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磨一剑 12期

所有人都会认同，成功源于勇气和智慧，更源于勤奋与毅力。对于摄影，恐怕更是如此。

因为媒介特性，从事摄影的技术门槛并不高，具有“灵性”光影与构图的佳作“偶得之”的几率也大于绘画、雕塑、音乐等艺术形式，从而总会有人觉得摄影师的成功来得更容易。然而，拍出“好照片”与成为“优秀摄影家”的差距并不完全取决于照片的视觉美感，作品中所包含的摄影师对社会与生活的洞见，以及作品的社会价值与意义更决定照片的生命力，也更反映摄影家的功力。可是，要做到这些，摄影师非下“苦功夫”不可，长时间的思考与努力成为必须。

以上是我们策划这个专题的初衷。

于是，我们回望那些耗费多年心力完成的作品，不经思考，究竟有哪些主题值得一名艺术家倾尽全力长时间坚持？他们的创作思路或行事方式是否可以被复制？时间之外，又是什么造就了他们的成功？

可是，当采访杨延康时，第一个问题即被他如此打断：“我想问你，如果没有这么长时间，你怎么能够理解你的拍摄对象和主题？”时间对他来说，是完成作品必须的前提。当访谈完毕，我大概领悟到，要考虑为什么一些摄影家能够长时间坚持一个主题和方式，需要从摄影语境之外寻找答案。

本刊曾在2013年5月采访塞巴斯提奥・萨尔加多，他用8年时间游历世界拍摄完成《创世纪》，缘起是在五十多岁时回到巴西故乡后，对几十年来生态环境变化有所反思。在拍摄作品的同时段内，他还做了一件大事――在家乡种树，试图恢复当地的生态环境。摄影与种树或许不相关，可在萨尔加多的考虑中，它们都是自己为了共同目标而发出的声音。于是，要了解《创世纪》的创作经过，便不能只从摄影入手。

同样的，60岁的杨延康、52岁的张望和71岁的王福春，这三位中国摄影界的大咖，他们的拍摄也并非只是在完成一次对社会状态的观察和审视，或是单纯通过影像表达自己对某类问题的见解。而出生在苏黎世的61岁摄影家伊恩・施黛莉（Iren Stehli），曾跟拍一个在布拉格生活的吉普赛妇女莉布娜（Libuna）近三十年，直到女孩变成祖母。她的镜头对准捷克社会，却很难说她仅是在观察和体验。

在长期项目中，摄影所反映的，其实已经超出影像的审美层面，也不仅仅是表达摄影者的观点和情绪；从中看到的，是摄影家对生活、对精神追求的诠释，这种诠释不针对具体对象，不是输出价值观，而关乎他们的人生观。

虽然现在是“快餐社会”，但在摄影领域，仍有很多摄影家倾心创作跨越时间大、信息量更饱满、引人思考乃至研究的作品。在这里，4位摄影家的故事只是代表。但我们相信，影像会同时间的的双重力量能够让朋友们思考更多。

见到杨延康，不由想起贾岛的名句“十年磨一剑”。作为苦吟诗人的代表，贾岛也曾“三年得两句，一吟泪双流”。苦行二十年的杨延康在艺术道路上一直坚守着传统，用黑白影像传达他认为最质朴和本真的人性，坚定地行走在经典摄影的道路上。

无论是诗歌、写作、绘画或是摄影，对艺术的追求或许意味着一种磨砺――生活的磨砺，也意味着选择一种修行。持久的执着会磨掉那些多余的东西，让自己越发纯粹起来，才能进入一种境界。这种境界表面上看似神通，即获得上天给予的独特的艺术礼物―也许是一张让人泪流和震撼的照片，也许是一句让人不住回想的诗句，也许是一段激动人心的旋律。而实际上，这种境界是艺术家摒除内心一切杂念，完全打开了听觉、视觉、触觉和灵魂来感受外界的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艺术家也许会获得一瞬间的极致快乐，也许会因为体验到崇高的意义而体验到窒息的紧张，甚至是哆哆嗦嗦、小心翼翼的心理感受。不过，无论是哪一种，这种境界都指明：经典的道路，只能容下纯粹的人。

