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金:婚约改变了我的生活

引言 斯蒂芬・威廉・霍金，被人们称为当今的爱因斯坦。1965年与简・王尔德结婚，生有二子一女。1990年，与结婚25年之久的妻子离婚。1995年与他的护士结婚。2006年，64岁的霍金又与第二任妻子离婚。

1962年夏，当一群女生穿越一条街道的时候，一位头发不太平整，“步态不太雅观”的年轻人从她们的相反方向穿过了这条街道。在这群女生中有一名叫戴安娜・金的女生向朋友们宣布，这位行为古怪的年轻人就是才华横溢的斯蒂芬・霍金，是她哥哥的朋友。

在这群女生中，有一个名叫简・王尔德的人注意到了这位年轻人。简出生于公务员家庭，是个庄重腼腆的年轻人。

那年秋季开学以后，在剑桥读书的霍金感到面临着挑战。那时在科学界，宇宙学并不为大多数人所看重，因为证据太少，所以宇宙学被看作仅能推测的科学。

经过一个夏季的学习，霍金对于宇宙的兴趣进一步地激发起来了。他决定研究宇宙学和广义相对论，然而身体上那些神秘的症状成了他前进道路上的障碍。

霍金的身体越来越差，手脚越来越不灵活，他再也不可能瞒过朋友和家人了。在父亲的坚决要求下，霍金去看了他的家庭医生，然而这位医生诊断不出这种疑难病，就把他转给了一位专科医生。霍金的心还牵挂着难以确定的诊断结果，而此时他的老朋友巴兹尔・金及其妹妹戴安娜正要举行元旦聚会，他去参加了聚会。参加那次聚会的还有简・王尔德。简被“他那幽默的情趣和独立的人格”吸引住了，她带着好奇心，全神贯注地聆听着他在剑桥的故事。

聚会结束的时候，他们交换了姓名与地址。令她既高兴又惊讶的是，几天后，她收到了请帖，邀请她在1月8日去参加聚会。请帖上并没有说明是什么聚会，还是戴安娜・金在私下里告诉了她，是庆祝霍金的第21个生日。

霍金过完生日后不久，进了圣巴特医院。他花了长达两个星期的时间，经受了一连串检查，结果得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他患上了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一般把它称为肌萎缩性侧索硬化症。

这是一种原因不明的不治之症。患上这种疾病的人病情会不断加重，走路会变得越来越困难，这种日子过着过着就需要轮椅了；他们的手臂和手会变得越来越没劲，就连吃饭和写字这样简单的动作都会难以操作；说话和吞咽也会变得越来越费力，最后甚至连呼吸都会变成一场搏斗，疾病到了后阶段可能还会用上呼吸器，因而会严重地危及生命。霍金的医生明确地认为，他的生命估计很快就要走到尽头了。

霍金躺在医院里的时候，为自己已经明了的命运而感到遗憾。诊断结束后，有那么一段时间，他在梦里也会烦燥不安，诚然，他对于生活已经厌烦了。

简从戴安娜・金处听说那位阳光青年遭受到了这样的不幸，她感到震惊。

简心里很难过，变得沉默寡言。她的母亲看出了她的心思，建议她为霍金祈祷，除此之外，也无能为力了。

一天，霍金要回剑桥，而简要去上课，他俩去了同一座火车站。她大吃一惊，他不仅很高兴，而且还跟平时一样，看上去兴致勃勃的，他不愿意谈及自己的疾病。他俩在旅途中沉湎于交谈之中，结果两人为第一次正式约会制定好了计划――先到一家别致的意大利餐馆去吃顿饭，然后再去买票看电影。

后来，霍金把她接到了剑桥大学，那时他的身体显然更糟了。不过她跟他在一起还是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她感到很痛苦，因为她意识到，他俩的关系正在发展之中，而这样的关系看来注定是短命的，这样的关系很可能还会导致令人心碎的结果。

霍金以后没有跟她再联系，一直到了11月份，他才问她是否愿意跟他一起到伦敦去听瓦格纳的歌剧《漂泊的荷兰人》。好久没有听到霍金的消息了，她十分明白，他的身体在衰退，他现在步履蹒跚地走不稳当，而且也不能长距离行走。

之后，简只有在学院里的基督教联合教会中才能寻找到慰藉。霍金是个无神论者，简担心会因为他不信仰上帝而“毁了我俩”。

1963年的圣诞假期使霍金短暂地舒心了一下，跟简及父亲一起去听了一场歌剧。简发现歌剧已经成了霍金不可或缺的东西。此后，在没几个月的时间里，她就和霍金一起去听了许多场这样的歌剧。

