其诗情采华茂，骨气奇高、感情真挚，在他们的带动下，出现了以徐干、刘桢、王粲等建安七子为代表的文学昌盛时期。建安文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现实性强、直面人生，激荡着积极进取的精神。二是体现了对人的个性、才具、学问的认识和重视，这一点是人的觉醒的重要标志，也是文学的觉醒的重要标志。建安七子风格各异。刘桢高风跨俗、气势奇伟；王粲苍凉悲壮、文词婉丽；徐干辞义典雅、著论成一家之言。但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各抒胸臆、真挚直率，体现了一种积极的人性的呼唤和现实主义的精神。三是文学批评的提倡。曹操虽大半生在残酷的军事、政治斗争中度过，少不了对对手进行严厉的惩罚，但对文人的态度还比较宽容，关系也比较融洽。曹丕在《典论》和《与吴质书》里，对建安七子长处和短处的评价公允和客观。曹植在给杨修书里，也提出“世人著述，不能无病，仆尝好论弹其文，有不善者应时改定”，这种欢迎批评，及时改正的作风，在封建社会是难能可贵的。

建安文学不仅是当时先进文化的代表，扬起了文学的觉醒与发展的大旗，而且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建安文学在文学讨论方面的良好风气，直接推动了后来南朝文学的发展。唐朝时期，由于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广泛而持久的对外文化交流以及相对宽松的创作环境，把建安文学所开创和拓展的文学发展方向推向了一个辉煌的顶峰。遗憾的是，这种文学发展方向由于在当时没有生产方式的变革，当然更谈不上科学与民主的社会环境，文学和人性的觉醒常常受到扭曲与扼杀。人性发展和个性追求，在权利没有制约的封建君主那里，常常沦为暴虐和荒淫。隋炀帝、李后主均在文学上有相当的造诣，但其暴行却令人发指。在没有学术自由的环境里，追求个性解放的知识分子往往只能以清淡遁世来维系自己的精神生存的空间，有时不免沦为狂放和荒诞。因而宋朝以后，主张“内敛”的理学兴起，汉唐时代开放与兼容的泱泱大国之风，被闭关锁国、高度集权的明清模式所取代，国门越关越紧，对思想文化禁锢也日愈强化，富有个性和生命力的文学创作只能在重压下曲折地发展。

与曹魏同时代的蜀汉和东吴，在文化的建树上不能与之相比。蜀汉的诸葛亮虽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但由于当时条件限制，蜀汉文化并无大的成就；孙权统治的东吴，刑罚苛严、横征暴敛，更无文治可言。蜀国灭亡的时候，属地人口不到一百万，却养兵十万，官吏人数也达四万；吴国灭亡的时候，拥有士卒二十三万，官吏人数也达四万。这样庞大的军事官僚机构和持久的军备竞赛，是两个割据王朝的国力无法承受的，因此灭亡是必然的结局。后来代魏的西晋王朝，腐朽糜烂，很快陷入了崩溃的境地。无论从生产力发展和百姓修养生息的角度，还是人类历史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来说，相比之下，曹操的历史地位更加显著，在邺城兴起的建安文学也更加值得研究。这些意见纯属一家之言，或许对研究古代文学和发展旅游文化以及通过继承和弘扬民族优秀文化来推动现代经济文化的发展有一点作用，因此提出来与同仁们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