认识杨延康

许多人认识杨延康都是从他的经历开始，可我认为，认识杨延康必须从他的作品入手，甚至说应该从作品的精神内核入手。杨延康面对媒体曾不止一次说过，人性和爱是他拍摄的立足点。他说：“摄影那么多元，那么丰富，但通过对现实的批判，人性的东西是不会改变的。无论拍摄什么你都是人，都要从人出发，去表现人性，表现爱。即使刻画苦难也是在揭示爱。而人类社会在发展中会出现很多问题，无论是对自然的破坏还是各种灾难，都需要回到人本身，从人性上来考虑。”那么人性到底是什么？注释说：人性是从根本上决定并解释着人类行为的那些天性，会受所处社会环境的影响；从心理学角度讲，人有两个本性，即生与死。“生的本能表现为善良、慈爱、宽容等积极正面的行为。死的本能则表现为杀戮、贪婪、自毁等邪恶极端的行为。”那么，是否可以这样理解，人的本性就是人们如何看待生死，又是如何用这种看法来指导行为；而所谓爱，则是由人性的积极所激发出的一种情感。

人作为万物之灵，只有短短一生，不该浑浑噩噩地度过，总要想想自己为何而生，又如何而死。这是一个思考的过程，更是一个追寻的过程。在都市中浮浮沉沉，被漂亮衣服、名牌鞋子、敞亮房子、豪华车子晃得张不开眼的人们，生死只能归结为生存――打卡、混日子、发工资，逛超市，下馆子，即便午夜梦回，有一瞬间不知自己身在何处，又为何而活，不知如何消解掉对死亡的恐惧，也只能安慰自己：人人如此，我又何必想一个想不清楚的问题。

迷惘让人亲近信仰。宗教也许不能等同于信仰，却是现代社会信仰的反映。人们不光可以信上帝，信佛，也可以去崇拜甚至迷信金钱和权力。杨延康在之前二十年所追求的信仰，是不以物质为基础的，他希望通过宗教的力量，来够摆脱物质的苦恼，以及由此带来的人际上的纠纷和斗争，够获得心灵的解脱、安宁与快乐。

因此，如果只是单纯认为杨延康就是宗教摄影师，那是在误读他。这只是他探讨人性的落脚点，并不是全部。宗教遍布世界各地，在中国繁华的城市，也同样兴盛。但是中国乡村的天主教和藏地佛教，都有一个共同点，即是物质的相对匮乏和信息相对闭塞，自然环境相对恶劣，其核心共同点就是对传统的坚守与保持。宗教对生死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就像天主教认为人可以“因行得救”；信天主听从天主教诲，死亡也只是安息；而佛教认为人没有生死，只是永世轮回。也正因为如此，杨延康在拍摄第一个十年项目《乡村天主教》时，要让我们看到“信仰之人，面对生存与死亡都显得极平静和自然，因为他们懂得怎样去筑建通往天国之路 ”。

杨延康说：“拍别人其实就是在拍自己。”摄影创作终归是主观的东西。即便是纪实摄影，也是用拍摄者的眼睛去看，去感受，作品被赋予了拍摄者自己的理解和感情。拍摄藏区的十年，他经常是背上一壶水，揣上一个馍馍就日行十里或是跟着喇嘛进行七小时的徒步朝圣，跟藏区的人们一样生活着；在青稞收获后，他也和阿妈、阿爸、阿哥们一起喝酒唱歌，体会他们单纯的快乐。“我就去拍，去感动，觉得自己有了更多的悲悯之心。有了悲悯之心，你才能对美、对人心生感动，同时，作品里面也才有这种情怀。人并不是生下来就是这样的。”

所谓悲悯，更多是有一种感同身受的通感。看到杀羊，能感到羊的恐惧；看到屋檐下的雨水、生长的青草，能感到生命的喜悦。明白它们的苦乐，才能感同身受，而不是麻木不仁。拍摄反映出信仰之人的平静与自然，也映射出杨延康自己越来越丰满和放松的内心。就像画册的名字《心象》一样，这是一份探讨人性的答卷，也是一面照出内心的镜子。

成为杨延康

十年，2000个胶卷，7.2万张图片。可杨延康一直强调：十年并不长！对于纪实摄影而言，这就像种菜一样，一年两年只能种出萝卜、白菜，十年才能栽一棵树。

杨延康的摄影计划总是十年一个专题，前二十年拍了天主教和藏传佛教，下一个十年将献给伊斯兰教，这长达三十年的宗教专题，其价值不言而喻。曾有媒体用“自我救赎”来形容他的长期拍摄，并指出“摄影就是他的信仰”。他也希望自己的人生是“活到哪里拍到哪里”。那他的摄影之路可以复制吗？杨延康是如何成为杨延康的？

“首先要解决生存问题。”1980年代到深圳工作的杨延康，有一个单位分的房子，公交出行，生活非常简单。辞职后，成为体制外没有工作的人，为解决生存问题，他也曾接拍一些商业摄影和印刷的活儿，挣了钱就买相机、买镜头，等攒了一点经费就开始拍摄。在没有负担的情况下，心态才能是“自由的、愉悦的”。