最后，霍金的医生们摊了牌，医生们无法阻止他的身体朝差的方向发展，医生们也无法给予他任何希望。在他俩的关系还没有确定的情况下，简在4月份的时候去西班牙度过了一个学期，她在异国他乡给霍金写过好多封信，然而他连一封信也没有回过。尽管当时霍金的个人生活处在一片乌云之下，但是他在1964年春天的那个学期还是找到了一点让自己感兴趣的事，找到了研究的课题――研究不断膨胀的宇宙的不同性质。而那个时候简也正跟她的家人一起到欧洲去旅游。

令简感到高兴的是，她收到了霍金的一张明信片，明信片上说他在威尼斯等着她的到来。那一年简和霍金又重逢了，他俩很高兴，这两个诚挚的年轻人的关系得到了发展。霍金此时用上了一根手杖，他的身体也因此而平稳了。

霍金似乎找到了自己的幸福，那一年的10月份，他向简求了婚，她愉快地接受了，而且立即放弃了从事外交工作的打算。霍金向简的父亲正式求了婚，他答应了霍金的请求，但是却提出了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要等到女儿大学毕业以后再结婚。霍金承认自己确实会给简带来过重的负担，然而他又断言，不是简“力所能及的事”，他是不会要求她去做的。许多年以后，简也承认，如果她的亲生女儿把一位身体状况跟霍金相似的人带回家的话，她还不知道会做出什么反应呢。

霍金的父亲提醒简，霍金活不了多久，如果他俩真的有缘的话，就尽快生孩子；他深信不疑地对她说，从霍金的健康状况来看，他还是能够活到孩子出生的。也许是因为简年轻幼稚，也许是因为她天性乐观，居然会不顾质疑，不顾障碍，甚至不顾能够预料到的严酷后果，一心只想嫁给霍金，她很乐意把家庭的重担挑起来。由于还需要照料霍金，所以她的生活肯定会很艰难，而她想得到的回报，也仅仅是丈夫对她的爱，以及丈夫的鼓励。

就霍金而言，他经常坦率地承认，那个婚约“改变了我的生活，它给了我生活的目标”。简后来也回忆过那些充满了理想的单纯的日子，她解释说：我们那个时候有很强的意识，无论怎么说，我们这一代人生活在最可怕的核阴云之下，因为随着一声４分钟的全球性的警报，这个世界本身也很有可能就到了尽头。这就使我们尤其觉得，我们必须要尽一点我们的绵薄之力，我们必须要追求一段理想主义的人生经历。现在看来这样做可能是幼稚的，但是我和霍金在上个世纪60年代恰恰都显示出了这样的精神，无论怎么说，这样的精神是给予我们的最好礼物。

但是，还有两个障碍挡住了他们的计划。第一，韦斯特菲尔德学院通常是不允许大学本科生结婚的，因此简得设法搞到一张特别许可证，如果等她毕业了以后再举行婚礼的话，那么届时霍金有可能已经死了。当然简也得为这张许可证付出代价，她必须在一周之内从校园里搬出去，去住私房或公寓大楼。那时霍金住在剑桥大学，他俩只有在周末的时候，才能上新家去一块儿过日子。第二，霍金要养家就必须找到一份工作，要找到一份工作就必须找出一个课题，并且及时地搞完这项研究，写出研究论文，然后申请一个职位，得到一笔理想的奖金。霍金后来承认，“我发现我喜欢赚钱养家，也许把搞科研称为赚钱养家并不十分好听”。

霍金说干就干，为此写了一篇论文。他在2月份的时候写了一份申请书，向该学院申请一个搞科研的职位，他的导师萨马也为他写了一封推荐信。而此时的萨马也正好需要一名副手。霍金于1965年的10月走上了当副手的岗位。

1965年的那个春天，霍金还申请过私人资助的“引力奖”，他得到了一个“称赞奖”及100英镑奖金。他的婚礼即将来临，婚礼的费用差不多也是100英镑。

1965年7月14日，简和霍金按惯例举行了一场正式婚礼，紧接着就在第二天，他俩又在剑桥三一礼堂的小教堂举行了宗教仪式。在度过了短暂的蜜月之后，这个霍金家庭开始了他们的新生活，那时的霍金博士已经是国际上小有名气的物理学家了，而他那位尽责的妻子还是个大学。

（摘自上海远东出版社《霍金传》 作者：［美］克里斯廷・拉森 译者：张可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