“放弃摄影过程中的物质追求。”就他自己而言，在拍摄中，带上一件衣服，够换洗就行，带上一块糌粑、一个馍馍、一瓶水，不饿着就行。“把有限的经费用在拍摄上。”每天都是不敢怠慢地疯狂行走。“你需要行走到山里面的村庄，无论怎么艰苦都要走过去。这个过程就是在磨砺肉身，佛眷顾我，会给我一张让我很喜欢的照片，拍下来，同时我的心灵也得到了满足。”

杨延康也“放弃”了自己的生活。1954年出生的他，今年已经60岁了，至今单身一人，在高原流浪十年，每年只有两个月待在深圳，也只是为了冲洗照片，休整一下继续出发。现在更是直接把家搬到成都，只是为了“离高原更近一点”。他更坦言，为了摄影没有办法承担家庭责任，所以只好选择放弃。对母亲更是内疚。“三十年我就回深圳过了一次年，回贵州老家过一次年。我妈妈今年90岁了，她90岁生日时，我在做开幕展览也没有回去，很难过，心里觉得不平衡，但是你必须为了它放下很多东西。”

虽然对自己生活的所欲所求被降到最低，杨延康对作品却永不满足。只有不满足才会继续追寻，行走，一直在路上；只有不满足才会打开内心去听别人的批评和质疑；不满足才会不断学习。他认为摄影家不能总是在拍摄，还要思考、阅读、展览、讲座，不断交流，吸收新的营养，“补充自己，做得更好一些”，“艺术家要不断往上走，不断去发现新的事物，不断更新自己对艺术的表达。”

以上四点，让杨延康成为杨延康，却很难让其他人成为杨延康。

放弃了世俗之物，看起来孤独又艰苦，可是杨延康却乐在其中，用他自己的话说：“拍摄的过程是很幸福的。”他明白，自己的路不可复制，但摄影的纯粹之路必须经过时间方能寻到，对于每一名希望拍摄出具有影响力的纪实摄影作品的摄影师而言，都是如此。他的主题是信仰，但信仰并不一定有关宗教，拍摄“变化中的家乡，自己的父老乡亲，社会变化中的一种品德，或是拍一个城市关于信仰的符号”都可能像他那样找到通向纯粹之路，关键是要“找到一个切入点，不断地拍摄，一步一步地往前走”，时间长了，自然能累积一些“让自己感动的内容”。

超越杨延康

每个成功的摄影家，都有自己独特的影像语言，就像本期专题中同时出现的摄影家张望，他同样拍摄宗教主题，已花费十五年时间，但是他的影像语言与杨延康大异其趣。被媒体广泛引用的日本著名摄影家高桥亚弥子对张望作品的评论，可谓妥帖之至：“张望先生的作品给人一种空间、距离、对比感，因为他站得很高。”而观看杨延康的摄影作品则给人一种和被拍摄对象正面相遇的亲近感，角度也总是平视，毫无距离。

杨延康这种融入式的拍摄角度，形成一种独特的摄影语言。但是这是杨延康的方式，如果真要复制杨延康的道路，那绝不是要成为他，或是他的影子，向他学习，是要最终超越他的影响，成为自己，形成自己独特的影像语言。

谈到自己这十年来的遗憾时，杨延康显得谦虚：“拍摄中，对于影像的把握，还有自己的内在的修行、对文化的理解，有时还是不够的。这既包括对影像的理解，也有对当下摄影讯息的把握，还有对传统摄影的坚守。”

带着这份遗憾，杨延康也正在准备超越自己，精进自己的影像语言。下一个十年，他将奉献给有关伊斯兰教的摄影。虽然这个项目将在2015年启动，但杨延康已经准备了很长时间，“在看一些书。比如张承志的《心灵史》，还有中国拍过伊斯兰教主题的摄影家们的作品。只有研读别人的作品，研读伊斯兰教的信仰规律以后，我觉得才会学会尊重，对自己的影像语言具有判断能力，并真正地融入这个主题。”

同时，在观察方式上，二十年来都是用徕卡相机的杨延康也计划着改变，“习惯的构图方式会阻碍我，而做摄影家应该不断地变化，我想在下一个十年换种观察方式，影像可能会换成方构图，胶卷和机器都准备好了。”

艺术的道路，从来不是坦途一条，是要牺牲，忍受寂寞的道路。十年、二十年都是可数的，但是“生命没有完结，”，没有，“也不应该有结点”。